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小孩的记忆里，都有一座“人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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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园」

主笔｜丘濂

实习记者｜周昱帆

2020年初，刘熙发起了一个名叫“在公园”的长线项目，以微博征稿的方式接受和公园有关的照片，并挑选质量不错的来发布。她自己是“公园二十分钟效应”的亲身体验者——那时她正在广州美术学院读大四，时常处于毕业期的焦虑和对未来的困惑中。有一天她无意中去逛家附近的公园，意识到这是一件可以让她如此放松的事情。“这边有人下棋，那边有人在粤剧舞台上表演，还有的人就舒展地躺在草地上。那种公共的、松弛的气氛完全大于了我个人的情绪。”刚开始她想着自己多去公园拍照片形成一个主题，但到了后来，“在公园”逐渐变成了一个集体投稿的创作持续至今。

2022年11月12日，南宁人民公园（雨后共眠投稿 @在公园）

整理投稿，刘熙发现最多的照片来自于叫作“人民公园”的公园。其中不仅有位于省会城市的人民公园，还有处于二、三线小城的人民公园。

2020年11月22日，成都人民公园（快乐小张2021 投稿 @在公园）

一位男士背倚在水边的一块石头上玩手机。他双腿弯屈，双脚撑在水里另一块较小的石头上，这是个有点需要功夫的姿势。他的头顶还有一丛旁逸斜出过来的八角金盘。“你能看出来他是刻意选择了这样一个位置。好像透过照片，就能感受到绿荫、水面和石头带来的清凉。”——这张照片来自东莞人民公园。

2022年5月9日，东莞人民公园（不会打字吗投稿 @在公园）

一位女士正在荡着秋千，她高高荡起，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奶奶看上去六七十岁的样子，可依然那么童真，享受着荡秋千的自由和快乐。”——这张照片来自淄博周村人民公园。

2017年6月17日，淄博周村人民公园（吉檀投稿 @在公园）

一位白发老者在轮椅上看书，头几乎要埋进书里，身旁是一大片盛开着的淡紫色雏菊。“生命状态动人。”——这张照片来自于成都人民公园。

2022年5月24日，成都人民公园（NEHC 投稿 @在公园）

一群孩子正在攀爬着假山，男孩子们已经爬到了顶上的凉亭，女孩子们仍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挪移。“一组假山，就可以成为孩子们的乐园。”——这张照片来自郑州人民公园。

2022年4月7日，郑州市人民公园（娇妹儿投稿 @在公园）

刘熙挑选发布出来的图片各有她喜爱的理由，而这些图片也让人们感到了共鸣。“这张有我小时候玩过的游乐场的感觉。”一位网友评价一张怀旧滤镜模式拍摄的儿童游乐场。那同样是在成都人民公园，前景是太空飞车，后景是旋转飞椅。这是上世纪90年代游乐场的配置，没想到多年未变。另一位网友干脆在一张南宁人民公园的照片下，附上了自己童年时代拍摄的同款照片。南宁人民公园的湖面有一串露出水面的小圆台，好像冒出来的小蘑菇一样，孩子们喜欢在上面蹦跳。圆台还在，只是孩子们换了一批。

2021年11月7日，南宁人民公园（migclaaan 投稿 @在公园）

似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座人民公园。人们在湖上泛舟，在长凳上野餐，儿童在草地上奔跑，在烈日下舔着冰棍儿。对一些人来讲，去逛人民公园可能是心中久远的记忆；对另一些人来讲，它可能是正在发生的日常生活。

2021年7月2日，南宁市人民公园（晓肥雀投稿 @在公园）

从公园到人民公园

人民公园为何会成为公园类型的主流？公园，本身的释意就是供公众游览休息的园林，为何前面要再冠以“人民”来强调它的属性？

清朝末年，“公园”的概念被引介进了国内。“公园不仅是可供观光游览的景点，它的背后暗含了一种启蒙思想。正像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倡导的，公园有教导国民‘卫生’和‘健康’的两个功用。”《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的作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告诉我。

基于这种启迪民众的定位，清末民初的公园和后来的公园在功能配置上并不一样。“就拿北京的公园为例，它的风情景致是中式的，但是内在精神是极其现代的。北京的公园普遍设有公共图书馆、阅报室、讲演厅、陈列所、音乐堂、茶座，等等。”林峥说。虽然公园是和“私园”相对，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但这一层启蒙主义的精英色彩却在格调品位上形成了一道屏障，当时公园所收的门票价格也难以让普通老百姓把那里当成一个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

南宁人民公园湖心亭里很热闹，是市民集中休憩、活动的场所（黄宇摄）

这在当时的文人笔下就有侧面的记录。林峥提到，朱光潜就表示，相比起去北海公园散步，他更倾向平民化的后门大街。“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观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后门大街上走的尽是贩夫走卒，没有人嫌你‘怪相’，你可以彻底地‘随便’。”而另外一位邓云乡也写道：“当时一般人家去趟北海也是件大事，一年中是难得有一两次的。”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公园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们的门票价格降低，公园设施也进行了调整。民国时期‘公’的理想，在这时才真正得以实现。”林峥依然拿北海公园举例，原来的仿膳、漪澜堂等从前的餐厅、茶座改为了食堂。中心的湖泊是北海最标志性的风景。原本民国时期那里仅有少量的小划船和摆渡船，其中多为权贵私船和董事会用船。50年代以后，北海公园管理处大量购置新船，1956年，园内各种船只达300条。于是泛舟北海，成为备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活动。从游客增长便能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从民国至日伪时期，北海的年均游客人数浮动于17.9万至102.5万。在1949年后，年均人数自123.54万起，1966年更是达到了907.9万人。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很强调书写“人民的公园”这样的新面貌。林峥说，作家金受申在1955年发表的《美丽的北京》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在里面写道：“天安门前从此成了人民广场，东边的封建王朝‘太庙’，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边的中山公园，时常在这里举行国际性的联欢会。七八百年的老柏树，仍然苍翠地矗立着，供劳动人民憩息，供国际友人观赏。”

人工湖、长廊、游船，自贡人民公园的标志性景物（蔡小川摄）

人民公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城市保留下来的公园数量很少——上海有11座，北京有4座，已经算是最多。全国便开始兴建以“人民公园”命名的公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气象，同时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些人民公园里，有一部分是在原有公园的基础上更名而建的。这些旧有公园大都是该城市历史上的第一个公园，位于城市的核心地段。改名为人民公园便更能彰显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人、公园的使用者，与新时代的气息相吻合。林峥告诉我，她所在的广州，广州人民公园就是这样演变而来的。园址从隋朝到清末一直是衙门官邸，1917年孙中山倡议将它改建为公园，1918年始建，定名为“市立第一公园”。它最初由留美工程师杨锡宗设计，采用欧洲古典园林的图案式庭园布局，中心轴线上有另外一位建筑师林克明设计的音乐亭，整体有着一种中西合璧的美感。1966年，这座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

还有一部分人民公园则是重新建造的。比如郑州人民公园，是1951年时以胡公祠和彭公祠为基础建立的公园。服务于人民外，它还体现着一种“人民公园人民建”的思想。1952年郑州人民公园发动全市群众义务劳动，挖沟成湖，引金水河入内，并堆土成山，栽种植物，修建了5个具有自然风趣的茅亭。1956年春，郑州市团委再次组织全市青年义务劳动，在胡公祠后面的人工湖的西侧，挖湖堆山，将新湖和旧湖相连，湖中垒出新岛，南岸和北岸堆造出山景。当时的郑州市长将湖命名为“青年湖”，以纪念全市青年的辛苦劳动。

和许多公园一样，郑州人民公园也与市民日常的休闲、健身息息相关（于楚众摄）

各地50年代兴建的人民公园有一种相似之感，这是因为当时受到了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的影响，会将公园进行动静不同的功能分区。再结合传统的中式造园思想，凉亭、假山、湖泊、花卉观赏区、儿童游乐场几乎成为统一的配置，有的人民公园还设有一个“动物角”。

人民公园的建设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仍旧有县、市级别的人民公园在落成和投入使用。能够搜索到的最近一座建设使用的人民公园，是西藏山南市的雅砻人民公园，在2021年底向市民开放。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或者曾经有200多座名为“人民公园”的公园，它成为现代中国最普遍的城市公园形态。

人民公园里普遍设置了儿童游乐场（黄宇摄）

共享与共建

人们来到人民公园都会干什么？健身和娱乐是最基本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公园里日渐承载了各式各样的人民活动。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全国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在上海的人民公园有了英语角。英语角的出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公园边上就是国际饭店，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根据旅游手册介绍去人民公园游览。他们最开始被公园里好奇的人们叫住搭讪和闲聊，久而久之就成为人们练习英语的方式。不断有外地人慕名前来英语角练习口语，也有外国人专程过来了解风土人情的同时辅导人们英语。顶峰时期上海人民公园的荷花池边人山人海，参加人数能有两三百人。当社会上出现大量外语学习机构，这样的英语角也就渐渐萎缩。

取而代之的是相亲角。2004年，北京龙潭湖公园举办了一场相亲大会，这种模式立刻在全国得到了复制。上海人民公园在2005年出现了相亲角，这也成为全国人民公园中十分出名的一个。从实际结果来看这样父母帮助子女相亲的形式成功率极低，慢慢地，这反而成为老人们相互交友、驱散空巢孤独的场所。

雨中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黄宇摄）

“人们自发使用公共空间，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一片不受束缚的公共空间，马上就能见到人民活动的多样性。”建筑师何志森对我说。他出生成长在福建武平县，他记得小时候县城里就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人民公园。里面有整天摆摊的市集，有早上卖一会儿早点的小贩，有变魔术的、算命的、相亲的，他很喜欢这种不同人群相互碰撞出来的活力。“后来这种样态就消失了，它因为混乱而遭到了整治。但其实管理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让民众之间达成空间使用的共识。”

何志森在参加2019年深港双年展时，在深圳的桥头村安置了一件名叫“人民公园”的空间改造作品。村民本来都是在村里榕树下的小广场来进行公共活动，结果为了举办双年展，广场铺上了全新的石块，村民日常在广场上自发的活动也被禁止了。于是何志森便想尝试用和村民共建的方式，重新创造一个村民可以实现自我管理的公共空间。

他们和村里协商，将宗祠旁边一块废弃的院子清理出来，接着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如何来使用。有的村民拿来可供休息的椅子，有的拿来零食，有的拿来茶具，这些大家都很容易协商解决。“但有时候就需要一个来适度引导和调解的中介，我们的工作坊就是扮演这个中介的角色。”何志森说，“比如有人就说孩子每天能不能放学之后在这里学习，这就需要讨论谁来贡献照明设备，电费怎么平摊。还有一个人问在院子里能不能晾衣服，大家最开始都拒绝了，但最后又达成一个妥协，就是把衣服晾在了角落。”

2024年4月，很多住在哈尔滨儿童公园周边的孩子在这里度过了幼儿园放学后的时光，花与树总能展现不同季节的颜色（李畅唱摄）

村里唯一一位会写毛笔字的村民，专门为这个院子的入口处写了一副对联。它的上联是“人民公园展缤纷”，下联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横批就是“人民公园”。在这处小小的“人民公园”里，何志森对民众共同参与建设和维护一处空间做了实践。

而在真实的人民公园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这样的“自治”举动。那发生在成都人民公园。2005年，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遍大江南北，一个拉票团来到人民公园为成都歌手纪敏佳拉票，成为人民公园进入喧嚣时代的开端。紧接着广场舞、卡拉OK、各种歌舞表演的民间团体纷纷进驻到了人民公园。由此而来的噪声问题让游客和周边居民都不胜其扰。

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在18个娱乐团队中选出8人来成立自治小组。他们会定期在园中来做巡视，让每个表演团体都将音量控制在80分贝以下。而80分贝的标准设置，是公园方组织问卷调查、周边入户走访后综合各方意见达成的一个平衡点。这项举措消除了人民公园内噪声污染的顽疾，当时的媒体报道称“被成都人戏称‘世界最吵公园’的人民公园，终于安静了”。

老年人的自带音响声音极大，一些公园甚至会对噪音实时监测（黄宇摄）

生活与记忆的样本

如果要论人民活动的丰富程度，成都人民公园绝对在全国都数一数二，否则它也不会成为噪声自治管理的先行者。

在一部拍摄于2011年的纪录片《人民公园》中，美国导演史杰鹏（J. P. Sniadecki）和张莫（Libbie Dina Cohn）用一个78分钟的长镜头呈现了成都人民公园周末时纷繁的群众活动景象：老年交谊舞旁边是假山上玩耍嬉戏的孩童，在水上泛舟的家庭成为茶客眼中的风景，这边喝茶的年轻人玩着具有时代感的翻盖手机，那边的茶社小工正在练习着倒茶的功夫，下棋的人群与拉二胡吹笛子的演奏团体比邻，他们丝毫不受旁边连着音箱的忘情歌者所影响。影片最后的5分钟，镜头集中在一个名为“成都许彪霹雳瘦身歌伴舞”的圆形舞场，各色舞者在其中炫技，十分陶醉。

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前，正在打太极拳的群众（陈锦摄）

“当时我在成都拍另一个纪录片，现场很晒，我就会跑去人民公园喝茶和休息。那些群众活动很吸引我。他们全部是业余的，但反而能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史杰鹏和我回忆当时的拍摄动机，“于是我们想到用一种一镜到底的方式去呈现，不仅包括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周遭的自然环境。那时候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关于经济、政治、商业等话题，基本上没有新闻关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拍这个片子是想记录中国人通常怎么放松、怎么玩、怎么打发时间。你可以想象成这是一个数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为什么成都人民公园在活动的丰富性上别具一格？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锦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鹤鸣茶社的存在。陈锦以拍摄茶馆相关的题材著称，从2010年开始一直都在坚持记录人民公园，即将有一本书要出版。这两个项目里，鹤鸣茶社都是他观察的对象。鹤鸣茶社建于1923年，那时人民公园还叫少城公园，它位于公园的中偏西北区域。过了100多年，它的位置没有改变，只是增添了假山和荷花池，环境变得愈加优美，面积也几经扩大，今天占地达到30亩左右。

在鹤鸣茶社喝茶的客人，可以同时享受采耳的服务（陈锦摄）

“成都茶馆这么多，鹤鸣茶社的特别之处一是历史久，二是它是个地方宽阔的露天茶社，正厅以外，其他均为露天。成都地处盆地阴天多，难得出太阳，成都人就爱呼朋引伴来这里喝‘坝坝茶’，于是众生相就在这里展现出来了。”在陈锦的镜头下，他不仅拍那些闲适的茶客，还有那些围绕茶客来掏耳朵的师傅、进行杂耍表演的卖艺者、卖小吃的和推销广告的。他也看到了其中时代发生的变化：茶客手中的报纸被智能手机代替，本地茶客的身影中也有了拖着行李箱前来进行“打卡”的游客的身影。而不变的，则是茶客们追求安逸的生活态度，这是天府之国自古以来的富足悠闲所造就出的城市气质，就连游客也会被感染，在竹椅上舒展开来身姿。

“成都人民公园至今和成都的每一位市民有着很强的关系。”陈锦说。对于孩子来讲，这里是学校组织春秋游的目的地，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和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也让它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成年人来讲，晴好的天气来泡茶馆，有着永远的吸引力。陈锦给我看一张从附近制高点拍的照片，周围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唯有人民公园是一片树木蓊郁的绿洲。陈锦告诉我，成都人民公园本来就位于城市中心区，人们从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近几年实行的“拆墙透绿”更是让它和城市融合在了一起，从不同的侧边都可以穿进人民公园的空间。

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里，杂耍艺人在茶客中间表演（陈锦摄）

事实上，陈锦开始用拍照的方式记录人民公园，正是基于他和人民公园之间的紧密联系。陈锦上世纪50年代出生，小时候因为母亲在四川省博物馆工作，而当时的博物馆和职工宿舍就在人民公园内部，他实际是在这里长大，“大概是住在‘盆景苑的位置’”。工作之后，陈锦拍摄茶馆系列的作品，也会带着不大的儿子一起去鹤鸣茶社，儿子一边喝茶一边玩玩具，他可以在旁边来安心拍摄。

2010年，陈锦有段时间经常会推着患有脑梗的父亲到人民公园散心。有一天，正赶上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他正好看到一对年轻的父母正在给孩子过生日，他们邀请附近并不相识的小朋友一起来吃蛋糕。那一刻，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同样来人民公园春游吃蛋糕的时刻——母亲早逝，身兼父母两职的父亲平日节俭，却为他那次春游准备了一个“油亮焦黄、外脆内软”的蛋糕作为午餐。涌上心头的，还有过往岁月里他和人民公园的许多交集。他在那个瞬间就决定要完成一部关于人民公园的作品。“可以说这里承载了许多个体和家庭的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仍然在延续。”

重新回到人民公园

“00后”的张聪知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日照下面一个县城里，他的记忆里就有一座常去的人民公园。“在夏天的傍晚，我总是跟随姥姥姥爷去公园散步。我们喜欢在一个半开放的广场上待着，那里有一些长椅，都被旁边绿色的浓荫所包裹。周围的人在聊天。小城里大家都很熟悉，偶尔姥姥姥爷会插上几句，有一搭没一搭的，每个人都很轻松。”总是很漫长的天光，风吹过茂密树叶沙沙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的花露水的味道，那是属于夏日傍晚县城人民公园的惬意时光。

随着短视频兴起，许多人也会来人民公园直播自己的生活（于楚众摄）

慢慢地，张聪知不怎么去公园了。2019年，他离开山东，去到香港教育大学读社会学的本科。“学校正好就在山上，还可以远眺旁边的慈山寺，满眼都是绿色。”张聪知和以前的同学讲起来他上学需要爬山，每天都能欣赏到山间美景，别人都很羡慕他，抱怨他们只能在宿舍、教学楼和图书馆这些人造建筑之间三点一线。这让张聪知开始反思一件事情：为什么小时候大家都经常去公园这样的地方，后来就渐渐不去了呢？

“我认为有几重原因。一个是你在长大读书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被灌输坐在桌子前好好学习，是比去到公园里闲逛更重要的事情。渐渐地，你也会觉得那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不符合‘优绩主义’的要求。”张聪知对我说，“另外就是，年轻人可能会默认公园是某些群体来进行使用的空间，比如更多的是老年人群体、孩子或者家庭在里面活动，他们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目的地。这里面固然有公园在设计上的问题——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画有象棋盘的石桌，好像就暗示了那里只有下棋的人才能使用，他们通常是中老年男性。但这里面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在思维上形成的一种偏见般的障碍。”

在人民公园里读书的老人（黄宇摄）

于是张聪知首先加入的是一个名叫“流动在公园”的项目，它的主要发起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一群学生。项目的目的就是让校园里的人能够突破思维上的障碍，把校园当作公园一样来驻足观察和探索。“好比图书馆去食堂的路上有一片小小的草地，可是从来没有人留意过它，我们就在上面放上一株培育好的蘑菇，人们就会为此停下脚步。”接着他对公园的热情一发不可收。他大三的时候在上海实习期间，发起过一个叫“赫德公园”（Heard Park）的活动，鼓励人们用聆听的方式进入到身边的公园。“在上海和香港，佩戴降噪耳机是个很普遍的现象。真正打开耳朵聆听时，就会感到公园里有许多美妙但被忽略的声音。有人录了很长一段风吹竹叶的响声，说那让他想起《卧虎藏龙》中，刚开始学习轻功的玉娇龙笨拙地踩在竹林顶端的样子。”

在上海时，上海人民公园是张聪知经常去逛的地方。那里不仅交通便捷，而且常有中老年的歌者和舞者在忘情表演，他可以在一旁欣赏。“有一次看到两个阿姨唱歌，是很美的二重唱，我听了很久。结束之后禁不住问她们，唱得那么好是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啊。她们就说，她们是东北来的一对姐妹，姐姐的儿子在这边，她们一起帮他带孩子。对周围其他地方不熟悉，就来公园唱歌作为休闲了。”张聪知告诉我，他在公园里明显感觉到人们对陌生人之间的交谈没有戒备之心，“尤其在上海，其他场合人们的界限感很强。但在公园，完全是一个善意流淌的地方。”

跳舞的三位老姐妹和聊天的三位老姐妹，年纪大约相差二十岁（黄宇摄）

张聪知还是一个名叫“走地鸡”小组的成员，这是一个倡导“不花钱过周末”的小团体。在大城市里，不被消费主义所裹挟，但同时能收获幸福感、获得身心充沛的方式有很多，充分发掘公共空间的价值就是其中一种。在张聪知看来，周末的人民公园就是值得一来的地方——沉浸在自然和与人群友好的交流能够带来治愈，这里又是感受一座城市世相百态的窗口。

同样在上海人民公园活动的年轻人，还有“植南门市部”的成员和伙伴。这是同济大学景观学系的三位毕业生组成的一个致力于在地植物研究的小团队。他们曾经在人民公园组织过一次“植物相亲”的活动。参与者从附近的民生美术馆出发，一路经过植物规整的人民广场，再进入有典型园林植物特点的人民公园，最后汇聚在公园西山临时搭建的一个“植物相亲角”。

“上海人民公园有著名的相亲角，我们就想在活动上呼应这种形式。大家到了相亲角以后，会把自己这一路上印象最深刻的植物的信息，写在印制好的小卡片上。你可以给这株植物赋予一个性别，类似相亲里的男嘉宾或者女嘉宾，然后描述它的年龄、身高、样貌，还可以把它画出来。接着我们把这些卡片夹在绳子上，大家一起来观看和讨论，就很像相亲角的氛围。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身边的植物邻居。”“植南门市部”的发起人之一江垚告诉我。

4月末，人民公园里已经是夏日景象（黄宇摄）

另一位发起人庄明昱对这次活动感受颇深，大概由于她是土生土长上海人的缘故。“小时候家里人带我去人民广场看鸽子，就会顺便兜兜人民公园，玩那里的儿童游乐场。长大以后我就不怎么去了。大概是由于那里的相亲角太出名，经常从本地新闻里看到它的小故事，而我们找不到它和自己的关联。所以人民公园所代表的‘本地性’对我们这一代来讲，是已经过时了的，再去看公园现在的设施和环境，也显得陈旧和普通。”而和参与伙伴的交流和互动，让庄明昱深切感受到她和大家一样，都是这座城市里的一员。就像大家都曾经被这里参天的樟树深深打动过，因为那是城市中心难得的景观。

在本期的封面故事里，我们的记者分成四路，走访了自贡、上海、郑州和南宁的四处人民公园。如果人民公园对你来说是个久违之地，那就不妨跟随我们，也去人民公园散个步吧。

（感谢迟阿娟、沙沙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时代公园的印记：中山公园和人民公园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