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本文经作者许可译自Tom Redshaw, “What Is Digital Society? Reflections on the Aims and Purpose of Digital Sociology”, Sociology, 00(0) 1-7. 
汤姆·雷德肖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博士，索尔福德大学卫生与社会学院讲师。这是一篇书评论文，评的是：
玛丽·吉科（Mary Chayko）：《超连接》（Superconnected）, London: SAGE, 2018。中译本见黄雅兰译，清华大学2019年版。
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和奈吉尔·多德（Nigel Dodd）编：《速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pe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费奥纳·阿特伍德（Feona Attwood）, 《性媒介》(Sex Media), Cambridge: Polity, 2017。
文｜汤姆·雷德肖  
译｜王立秋

2019年是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30岁生日。蒂姆·伯纳斯-李的这一重要创新把互联网从主要用于军事和研究目的的、相对较小的计算机网络变成了今天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这场技术革命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会的物质基础。如今，整整一代人都是在网络社会、信息社会或——用最近在社会科学中流行起来的术语来说——数字社会中长大的。这种社会的特征是，信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通过全球网络流动。专门致力于理解“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或“数字媒介与社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新课程也应运而生。新的研究领域猛增并发展为像“数字社会学”和“数字人文”那样的学科。相应地，我们看到，试图界定这种社会学研究新模式的关键主题、方法和边界的教科书也层出不穷（例见Lupton, 2014; Marres, 2017; Selwyn, 2019）。虽然这些文本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目标，但它们往往没有顾及一个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形成必然会引出的、更广泛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核心是研究现代性，即自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来日益席卷世界各人群的生产力和理性化进程。这种新型的“数字社会”和那些进程的关系如何？如今，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越来越多的设备来记录和连接这个事实是不是表明了一种技术-社会发展的新逻辑？还是说，这只是社会的进一步理性化？今天信息的高速生产和交换是否引出了新的社会关系？还是说，一直以来，生产的加速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义？如果数字社会学要在描述性的案例研究之外提供更多的东西、要发展出理解技术与社会新发展不断积累的影响和轨迹的解释框架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这里评论的这几个文本也做到了这点。它们都识别出数字社会的主要特征并提出关于这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来说的更广泛含义的理论。这些文本中的每一个都记录了当代技术-社会关系的一些特别惊人的方面的历史发展。阿特伍德的《性媒介》展示了通过更广泛的理性化进程（如管制和法化）来理解性与亲密关系的日益技术中介化和在这个语境中出现的各种实践的有效性。威吉曼和多德在《速度社会学》中也对当代生活最特别的特征之一——加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他们详述了何以加速一直处在现代性的中心，而不是把它拿来和先前的社会关系对照。不过，最能定义数字社会的特征在于，如今，新的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人群都连接了起来。吉科的作品《超连接》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它也马上成为了数字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文本。《超连接》是百科全书式的数字社会指南。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和先前时代不一样的各种新形式的“技术-社会生活”。但吉科提供了一个其他探讨数字社会学的书没有提供的东西，她邀请读者主动参与塑造这个新社会。她测绘了可供人们在其中集合和表达自我的新空间和人们可能面对的各种障碍。结果是一部描绘数字社会的汇编。这是本书评第一部分的焦点，这一部分具体考察了吉科和阿特伍德是怎样定义数字社会的。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这虽然是一种丰富而有用的对数字社会特征的总结，但它并没有涉及更广泛的历史力量。本书评的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威吉曼和多德编辑的文集的重要见解加以引申，来提出这个问题：数字社会是否构成与现代性的决裂？然后，我将在结论部分思考这三个文本对新兴的数字社会学领域来说的价值。
《超连接》
数字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吉科称，“关于未来的技术社会，也许，人们可以做出的最有可能成真的预测，和不断加强的监视有关”(p. 205)。大数据的经济必要性（economic imperatives）正在推动在形式上日益复杂、微妙和无处不在的数据挖掘的发展。随着这些技术在社会中扩散，“退出”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因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从基本的卫生保健到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多地以各种记录我们的活动和日常交流的设备为中介。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就是越来越多的设备，它们构成了所谓的“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把我们环境中的各种平凡事物和数据分析的网络关联起来，并在过程中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发地“超连接”。这种新的“技术-社会”安排是数字社会的背景，形形色色的社会议题也必须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吉科的功劳，在于介绍了很多如今每天都会在公共话语中凸显的社会议题。从危及民主正常运作的“假新闻”到线上“回音室”，到在以数字为中介的赌博和消费中无处不在的各种新形式的“瘾”，《超连接》全面概述了组成数字社会的各种议题。它也因此而对数字社会学这个新兴领域做出重要——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贡献，并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本科生提供了一个极其有用的起点。吉科的作品也成功地揭开了这些新的社会互动领域的神秘面纱，挑战了主流新闻报道提出的一些更加夸张的主张。其中一个特别相关的领域，涉及新形式的亲密关系。吉科用她自己的一手数据来探索以数字为中介的亲密关系和新形式的骚扰，比如说“网络论战”（flaming，意在威胁的负面、严苛评论）；和“引战”（trolling，执着地用这样的语言来把讨论带偏）。吉科强调这些行为对公共权威提出的挑战，同时也强调总体而言人们在关系中对数字媒介的使用趋向于积极而非消极。
拆穿围绕亲密关系语境中对数字媒介的使用出现的哗众取宠的神话也是阿特伍德的《性媒介》的主要目标。阿特伍德把这些神话放进更加广阔的父权制和道德恐慌的语境中去考虑，并用这个历史来讨论在网上扩散的具体实践。她最有洞察力的例子之一是“性短信（sexting）”，即通过手机来发送裸照或半裸照的行为。阿特伍德回忆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引起道德恐慌的故事，包括私下发给伴侣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被逼到自杀的年轻女孩的故事。阿特伍德指出，研究表明多数性短信属于稳定关系的一部分。然后，她说：
从证据来看，显然，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收发照片，而在于骚扰和霸凌，在于成年人和各种机构未能保护涉事的青少年，在于人们把事情怪到那些自己的照片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传播出去的女孩头上。(p. 54)
书中多次重复这种敏锐的推理，比如说，她指出，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性活跃率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这就反驳了所谓的“性化”过程说，这种说法认为，青少年会因为接触某些形式的媒介而更加快速地“性化”。通过以这样的方式质疑常规叙事，用经验证据来破除关于各种新实践的神话，吉科和阿特伍德都提供了可以促进政策讨论的作品。这两位作者都强调了现有的媒体和公共机构在塑造数字社会上必须起到的作用。
《性媒介》
阿特伍德是从福柯的“法化”（juridification）角度来讨论的：显眼的话语和监视技艺起到了以各种方式来管制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推论是，我们可以在各种地方形式的创造性表演中找到对各种压迫形式（如父权制）的抵抗。吉科也在《超连接》中花了很多时间来敦促读者“联网、创造、混搭、行动”，号召个体创造性地挪用他们遇到的设备和程序，以建设他们想要生活的那种数字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都是房间里的大象。虽然吉科触及了诸如日益加强的监视此类的重要趋势，阿特伍德也提出了关于话语力量的理论，但是，引导对技术的生产和使用的经济必要性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在吉科那里，这削弱了她赞美新形式能动性、邀请读者更加积极地塑造技术发展的总体论证。当然，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不平等和环境崩溃的年代，这种对技术民主化的呼吁至关重要。但这样的计划肯定需要将技术政治化，用更加进步的优先考虑来挑战和取代或至少用新的监管框架来限制引导生产的经济必要性。在缺少这样的批判的情况下，吉科对行动的呼吁主要针对的依然只是地方层面的小规模挪用和政治消费，她眼中的数字社会也只是一个稍微活跃一点儿的公共领域而已。如此，这两个文本——和大部分一般意义上的数字社会学一样——都和现代性衔接得过于紧密了。生产力和广泛的理性化过程——它们依然以如此之多的方式定义着社会关系——依然没有受到质疑。
现代性与“数字”
就像之前说到的那样，数字社会的特征，是信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通过全球网络流动。对很多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来说，这构成了与现代性的决裂。众所周知，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1996）宣称这场技术革命可以和那些开创了“现代”的革命相提并论，最近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2011）那样的畅销书作家对像“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后资本主义”那样的术语的宣扬也响应了这种观点。在此之前，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84）那样的哲学家就已经论证过，电子媒介正在侵蚀维系“现代性”的知识基础，并因此而标志着一次与现代性的、历史性的决裂。可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信息生产、传播和交换的史无前例的速度是否真的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系统的出现？
格奥尔格·齐美尔已经在他的作品中观察到，定义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是连接和速度的逻辑。这个新逻辑的体现，就是钱。威吉曼和多德在他们为《速度社会学》撰写的首章中考察了齐美尔的作品，通过关于齐美尔作品的讨论强调了，金钱的流通是怎样通过把人和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网络关联起来，提高经济生活的速度并从而改变新兴城市中心人们体验时间的方式，使共同体迅速扩大的。如今，日益流动的文化中弥漫着一种不稳定和加速的感觉，虽然这大大有利于商业、语言、法律和科学——齐美尔把这些领域统称为“客观的文化”——的发展，但它同时也牺牲了“主观的文化”，“个体的精神的、理想的生活”。齐美尔的话在我们的时代听起来也无比真实：“城市给我们的感官过载”让我们的大部分经验失去了意义，因为“运动变成了绝对”(p. 16)。[1]在这里，威吉曼和多德引入瓦尔特·本雅明来解释时间的意义是怎样被“清空”的——因为时间被简化为一个令人目眩的、旨在实现不明确目标的持续创新过程。即便我们依然不清楚我们在朝什么进步，那种以进步之名要求我们不断加快生活节奏以变得更加高效、更有生产力的观念依然没有受到质疑。使这种对时间的感知变得更加有害的是它的“同质性”；它不只框定了我们当下的环境，还通过把历史的主体放进一个线性进步的连续序列，重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在威吉曼和多德看来，定义“现代”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充斥着一种独特时间感——觉得时间是连续的、顺序的、加速的——的对进步的构想，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构想本身，需要一种“速度社会学”。
这个框架使我们可以理解新形式的抵抗和解放。威吉曼和多德还把本雅明的“辩证意象”当作挑战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唤醒他们、使他们意识到还可以用新的方式来诠释历史和进步的美学手段来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一些像闲逛（flâneurie）——19世纪流行的，在城市里漫步遐思的行为——那样的特殊实践理解为对加速逻辑的抗议。虽然文集中没有提到保尔·拉法格，但这个分析还是让人想起他的经典论文《懒惰的权利》(1883)，而在第二章中，当哈特穆特·罗萨着手解决拉法格论文的核心难题的时候，这个遗漏就显得更加地让人奇怪了。罗萨问，为什么各种节省时间的设备最终却增加了对我们的时间的要求？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罗萨提出了本书第一个“晚期现代”的速度理论。
对罗萨来说，我们的闲暇时间（也就是我们可以为了一些活动本身而从事这些活动的具体时刻）消失的原因在于新技术对我们的时间的“合理要求（legitimate claims）”不断加码的趋势。罗萨解释说，“在电话（更不用说互联网了）出现之前，一旦我们回家就不可能与朋友聊天了——因此，双方也就都不会有这方面的合理预期”(p. 28)。虽然一方面，新的通信设备为我们节省了时间，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大提高了对我们的时间的预期和要求。反过来，在我们为适应这些新要求而挣扎的同时，这反过来又对节省时间的设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此，在罗萨看来，一种“加速的逻辑”定义了现代性。一个社会“在系统地要求自身的结构再生产增长、创新和加速的情况下”就是现代的。罗萨把这称作“动态稳定的模式”。不过，和拉法格不一样，罗萨并不把这归咎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求。相反，罗萨强调动态稳定的文化和物质根源，他的立场更接近于韦伯而不是马克思。因此，“加速社会学”起到了框架的作用，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加速是当代社会中衡量进步的一大指标。
在唐纳德·麦肯锡（Donald MacKenzie）贡献的文章，即文集的第四章，关于高频交易（HFT）的案例研究中，速度作为一个组织原则的物质表现得到了最清晰的说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计算机以超出人类个体行动者能力的频率参与自动交易过程的时候把速度委托给算法的必要性。麦肯锡详细说明了对速度的要求是怎样被置于对可靠的要求之上的，这种设计上的权衡强调了这些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计算上的创新为速度提供的新的可能性进一步激励了加速，这是一个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其结果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网络中，速度作为指导原则进一步扩散了。
《速度社会学》
在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机构语境中，速度也变成了一种“存在的绝对”。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在第六章中追踪了这点。他对当代管理和组织话语的分析揭露了何以在破坏性创新、表现和交付的文化中，审慎的考虑——官僚制的存在理由——被放到了一边。关于托尼·布莱尔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决策过程的讨论敏锐地说明了这点。在更广泛的私营部门，我们也看到速度被拔高为衡量成就的关键指标。在第七章，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把这个过程的起源追溯到工作场所中的“科学管理”的出现。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各种技术创新尤其自我追踪技术的发展表明，泰勒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更加普遍也更加微妙的规训权力。这个论证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在于，它也为冥想和“正念”的流行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人们想要逃避对生产力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这些见解也对《速度社会学》——这部文集提出了一种诠释数字社会的总体合理性的新进路——中呈现的对当代技术-社会关系的更广泛的理论理解做出了贡献。就像这里概述的这样，这种进路的好处很清楚，它对我们对数字社会的理解——不是把它理解为与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根本决裂，而是把它理解为起源于那些关系的各种力的结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数字社会学而做的一些反思
像吉科的《超连接》那样的作品通过大量需要分析的新实践，提出了支持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新领域的数字社会学的论证。被理解为一个新兴的、以互联网为中介的互动领域的数字社会显然需要学术研究。而且，就像我们每天都在见证的那样，处在民主社会核心的关键机构也还在挣扎着应对日益增长的数字化。像《超连接》和《性媒介》那样的文本至少证明了扎实的、能够为政策讨论提供信息的数字社会学的必要性。比如说，当成千上万人在私有平台上分享错误信息的时候，说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呢？线上匿名状态提供的自由和问责的必要性之间的界线又在哪里？像这样的问题是迫切的，通过严格、无偏见的学术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但是，除此之外数字社会学还必须提供更多的东西。
数字技术发展并在社会中扩散的极快速度意味着，数字社会学不能是一门反应式的学科。虽然地方的案例研究也能提供影响政策的深刻见解，但在不批判地介入驱动生产的逻辑和必要性的情况下，数字社会学只会被监视资本主义的操作者牵着鼻子走。[2]这样的批判介入应该是两方面的，它不但涉及更广泛的、关于支撑数字化的合理性和生产力的理论思考，也涉及对技术民主化的呼吁。吉科的著作因为提供了后者而在数字社会学中脱颖而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前者。反过来，威吉曼和多德的文集为诠释渗透当代技术-社会关系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框架。然而甚至在联系劳动或环境的状况来讨论这个逻辑的破坏性后果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书中的作者们也没有提出一个关于抵抗的理论。在这方面，萨斯基雅·萨森为文集撰写的文章，也就是《速度社会学》的第五章是一个例外。
萨森的章节在推进《速度社会学》的总体目标上可能是效率最低的，但它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行动号召，这个号召提醒了我们数字社会学可以实现什么。萨森把批判和具体的、务实的考虑——比如说，“满足低工资工人和低收入街区的应用程序的不足”——结合起来，并认识到何以物质基础设施能够使“静止的地方活动人士”网络之间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速度社会学》追问的是当代技术-社会关系底层逻辑，而萨森的章节则作为对进步路线的干预、问题化以及重新调整方向的努力在其中脱颖而出。如果数字社会学不甘心只充当监视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遵循这一进路。

注释：
[1] 关于当代的类似情况，参见吉科《超连接》的第九章《全天候超连接的利弊得失》。

[2] 也即，日常互动通过数字设备的持续商品化（Zuboff, 2019）。

参考文献：
Castells M (1996) The Network Societ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Lafargue P (1883) The right to be lazy. In: Lafargue P (2011) The Right to Be Lazy: Essays by Paul Lafargue. Edinburgh: AK Press.

Lupton D (2014) Digital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Lyotard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rres N (2017) Digit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cy Press.

Rifkin J (2011)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elwyn N (2019) What Is Digit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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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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