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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高估抗议学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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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校园抗议热度很高，有人说美国学生觉醒了要推翻美国政府，还有人说这会影响拜登选情，让特朗普获胜。我认为这些说法过分高估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影响。
我的判断是，此次学生运动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最后一定是在政府和校方的联合弹压下无疾而终。它们既不会取得8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成果，也不会像60年代越战那样改变美国历史。

这次学生运动，看起来规模很大，纽约时报统计已经有60多所高校参与运动，自从4月18日，哥大校长引纽约警察驱逐学生开始，据说已经有几百人被捕。现在运动也蔓延到了全美高校，甚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也有学校参与。
但从历史上看，
单纯的学生运动很难取得成功，学生运动只有取得社会群体和政治高层的共鸣才能获得成果。
而目前看，美国的抗议学生几乎没有得到其他任何人的共鸣，整个美国社会，对学生都是一片反对。

先说政治高层，除了桑德斯代表的民主党进步派，几乎没有美国政客站在学生一边。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是前总统特朗普，都明确谴责学生。约翰逊威胁要切断联邦政府对涉事高校的资助，拜登则称美国没有反犹主义的生存空间。除了高层，美国社会也没有支持学生，大部分群众对学生表示反对或不理解。学生几乎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
为什么美国学生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抵制？原因就是他们的主张太过不合时宜，他们也过度高估了自己的号召力，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运动。
以哈冲突到现在，虽然支持军援以色列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拜登也不再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但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抛弃了以色列，更不意味着他们能容忍“反犹主义“，站在哈马斯一边。

对高层来说，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盘根错节，美国两党的大量金主都是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就连美国高校，也多接受亲以色列组织的捐款，政客们不可能为了学生得罪自己的金主。

另外，以色列在美国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力，大部分中老年美国人仍然有二战和冷战的记忆，仍对犹太人抱有同情，同时，美国还有大量福音派教徒，他们更是怀着宗教热情支持以色列。
学生们要求校方切断和亲以色列企业、组织的合作，要求政府调整对以外交政策，几乎违背了所有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声援，另外学生们喊出的‘’反犹反美“的口号更是让他们被全社会孤立。
根据各家媒体的报道，虽然大多数学生保持理性，但仍然有少部分激进分子喊出了美国社会不容的声音。比如”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配活着”。“杀死犹太人”等反犹口号，一些犹太学生表示，有示威者甚至挥舞哈马斯的标志，并让他们“滚回波兰”。
除了“反犹”，还有“反美”，部分抗议者使用了“美国去死”的标语（曾在阿拉伯世界非常流行）并分发《关于在美国与巴勒斯坦团结一致的10篇无政府主义文章》的小册子。册子有一页写道：“巴勒斯坦的自由意味着美国的死亡，归根结底，我们作为美国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瓦解美帝国主义”。还有一页写道“阿克萨洪水行动能够压倒以色列，就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并非无所不能”。
激进学生反对的对象不是具体的政客和党派，而是国会和美国整体，这自然触动了美国社会敏感的神经，美国人虽然平常骂政府，但关键时刻往往是“爱国”，学生骂美国，注定会失去民众的支持。
除了学生的行为过于激进，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美国学生和高校在社会中的声望向来不高，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没有中国同行的神圣地位。
在中国的革命叙事中，学生、知识分子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向来被视为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对社会有强大的号召力。而美国学生没有这种地位。相反，美国还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尤其是60年代民权运动后，由于部分学生的激进行为，很多美国民众都认为高校是“不爱国的”，是被“左翼思想”毒化的，只代表少数被惯坏的精英。
美国多元的政治环境，注定了学生无法成为运动的主体。
历史上，美国学生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往往需要其他群体的配合。比如8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当时南非种族矛盾如火如荼，美国学生发起抗议，要求校方切断与亲南非企业的合作，政府停止对南非政府的援助。抗议爆发后，美国政府果然如愿，停止了对南非政府的支持。
此次运动成功并非学生多么强大，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80年代，美国早已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不少政客都明确支持种族平权，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本就有大量对南非政府不满的群体，学生的抗议只是给了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另外，南非的实力也不能和以色列相比，南非的产品完全可以由新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替代，南非对美国社会的渗透也远远不够。
相比南非，以色列的商品难以替代。在计算机技术、医疗设备、药物和高端制造业上，美国都很难切断与以色列的联系。以色列还大量给美国政客和高校捐款，大部分美国精英都是接受以色列支持的受益者，他们不可能反对自己的金主。
这些原因注定了学生取得不了80年代的成绩。
取得不了成绩，能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吗？很遗憾，这也不能。

越战时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深刻影响了美国历史，有几个原因：
一是美国亲自下场参与越战，当时美国还实行征兵制，这意味着每个美国年轻人都有可能应征入伍，越战切实损害了每个年轻人及其父母的利益。而今天美国并没有下场帮助以色列，以哈冲突对美国人来说只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不关系自身利益，他们缺乏支持学生的动力。
实际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3月的民调就显示，18-29岁青年最关心的16个问题，以哈冲突仅排在第15个，大部分青年仍关注通胀、租金等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
二是60年代美国社会上还有其他运动，比如黑人平权运动，社会上的群体和学生合流，才造成广泛的影响，而今天的美国，并没有与学生配合的运动。
我判断，这次的规模不但比不上60年代，可能还不如2020年的弗洛伊德示威。

在缺乏政治高层和社会其他群体的支援下，学生运动大概率会被校方、政府联合弹压下去，这场运动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学生抗议会不会影响拜登的选情。有人认为，年轻人大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拜登此次得罪学生一定会影响支持率，但我认为这种影响不宜高估。

2024终归是一场“比烂“的选举，学生对拜登不满，但对特朗普更不满，他们不一定因为拜登的立场就转投特朗普或放弃投票，而且从数量上看，参加“弃选运动”和校园抗议的学生数量还不如拒绝支持特朗普的黑莉选民多，激进学生能否起到逆转选情的作用，还需进一步观察。
而且说一千道一万，拜登也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学生的诉求太过激进，得罪了大多数金主和利益集团。从选民结构上讲，亲以色列的中老年选民也是比年轻人更靠谱的选民群体，拜登调整立场只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拜登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只能忍痛反对学生，对拜登来说，并不存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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