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当今社会,哪一个群体的贡献最大,却承受了最多的恶意与谩骂,一定非企业家莫属。当他们成功时,人们揣测其“第一桶金的原罪”;当他们遭受侵害时,人们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
但事实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荒谬。
所以说,企业家的处境,不仅是财富和文明的风向标,也是普通人命运的预演。
我们从张维迎、德鲁克、鲍莫尔等东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总结了“仇视企业家的四大原因”。在财富清零、前景迷茫的当下,厘清这四个原因,越发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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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延续
在几十年前流行的“斗争哲学”中,企业家是“剥削”、“买办”、“投机倒把”的代名词,是一种违法的、低贱的职业。
时至今日,尽管“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已经写进国家法律,但很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从前,动不动就对企业家上纲上线、喊打喊杀,叫嚣着要把他们“挂路灯”。
回望更长的历史,其实可以发现,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全人类的“文化传统”。
经济学者张维迎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中发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古罗马的商人不能参政,不能获得贵族头衔;擅长经商的犹太人饱受政治迫害,被莎士比亚嘲讽。
▲莎士比亚同名戏剧《威尼斯商人》剧照
传统中国对商人的敌视,最为公开和彻底:孔孟把商人视为见利忘义、败坏亲情的首恶;“士农工商”中商人最低贱,接近乞丐和妓女;商人不许骑马,不能穿丝绸,子弟不许考科举。
现代影视剧中的企业家形象,几乎都是纸醉金迷、冷血无耻的;媒体在谈及金融、环境危机时,也是常把企业家列为罪魁祸首……
可见,“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企业家的仇恨,成为了一种“文化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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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心的放大
相比其他职业,企业家的财富规模和消费水平,都显得非常透明、扎眼。而普通人每日为生计挣扎奔波,看见那些腰缠万贯、消费奢靡的企业家,难免会生出嫉妒,仇视企业家。
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无法消灭的恶。但是好的规则,可以抑制嫉妒带来的破坏力。
比如,在一个产权稳固、公平竞争的社会,企业家会更愿意创造就业、捐助慈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和机会。
而坏的规则,会促使嫉妒的人们采取“ 损人不利己”的行动。
所以,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发出警告:对企业家的嫉妒和道德绑架,一旦披上了“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等光鲜的外衣,就必然放大为制度性的恶。在那样的社会,只有掌权者才能致富,整个社会也会因创新乏力走向衰败。可见,缺少遏制嫉妒心的规则,也是企业家被仇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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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秩序的阻力
正如斯密、休谟、哈耶克等思想家所说,是商业文明促成了自由、平等、开放、和平的现代秩序,而商人、企业家是这一历史变革的主导力量。
▲钢铁大王卡耐基
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或许只是为谋取私利,却在客观上促成了人员、商品和知识的流通,使从前被世袭垄断的经济机会、荣誉机会,甚至政治机会,都逐渐向普通人开放。
当代经济学家鲍莫尔,在《历史学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甚至认为: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就是企业家打破世袭特权的历史。由于封闭秩序的受益者,不愿放弃特权,痛恨企业家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开放秩序,于是不断制造舆论,丑化和污蔑企业家。
比如当企业家移民国外,就被说成“资产外逃”;当企业家投资民生行业,又被抨击为“与民争利”。可见,特权利益者的挑唆鼓动,也是大众仇视企业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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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的缺陷
在大众看来,企业家不像农民、工人那样出力流汗,也不像教授、科学家那样有知识,却可以“轻松轻松赚大钱”。
于是人们一边哀叹“卖鱼的不如卖唱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边攻击企业家“不劳而获、不学无术”。
但其实,这是对“知识”的误解。哈耶克、张维迎等学者,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知识”,也叫“硬知识”,可以归纳、比较、传授,比如课堂上的知识;另一种是“缄默知识”,也叫“软知识”,无法归纳、比较,甚至无法靠学习获得,只能由个人独占和使用。
企业家创造价值、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那些无法言说的“软知识”,比如直觉、视野、判断力、想象力,说服和组织的能力。
企业家只有运用他的个人知识,去发现市场、创造需求、组织生产、销售产品,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才可能获得利润。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必须独自承担破产的风险;利润,其实是对企业家冒险行为的奖赏。
所以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说到: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冒险事业的经营者。
但是,人们熟悉硬知识、轻视软知识,于是盲目地仇视企业家,甚至产生了“我上我也行”的错觉。所以说,对“知识”的狭隘理解,也是人们仇视企业家的原因。
市场的力量,就是企业家的力量。对企业家的认知,关系到文明与国运的转向,也关系到每个人的贫富和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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