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 |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和大家分享一篇钱理群先生在《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新书分享会上的答问，关于读书、教育、自我成长。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本文首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
一、答王志彬（北京四中语文教师）问
问：自2017年「新课标」以来，「整本书阅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高频词。您在文章中也表达过中学生应进行《论语》《红楼梦》等整书阅读，当然鲁迅作品也在其中。对于《朝花夕拾》《呐喊》《彷徨》，我们都倡导以「整本书」阅读的方式，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但在中学阶段，鲁迅的散文、杂文、小说，散落在各个不同学段。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应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把鲁迅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广阔性传递给学生？
钱理群：你实际提出了一个中学阶段「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教学」问题。我有三点看法和建议。
1. 我曾经倡导在高中阶段开设六门中国文学经典选读课。即《论语》《庄子》——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的开山之作；唐诗、宋词选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顶峰之作；《红楼梦》——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式」总结之作；鲁迅作品选读——中国传统文学进入「现代文学」时代的创新之作。经历了从起点——高峰——总结——新创造的历史全过程阅读，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六大经典，有的要「整本书阅读」，如你提到的《论语》《红楼梦》，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但有的就只能「选读」。就鲁迅作品阅读而言，除了这三大经典之外，恐怕还要选读《野草》《故事新编》，特别是鲁迅杂文的一些经典篇目。
2. 对经典的阅读，如你所说，在用主要精力在课堂上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恐怕还要有一些综合性的讨论。我在B站上「讲鲁迅」就有两部分：细读《孔乙己》《铸剑》《推》《雪》之外，还专门讨论了鲁迅如何「看」，怎样「想」，如何「读」，怎样「说」和「做」。这样的讨论题目可以应时代需要、应学生要求，根据教师自己的阅读、研究心得而定，有较大的发挥余地，不求全面，更重创造性与启发性。
3. 我还想强调，中学读经典，也包括鲁迅作品，主要是「认识门牌号码」，知道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特点与价值，就行了。经典，是要「读一辈子」的；而且经典的深处，缺少人生阅历的中学生是进不去的。
鲁迅就明言，他的一些思想与文字，中学生就读不懂。年轻时读经典，只能似懂非懂；长大了，遇到问题，就会想起中学时认识的经典作家（如鲁迅）的作品，再去读，就逐渐懂了，而且有自己的理解与发挥了。
问：每年岁末，我的学生有一个年度总结的传统作业。在2022年，较之以往，学生记录下来了更多个体的迷茫、苦闷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惶惑。您的《有承担的学术》中记录了您自己与前辈以及同代学人在面对时代的不确定之中，如何坚守自我、保持思考去寻找「确定性」的历程。刚好今春，作为对学生的一种回应，我的开学第一课，题目也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想请教钱老师，我们当前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应该如何面对时代环境带来的困惑与彷徨？作为教师，该如何引导他们去寻找我们自我生命的「确定性」？
钱理群：你问到了当下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经历了2022年，不仅是你谈到的中学生，事实上是所有的青年人、中年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老年人，都因为面对「时代不确定性」，而陷入了极度的迷茫、苦闷和惶惑之中。
这当然不是巧合：2022年末，我所在的养老院的沙龙，也开了一次讨论会，题目和你的讲课一样，就是「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不妨在这里简单说一说。
我首先讲到，「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人类、社会、历史，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都处于永恒的发展、不确定的变动之中。但动中也有静，不确定中也有确定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也就有了动荡和相对稳定的时代。人类社会是在『不确定——相对确定——不确定』这样来回反复中一路走来的」。
我接着又说，「我一生就经历过好几次关键性的选择」。我清楚地记得，1960年，21岁的我，大学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和自己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中右分子」的身份，我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从北京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山城的卫生学校教语文。一下子就处于自我命运与未来极端不确定的几乎绝境之中。
我向学校领导提出，要去报考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白了白眼睛，说：你这样的出身、身份的人，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我要求当班主任，也不够「资格」，这样，我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前途的「不确定性」就到了极端，真正「无路可走」了。
我急中生智，突然想到「狡兔三窟」这句话：可不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作两个安排？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我分析，自己毕竟还没有被开除，还有一个「教师」的位置，拥有一个多少有些发挥余地的「课堂」；那么，我就把当一名「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从而获得生存空间与价值，在不确定的时代获得生存前提与必备条件。
同时，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暂时不具备条件，需要长期等待的目标，为自己的后续发展做准备：我决定，要继续阅读与研究鲁迅，以便在未来历史发生变动之际，获得新的更大发展空间。我当时心中就有一个「回到北大课堂讲鲁迅」的梦想，真的是「白日做梦」！
我当机立断，搬到学生宿舍，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读书，办报，踢足球，在学生的理解、支持与爱戴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在学生熟睡以后，我又回到办公室，阅读、研究鲁迅作品，即使在「文革」的动荡中也在坚持，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我就这样坚持与等待了整整18年。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已经39岁的我，才等到了实现我当年「报考研究生」理想的最后一个机会，而且给我做考试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我已经准备了18年，就在北大现代文学专业800名考生中考了一个第一名，结束了1960—1978年动荡年代的「不确定」人生。
尽管以后还是遇到新的不确定性；但有了这18年的经验，就能够从容应对，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一路走到今天。
钱理群和夫人崔可忻（已故）
问：您在疫情期间也笔耕不辍，写下许多思考，关于自我与学术，关于知识分子、天地与众生，关于疫情和疫情后时代的全球议题，等等。我觉得，除了您讲授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家背后的文学史、思想史之外，您本身不停保持阅读、思考、写作，把学术研究与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纯粹，这种行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我们。想请教您，我们如何才能保持精神的生长性？如何在安顿我们世俗生活的同时，保持心灵的余裕？
钱理群：这涉及人的人生观。鲁迅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就决定了人生必须有两大追求和安排。你所说的「安顿世俗生活」，就是追求「生存」与「温饱」；但还要追求「发展」，关注自己精神成长，也就是你所说的「保持精神的生长性」，二者缺一不可。
你说到我的「把学术研究与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纯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缺憾：我的人生有些过分的「精神化」，人们（包括年轻人）与我交往是从不涉及世俗生活的。
这次疫情对我的最大冲击，就是使我重新认识「日常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我学会了「享受人生」，追求「吃文化」「玩文化」之美与乐趣。同时，我也更加自觉地追求在动荡年代精神的永恒与安宁，并且努力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我依然「想大问题」，忧国忧民，关心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大事，有一个大关怀、大视野；又从日常生活里的一件件「小事情做起」。每天不但认真读书，思考，写作，也很注意日常世俗生活的安排，调整，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二、答@我是黄鸭兄（B站up主）问
问：钱老师您的人生经历有很多曲折甚至传奇的地方。您21岁从北大毕业（按，应是「人大」：我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毕业——钱理群注）被分配到了贵州安顺中专教语文。一教就是18年，等到您回校园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39岁。对于现在这些期待人生按部就班的年轻人而言，您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可以和年轻朋友们分享一下21岁到39岁之间这18年的体验吗？
钱理群：刚才讲的「狡兔三窟」，就是我第一个贵州经验——在贵州第一阶段（1960—1971）十一年的经验。
1971年的一些事件粉碎了我们原先的理想、信念，开始了后七年的思考与追寻。那时候，我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学生、青年，大都是中学生，中专生，知青，打工者，我是唯一的大学生。
我们意识到中国和世界都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将面临「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民间思想村落」。我们这批边远地区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小青年，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大的历史任务：要为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变动做好思想、理论的准备。用你的话来说，这确实有些「传奇」色彩。
我们非常认真地一起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著，读西方启蒙主义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理论文章，并且认真探讨如何把这些理论思考化为社会实践，做了种种设计和准备。正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与理论准备，「文革」结束后，我们这批安顺地区的「小人物」，大山里的小溪，立刻汇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我自己则投身于教育、学术、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21世纪，我们又重新集结，用《史记》的体例，编写《安顺城记》，推动地方文化研究，最后回归「脚下的土地」。这样，我们就做到了「自我生命与时代大变革的结合」，「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结合」，一辈子坚守「仰望星空，脚踏大地」的基本立场：这大概就是我们「安顺人」的历史经验吧。
问：我经常会听到现在的年轻一代觉得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世界整体的局势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新兴的科技好像大有把我们取代之势，好像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快速消失。钱老您也经常在作品中谈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挣扎。想请问，当这些矛盾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它怎么会塑造或改变一个人呢？
钱理群：你谈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和矛盾的时代，「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在快速消失」：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现在的中国与世界最让人困惑之处，就是「一切既定的答案」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原先相信的，现在不相信了；原先寄以希望的，不寄希望了。
我又想起了北岛的诗句：「我—不—相—信！」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价值重建，理想重建」和「生活重建」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年轻一代或许更加尖锐和迫切。
我又想起了鲁迅当年对年轻人说的话：现在要「重新寻路」。问题是：怎么寻路？他有三点建议。一是不妨听听年长者的意见，从他们的经验教训中受到启发。二也是更重要的，要自己去寻找「似乎可走的路」走。一时找不到，就歇一歇，休息好了再继续找。三是要「联合起来」，共同走出属于这一代的新路。
我对年轻人也有两个建议。一是要推动「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坚持三条：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从「自己的周围」做起；以改变「现在」为中心，不徒寄希望于过去和未来。就是要在现行体制内创造「第二课堂」「第二人生」。
二是「沉潜十年」。我经常对周围的年轻人说，要做长期准备，要有「韧性」。就是既要「慢」，又要「慢而不息」。鲁迅说，人有三种活法：一是「只玩不打」，有追求的年轻人可能不取；二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很难长期坚持；鲁迅倡导的是「边打边玩」，打「壕堑战」：照样唱歌，跳舞，谈恋爱，时不时冒头开它一枪，开完了再继续玩。这样寄奋斗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坚持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近10年、20年，我一直在青年志愿者运动和中小学教育改革运动中，创导我的「沉潜十年」，依靠「韧性与智慧」，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理念。我选择这两个领域做实验，是因为认定，不仅志愿者运动，教育本身就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我要倡导的正是绝望年代里坚守理想主义。
这里顺便向诸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最近有两个当年志愿者和中小学教育改革群体的朋友分别来看望我，他们已经「沉潜」了十数年，还在继续坚守，而且很有成效，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今天在这里重提「沉潜十年」「静悄悄的存在革命」，其实就是想在当代年轻人中，倡导「新一代人」的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理想主义」。
问：在100多年前，罗素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曾经被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100年后的人可以看到这一段视频，您想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建议？现在，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你有想要留给100年后的人的建议吗？
钱理群：我现在就是在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因为我相信，就像今天我们对100年前的民国发生的事儿特别有兴趣一样，50年、100年后也会有人关心今天（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把我的所思所做写下来，倒不是想对100年后人提什么建议，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中国人群中，还有这样的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活法」的人。至于如何评价，是他们的事。我不想管，也管不了了。
（答问由钱理群整理、审阅）
附：鲁迅关于「壕堑战」「边打边玩」的文章——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
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章锡琛的答话是一定要胡涂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岐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岐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岐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来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枪。中国多暗箭，插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近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行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三月十一日
一起聊聊：
  • 你心中的理想主义代表了什么？
  • 你认可鲁迅所说的「边打边玩」的生活吗？
  • 你想对100年后的人们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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