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婆》
“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近日爆火的说唱MV《工厂》，成了许多年轻人的赛博哭墙。那些关于时代和出身的创伤记忆，被真实的歌词和粗粝的影像唤起。评论区里不乏曾经是留守儿童的年轻人的声音。
留守儿童是“邯郸初中生被杀案”中，被猛烈批评又迅速遗忘的群体。据教育部统计，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承担着社会高速发展的代价——缺失、孤独、自卑、抑郁、无力……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也是留守儿童。十几年来，他持续把镜头对准家乡的留守儿童们，陪他们上学，跟他们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觉得宏大和抽象的东西太残忍，痛恨社会的发展不尊重个体权利，所以坚决在创作中关注具体的个人，同时也疗愈自己的童年创伤。

01.
比起父母，更熟悉分离

在蒋能杰的家乡光安村，年轻父母去外地打工不是新闻，留在家种地才不正常，会被人看不起。种地的稀薄回报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而打工一个月可以抵得上种地一年的收成。相应的代价是，与孩子至少一年的分离。
光安村的年轻父母，一年或者数年在春节返乡一次。一来是为了节省路费，二来也显得有在挣钱。打工的日子昏天黑地，只有被裁员的日子才得空暇。打工的钱不是稳定钱，而且越来越难挣了。
蒋能杰纪录片《加一》
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一年的时间，足够施展变化并混淆记忆。蒋能杰听村里的老人说起，一位母亲返乡过年，半路上遇到一个小男孩，给了他一颗糖。回到家才发现，刚才的小男孩就是自己的儿子。
蒋能杰的镜头，记录下光安村的孩子如何从小习得长期分离的经验。加一7岁时，会掐准父母年后离家的时间点，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泣。几年后，她刚满周岁的弟弟，则在邻居的催促下被爷爷奶奶抱走，因为离别的场景太残忍了。
离别后的想念，需要容器来承载。云洁8岁时，烧柴被火燎到，奶奶说这是“火笑”。当地方言里，“火笑”意味着有客来到。云洁喜欢这个征兆，安慰自己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但对很多孩子来说，想念是种太过奢侈的情感体验。
他们可能在半岁时就与父母分隔两地，来不及建立深刻的情感联结。他们的父母可能曾经也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缺少父母的陪伴，成为父母后又缺少陪伴的意识。打电话回来，往往只能问出“吃什么”“吃好没有”，在他们听来是废话。他们也不知道跟父母聊什么，有人干脆直接背课文给父母听。久而久之，他们连父母的电话也不想接了。
有的父母忙到没时间打电话，他们的存在，像是中国版本的“圣诞老人”。他们会按时在春节出现，给孩子送去新衣服、新玩具、新零食，再按时离开。有一年，蒋鑫的爸爸推迟返工，蒋鑫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家，回到广东去？”
蒋能杰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蒋鑫天然地认为，父母的家在广东，是别处。他也许幻想过别处的生活，毕竟那里是新衣服、新玩具、新零食的来处。然而别处的生活，与小小的他无缘。在城市就读公立学校需要城市户籍，他的父母申请不到；私立学校学费太贵，他的父母负担不起；即便是负担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在陆续关停。
退一步说，别处的生活，他甚至无福消受。蒋鑫4岁时，和哥哥在广东过假期，经常被关在房子里哭。他们的父母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抽不开身照顾他们，又担心他们乱跑，不得不出此下策。
但是从此以后，蒋鑫再也不想去广东了。每当他哭鼻子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吓唬他去广东，他会立马止住哭声。圣诞老人的家变成了格格巫的城堡，童年的幻想破灭了。

02.
消逝的童年

留守儿童从父母那里缺失的陪伴，多多少少能从老一辈那里弥补。光安村的孩子们，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总是更亲的。他们无法理解歌里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无法理解课文中写的“妈妈是家里的太阳”，他们跟父母“没有感情”。
蒋能杰问过云洁，想不想去爸爸工作的地方上学，云洁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不愿意留奶奶一个人在家，而自己在家可以帮奶奶做点事。懂事的云洁，是典型的“老人的孩子”。
光安村的老人们，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照顾土地，为不拖子女的后腿竭尽全力。土地的事情细琐繁重，要耕田、播种、除草、收割，每个节律都要耗费人的体力和心神。于是，很多农活、家务乃至照护的任务，就落在孩子的身上。
蒋能杰纪录片《加一之姐姐》
“老人的孩子”与“父母的孩子”最大的不同在于过早地成人化。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理解，由于父母的缺席，他们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成人的责任和压力。过早地成人化意味着，过早地失去了许多纯粹的或者无知的快乐。
蒋能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有次放丢了牛，自责到不敢回家，在外面找到很晚很晚。这段往事被放到了他的第一部剧情片《矮婆》中。这部电影根据他的生命体验改编，创作初心来自他的遗憾，他觉得自己的童年不快乐。
这里的不快乐，很大一部分是哥哥的身份带来的。因为感同身受，他自然地把镜头对准了姐姐加一，捕捉到了她的不快乐。加一有两个弟弟，第二个弟弟刚好卡在三胎政策之前出生，让加一家吃了罚款。
从6岁到13岁，加一的童年在照顾两个弟弟之间循环往复，洗衣、做饭、洗澡、哄睡……与之相伴的，还有奶奶的责骂。从找不到弟弟急得直哭，到疲惫地为自己辩白，加一在循环往复的缝隙中学会了隐忍和妥协。
光安村的孩子们普遍早熟，6岁的孩子也盛满心事，不会跟任何人倾诉。他们最好的朋友是不会说话的小动物，可以放心地寄托情感。蒋能杰拍摄时遇到过一个小男孩，大人们过年想吃狗肉，杀掉了他从小养大的狗。
小男孩哭着表示抗议，但是抗议无效。狗肉被摆上桌，他一口没吃，整个过年都在闹情绪。大人们理解无能，只觉得好笑。“小动物死了就死了，死了就吃肉嘛。”在光安村，人们的认知大体还围绕着物质和生存，顾不上其他层面的需求满足。
蒋能杰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所以光安村的童年，似乎注定是孤独的。田间地头自有野趣，久了也实在单调。没有图书馆、美术馆和电影院来丰富生活，就需要寻找洞穴来躲避孤独。游戏机、电视机、手机，都是能越陷越深的东西，不断迭代着孩子们的孤独。这样的孤独，很轻也很重。
老人们大多不以为意，他们直接对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只会排斥夏季洪水那般致命的东西。个别重视教育的老人可能会给予口头提醒，终究也是无效。孩子们就这样，在不可承受的轻与重之间，提前结束了童年。

03.
被忽视的，被放弃的

实际上，留守儿童是一种被忽视和放弃的社会处境。从他们在基础教育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可见一斑。留守儿童属于村小和县中，在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村小和县中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蒋能杰拍摄纪录片的起点，是被“撤点并校”的光安村开办临时小学的消息。光安村的孩子们去镇里上学，要自己走12里的山路，往返3个多小时。下雨泥泞，冬天路滑，有太多不便。好不容易重建了村小，却只能供读到二年级。云洁的奶奶担心路上不安全，让她在村小留了两次级。
后来，一个电视台关注到了光安村的孩子们，送给他们一台校车。只可惜山路太窄，出于安全考虑，校车无法开进村子里。希望落空的孩子们，暗暗抱怨“把校车砸了算了”。但是“你没修好路，也不能怪别人”。
光安村也没有初中，比较好的选择是在县中寄宿。可这个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好选择，却是县域优渥家庭的孩子挑剩下的。这些孩子的家长，青睐具备优质教育资源的品牌名校或者示范学校，也拥有带孩子在市里上学的能力。
为了提高升学率、减少生源流出，县中采取集约策略，按学生成绩分设重点班和普通班。重点班的孩子，享受县中所有最优质的的资源；普通班的孩子，却像是被宣告放弃。长年留守的弊端，在普通班的孩子身上集中爆发。
蒋能杰没少听他们的父母抱怨孩子太叛逆，反思在外打工挣钱的意义，可是已经为时晚矣。这些孩子没能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看不到学习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对于未来也缺乏目标和规划。父母的一味指责，还会刺伤他们的自尊。
蒋能杰纪录片《初三》
这些野蛮生长起来的孩子，没能在心里建造足够稳定的掩体，反而处处漏风。他们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被学校放弃的命运，自己也放弃自己。他们抽烟、打架、混网吧、谈恋爱，做尽一切刺激荷尔蒙的事情，也不大爱惜自己的身体。
有一次，蒋能杰遇到他们喝醉酒，被车撞进了医院。学校只希望他们不要出大事，平平安安地捱到毕业就万事大吉。于是找了全班权势最大的孩子当班长，由他像“黑社会”一样管好下面的“小弟”。
重点班的孩子，则被巨大的升学压力笼罩。“学校”在希腊文里的本义是“闲暇”，古希腊人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可这些孩子的世界，却充斥着分数、名次和升学率。
这是相当苦涩的现实。重点班的孩子大多有继续学习的愿望，但据粗略估计，他们中只有一半能够升入高中。他们的父母往往态度犹疑，只有看到坚实的成绩，才能下决心投入学习资金。否则，他们的出路可能和普通班的大部分孩子别无二致。
他们可能会无可避免地重复父母的命运轨迹——辍学打工，结婚生子，制造下一代留守儿童。

尾声.
代际的轮回

蒋能杰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蒋能杰拍摄了十几年的留守儿童，他发现光安村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但制造留守儿童的土壤并没有发生变化。一茬茬年轻父母离开乡村，一茬茬留守儿童野蛮生长。
阶层的固化依然严重，贫瘠的乡村无法提供太多的社会资源和竞争空间。哪怕同样在上网，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也指出：“上层阶级的孩子更多的是在寻获信息，关注工作、教育、政治和社会参与、健康和时事新闻，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及其家长则更看重网络的娱乐和消遣功能。”
乡村物质至上的单一价值观，让情况甚至变得更糟糕。父母们看到上大学并不导向好工作和好收入，于是对教育失望；刚刚开始打工的年轻人，看到钱并没有短视频宣扬得好赚，归结于自己不够努力。
而在经济下行的大时代，这些落差只会越来越大。“现在大家都很现实，都要忙着活命”，蒋能杰说。
*如需观看蒋能杰的留守儿童题材系列作品，可在豆瓣、微博等平台私信他
采写：布里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来源：《工厂》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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