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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从大历史角度，分析了黄帝战蚩尤为中华文明的开端。不过内地的史学家通常把夏朝作为中华历史的开端，因为夏朝是第一个家族传承的国家，而黄帝、尧舜禹等上古五帝，更像是部落联盟而非国家，帝位传承靠推选禅让，部落尚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型时期，部落中权力传承可能是舅甥制而非父子制度。夏开启了第一个“家天下”体制，说明夏完成了从母系氏族走婚到父系氏族建立家庭的转型，因而内地历史学家均把夏作为国家和王朝的开端，夏在历史上位置相当重要，中华文明也以“华夏”后裔自居。
然而，如此重要的夏朝，在考古上迟迟未能得到证实。不像商朝，被丰富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记载的历史作为铁证。甲骨文记载的商朝历史也证实了《竹书纪年》记载的准确性。盘庚迁殷后，商朝的历史273年，考古发现历代诸王与《竹书纪年》记载一致，而与《史记》有偏差。
其实盘庚才是第一代商王（帝），之前的商只是一个小方国而非霸权，在殷定居下来之前，商都五迁，居无定所，所谓的第一代商王不过是一个部落酋长；哪怕是第七代商王王亥，也只是一个四处贩卖牛马的商人，最后被有易部落谋财害命，死于非命。这时候的商人，哪里有一丝一毫帝国的影子？
自从盘庚在殷地（河南安阳）定居下来后，商才逐渐崛起，成为中原霸权。殷商的历史273年，西周的历史275年，周其实到周幽王就已经灭亡了，东周只是一个傀儡和破帽子，并不是一个中原霸权。从这一点来看，东方大国历朝历代最长没有超过三百年的，存在“三百年魔咒”。
夏的存在只是在史书记载中，在甲骨文中根本没有夏的记载，夏朝后期的诸王像“桀”，在甲骨文中同样没有发现这个字，周朝才出现。
因而有不少史学家据此认为夏并不存在，是周人伪造的历史。为何周人要伪造夏朝的历史？因为周自称是夏的遗民，从东部迁徙到西部，成为兴起商王朝的臣属。周自称“小邑周”，称殷商为“大邑商”。
周武王在农历新年之际以臣属的身份偷袭商帝辛（商纣王），被认为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弑其君。周朝强调“以德治国”，为了抢占道德制高点，周人伪造了夏朝的事迹，说商的崛起是灭掉了残暴不仁的夏王朝末代君主夏桀，所以周从商的手中夺取天下不过是循例而行，商做初一而周人做十五，是正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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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如果是虚构的，那么以此往上黄帝战蚩尤、尧舜禹和夏王朝的建立者启，都将失去依据成为虚构的历史人物。
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周人无法臆造出数千年的历史，再说这类传说也有旁证，黄帝跟蚩尤的交战，并非在华夏流传，三苗后裔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有先祖蚩尤战黄帝的传说，只是视角和立场不同。
而且黄帝、尧舜帝在考古上也有发现，黄帝及其部落对应石峁遗址，尧舜对应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位于神木县高家堡镇东山之上，总面积超过五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遗址石城以长达10公里的石砌城垣为周界，内城、外城重重拱卫着核心区皇城台，遗址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
石峁遗址的各类遗物遗存涉及军事、宗教、天文、艺术等领域，所展现的文明程度，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和判断：发掘的玉器最薄处仅0.03厘米；口簧、骨笛等乐器至今仍然可以吹响；骨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针孔直径最窄达300微米；大小不规则的乱石看似无序，却垒砌出规直、平整的墙面，门道的墙角呈近似90度的凌厉直角线；清理出迄今数量最多的中国史前壁画，画幅保存最大者约30厘米见方，白灰面作底，以红、黄为主色，细黑线勾边，绘出菱形方格纹、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系中国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外城东门门道呈东偏北31度，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位，说明石峁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天文测量方法和历法知识。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一个霸权，4000多年前能够建立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城市。石峁遗址位于河套地区，区域和时间跟历史记载的黄帝部落重叠，而且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出土了大量高鼻深目有中亚白种人特征的石雕，也跟“黄帝西来说”相吻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考古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陶寺遗址有几个之最：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发现了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其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史前遗址第三大城市，时间与地域与历史记载的帝“唐尧”相吻合，普遍认为陶寺遗址是尧舜二帝的王城（舜帝是唐尧的女婿）。
既然黄帝等五帝存在，那么大禹和建立夏朝的启也存在的，从部落联盟到家天下，也符合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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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五帝和夏是存在的，那么为何在商王朝的记载中找不到“夏”的记载？也许夏存在和周人造假并不矛盾。什么样的谎言最难识破？九真一假的谎言才是最难识破的。
就像古董造假，纯新的一眼假很容易识破，那种用古墨、古纸请高手仿照就很难识破，你用碳十四都检测不出来，用真古董的瓶底残片嫁接，真假混杂，高手都常常看走眼。周人并没有伪造夏朝的全部历史，五帝、大禹和夏启的历史是真实的，但是夏王朝在商人崛起之前就因为内部矛盾而覆亡了，商人并未灭夏，也并没有什么直接继承关系，所以在商人的历史中找不到夏的记载。玄鸟生商，商人崛起于东夷，跟五帝和夏的传承不是一路，在夏亡后，中原地区不存在霸权，类似于后来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
商从一个小部落崛起，吸取了五帝的一些文化传承，例如商人对内称“帝”，对夏遗民则称王，类似于唐朝天子，对中原地区称皇帝，对草原游牧民族则称“天可汗”。商纣王只是周人等夏遗民的称呼，在商人内部则是称为“帝辛”。
商并非承袭夏，五帝和夏是中华文明的萌芽，当时还没有文字和青铜冶炼，商有文字甲骨文、青铜器和王城，完全符合文明三要素，而且独立发展起来，所以把商看作中华文明（不是文化）的真正源起也并无不妥。
我们查看夏王朝的历史记载：五帝联盟部落由于黄帝西来，所以内部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派系。大禹本是出身于西方的部落，因为治水获得了大量东夷部落的支持和认同，势力大增。之后流放舜帝至洞庭湖区域，夺得了帝位。
唐尧和舜帝等西方部落不甘心失去权力，在大禹死后，推举伯益为帝，但作为“王”的军事首领（王的甲骨文本意是斧钺，象征军事首领的指挥权，不服从就要军法处置，跟古罗马执政官红带捆绑的榆木或桦木棍棒，上面插着战斧的斧头作为权力象征类似）、大禹的儿子启偷袭杀害了帝伯益，由此引发帝部落联盟内战。
陶寺遗址就是在这次内战中被毁灭，考古发现陶寺遗址覆灭之时，出现大量的墓地被毁灭，一位女性祭祀或者贵族下部被插入牛角凌辱致死。
夏的暴行也许激起了西方部落剧烈的反抗，夏也不得不依赖东夷部落雇佣军，文化也转变为东夷的太阳神崇拜，君主自比太阳。
到启的儿子太康在位，权力就旁落东夷部落的后羿之手，史称“太康失国”。直到太康的侄孙少康才复国，而且吊诡的是，少康居然是太康侄子相的遗腹子，一般来说遗腹子疑点颇多，很多时候只是宣称。
通常一个霸权衰败下去后难以再兴，少康复国简直就像一个神话。也许真实的历史就是夏朝是第一个家天下国家，推翻了选举部落联盟首领的禅让制而陷入不稳定状态，类似于秦朝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结果二世而亡。一些有野望的势力打着夏后裔的旗号，但也没有维持稳定的霸权而消亡了，之后过了数百年，商人在中原崛起，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家天下王朝。
少康之后的夏朝历代君王，包括夏桀，都是周人伪造的历史，只是为了给周武王伐纣提供正当性。
后羿在历史最著名的传说是后羿射日，射下了九个太阳，这其实是一种隐喻，后羿消灭了夏王朝九个有继承权的王子势力，攫取了夏的最高权力。《竹书纪年》中记载后羿曾经称王，不过又被部下背叛被杀，中原地区进入乱世。
周人记载的历史中，夏朝最后一个君王夏桀，也以太阳自居，而且残暴不仁，以至于民众诅咒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很可能夏桀就是被后羿灭亡的九位夏朝的王族成员之一，周人移花接木，创造了成汤灭夏桀的历史，在商人甲骨文记载的历史中，则完全没有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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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夏存在之谜得到解释，那么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也就同样可以破译了。三星堆有城市、有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唯独没有出现甲骨文，可知三星堆的在文明发展史上要早于商，大致处于五帝和夏时期，如果跟商同期，那么也会出现甲骨文和文字，文字是很容易被学习、传播的，三星堆没有文字，是因为当时的文明还没有进化到发明文字那一步。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是在夏朝灭亡之际，夏王族逃亡至蜀地，带来的夏王朝文化。但如果商灭夏是周人伪造的历史，那么夏的灭亡是被后羿从内部篡夺了王位，消灭了夏王朝有继承权的势力（后羿射九日），那么夏王朝的遗民就不能逃亡到蜀地。
再说夏启杀伯益，夏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至上的王权，而非像三星堆那样的神权，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器和藏品均为祭祀坑中发现，青铜器被砸碎、其他文物被焚烧，显然是为了祭祀神，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至上的文明，而非像夏一般为王权文明。
所以三星堆的来历就呼之欲出了：它源自被夏启袭杀的帝伯益，五帝最后的余晖。
伯益中的伯是爵位，益是名字，古人的名字不会乱取，通常以地为名。益州位于蜀地，伯益应该是源起蜀地益州的部落，跟尧舜陶寺文明结盟而被推选为帝，伯益被夏启偷袭杀害，陶寺文明被连年的战争毁灭，伯益的族人和帝的祭师们逃亡到了蜀地，这就是三星堆文明的由来。
夏启并没有获得部落的推选和帝的仪仗祭师，所以他无法称帝，只能称王。
五帝文明中的黄帝，受中亚一代文明影响，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可以看到黄金权杖、青铜大立人等中亚文明的影响；五帝文明与东夷文明融合，所以有青铜树、扶桑建木等太阳崇拜的影响，从三星堆青铜器，我们可以一窥五帝时代文明的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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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杀帝伯益，周武偷袭商，都是王权跟神权之争。商人非常迷信，相信君权神授，在天上有“上帝”，地上的君王为“下帝”，遇事不决动辄祭祀，以人为牲，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相当血腥。
甲骨文中记载人祭的文字1350张，卜辞1992条，仅在商王武丁时代，就有670多块人祭甲骨，1000多条记录，供人牲达5000多人。商人祭祀祖先和神灵时通常会将人和动物一同放入滚水中烹饪。在一次商朝的祭祀活动中，竟杀了一千头牲畜和一千个人来祭神，甲骨文上对此事的记载则是“千人千牛”。这种以人为牲的祭祀文化跟印第安人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文化习俗类似，阿兹特克帝国祭神，最多一次杀了上万人！
可能是当时流行的祭神方式，通常认为祭品身份越高贵，神灵就越喜悦，因此通常用战败贵族和祭祀作为祭品，周文王和其嫡子（周武王之兄，封神演义里被商纣王做成肉酱分食）在甲骨文记载中是战败被俘被做成了祭品。
商人烹饪战败部落贵族少女人头的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人看来，祭祀是头等大事，用兵之前也要占卜，如果没有神灵的祝福，是不会对外用兵的。周朝兴起之初，接连夺得了商周边的一些小方国，朝中大臣向帝辛（商纣王）报告，帝辛满不在乎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说，天命在我，大商有天上诸神庇护，周朝奈何不得。
周武王伐商，曾经用龟甲和蓍草进行占卜，都是大凶之兆，结果周武王不信邪，踩烂龟甲，把蓍草丢入黄河，说“枯骨死草，何兆吉凶？”坚持出兵偷袭商，结果一战功成，取代商成为中原霸主。
周人代商之后，不再像商人一般迷信神灵，而是提出了一个“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论，意思是谁有德谁就能够得到天下。
只是德行这个东西，又无法量化比较，最终还是看实力，这其实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文雅说法，最终是暴力作为元规则来决定谁有德、谁无德。
孔夫子的学生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帝辛征战一生，类似项羽一般的战神，平生只败一次，但他疏忽大意，主力在东部作战被周武王偷袭得手亡国了就成为无德暴君。
东方大国是最早走向世俗化的文明，民众不信神自夏启袭杀伯益、周武王偷袭帝辛始，人人都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信自己的努力人定胜天，而非去讨好取悦神灵，一粒金丹吞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东方大国文明中与其他文明与众不同之处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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