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利安·巴吉尼

转载：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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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提到鲁滨孙·克鲁索，人们往往会羡慕他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同情他的与世隔绝。鲁滨孙是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诞下的英雄。这种文化信奉的准则是越少依靠他人越好。（他同样是殖民社会的产物。在那样的社会里，鲁滨孙式的独立自主并不会因为其拥有一名皮肤黝黑的仆人而有丝毫减色。）在现代西方社会，理想的精神生活基本上被描摹成了独思独想。很多人认为，哲学、科学和艺术都是由孤独的天才上下求索而来的。这样的想象深入人心。在哲学领域，孤独天才的比喻浓缩成了笛卡儿的“我”，即具有自足内在心智的自我。我们总是得到这样的教导：“要独立思考。”如果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他也许还会引用康德的那句话：“‘要敢于认识。’敢于运用自身的理性！”

《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

[英] 朱利安·巴吉尼著

陈劲姜志勇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3月

如果认真看待和琢磨这个忠告，你会不会真的以为一个人想要很好地思考，就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离群索居地冥思苦想？

大卫·查尔默斯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鲁滨孙回归社会后，有没有因此变得愚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身处荒岛时，鲁滨孙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情；回归社会之后，他能自己做到的事要少得多。”但是反过来说，回归之后，“由于他和身边的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鲁滨孙能做到的事又要多得多”。回归社会后，“他的能力总和变大了”。

查尔默斯是在韩国出席世界哲学大会时对我说这番话的。他还发现，“西方对认知系统的传统认识是，每个人都是一座认知的孤岛。我们各自为政地思考，然后进行互动。”有人告诉他，韩国“对这些问题更多地采用社群主义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深深根植于当地文化。在韩国，乃至在整个亚洲，“思想、理性与行动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相互联结的总体”，个人的思考是其中的一部分。

鲁滨孙在孤岛上是不是更聪明些？这个问题很像拿一把瑞士军刀同一个工具箱做比较。你用一把多刃军刀远比使用工具箱里任何一件单独的工具能做到更多的事，但是，如果使用整个工具箱，你能做到的事一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做一个思想上的“自了汉”就像把我们自己的大脑变成一把瑞士军刀，白白剥夺了自己接触更多思想的机会—它们缤纷多彩、各有所长。这样的认知自主性是以牺牲认知的广度为代价的。

社会认知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领域，它让我们认识到，理智喜欢伙伴，且需要伙伴。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通过机巧的实验说明我们有多愚蠢。这种颇具讽刺性的做法让心理学家乐在其中。即便如此，只要他们做出下面这个对比——将独自思考的结果同群体共同思考的结果做对比——情况就变得一目了然：人们在共同思考时要比独自思考时更聪明。

沃森四卡片任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项经典实验旨在揭示人的抽象推理表现有多糟糕。参与者要遵循一项简单的逻辑规则，例如“如果x，那么y”。这种规则有时具备社会背景，例如“如果一个人不满18周岁，那么他不可以购买酒类产品”；有时它是纯粹抽象的，例如，“如果卡片的一面是黄色的，那么它的另一面必定画着一个三角形”。在前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具备社会背景的情况下，遵守这一规则的正确方法往往会直接跳到人们的脑子里。大约有80%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但是到了纯粹抽象任务时，结果却大相径庭，做错的比例高达85%。如果觉得这匪夷所思，你可以自己到网上试一试。即使得出了正确答案，你也肯定觉得答案没那么一目了然。最令人称奇的是，如果把同样的纯粹逻辑卡片任务交给小组，请小组成员共同解决，抽象任务的正确率也会达到80%。如此看来，走出认知孤岛确实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近些年来，哲学也在亡羊补牢地纠正它对孤寂思考的偏爱。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是信念的形成与证明的社会维度。它已经变成了如今哲学王国里最富活力和趣味的领域之一。在它出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性的一面削弱了理性的一面。比如，如果科学工作者受到了“社会因素”的显著影响，人们就会认为，这干扰了他们的客观性。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那些得到食品企业赞助的研究报告会极力支持一些荒谬的说法，例如人们饮食的最大问题是脂肪，而不是糖；化石燃料企业赞助的研究报告会和气候变化论唱反调；制药企业会掩盖药物测试的无效结果和负面结果；在面对农业问题时，大型“农业科技”企业力推的解决方案往往让不够集约的替代性方案无从施展……这样的例子可以一直举下去。社会对理性的干扰何止一桩，它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文化层面的扭曲和资本的刺激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作为社会认识论的先驱之一，艾尔文·戈德曼指出，这些不过是一面之词。它遮盖了一个明显的真相：“我们可以运用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知识，它包括援引他人的经验和前人做过的贡献。在某些问题上，他们也许提出了更好的想法，也许受过比你更好的教育，或者仅仅是比你读过更多的书。在这方面，社会因素不一定与理智因素或者知识的获得彼此冲突，前者反而是对后者的补充。”

孤独的天才并非不可能存在，但是他们只能算例外，不能成为常规。而且这样的人正在变得极其罕见，因为如今的知识浩如烟海，没有哪个人能足够全面地消化吸收它们，并由此提出真正独创的见解。只要对思想史仔细打量一番，我们就会发现，孤独的天才通常是难以捉摸的。最杰出的哲学家都能兼顾孤寂的反思式写作和与其他才俊的深度交往。亚里士多德是这一模式较早的典范。每次在课堂上讲一个问题时，他总是首先回顾别人的说法。他的吕克昂学园和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一样，都是哲学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地方。作为现代大学的前身，这些学园是由思想者组成的共同体，唯一的宗旨就是推动学识的进步。虽然笛卡儿的《沉思录》读起来很像一部个人反思录，但是它的出版伴随着一系列的反对声和各种论争，而这些批评都是笛卡儿求之不得的，由他主动寻来。为了撰写自己的第一部杰作，休谟确实前往与世隔绝的拉弗莱舍闭关写作，但是他定期与这座小镇上学识不凡的僧侣们进行晤谈，而且一直很重视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并且同他们保持书信往来。如今，同行评审早已成了与他人开展思想合作的制度化要求。

每个人都应该融合他人的思想，全世界多数的伟大思想都是这样炼成的。假如你喜爱音乐，却只是埋头听自己作曲的作品，或者只听本国的音乐作品，那你简直愚不可及；假如你想要论证一项推理，可是只顾着闭门造车，对国外的观点不屑一顾，那么你同样愚不可及。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独立思考，因为无论是顺从主流观点，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终究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责任。有的时候，那些打破正统的人就是对的。不过我们总是把独立思考的重要意义同独自思考的意义混为一谈。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冥思苦想，最终拿出来的可能只是半生不熟的臆想，而不是一鸣惊人的创见。诀窍在于同别人一起思考，但要为自己而思考；不要随波逐流、盲目从众，而是用他人智慧的力量帮助自己开辟独立自主的道路。那么，具体该怎样做呢？

扩宽精神交往的一种方法是把目光放到自己的文化之外，无论它是国家文化还是学科文化。英国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比库·帕雷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为多元文化主义大声疾呼的。他为多元文化主义设立的前提是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所有的智慧，也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体现所有的伟大价值，因此，各种文化存在很多需要彼此学习借鉴之处，而主要的学习方法就是对话。对话的关键在于，每种文化都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假设及其优缺点，并向其他文化学习。”

历史证明帕雷克是对的，多样性是思想的调味料。哲学的大爆发几乎总是发生在人群和思想极大流动的时代和地方。古代的雅典是一个兴旺的贸易枢纽，18世纪的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爱丁堡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同思想背景的人总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相聚，共同思考。这样的思想碰撞数不胜数。

帕雷克称之为“互动性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多元主义”。它的最关键因素是互动。人们总是过多地以为，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为多种多样的世界观欢欣鼓舞而不去挑战它们，哪怕只是对其他文化的简单质疑，也会被视为心胸狭隘的沙文主义。帕雷克认为，这种所谓的“尊重”是贫瘠无物的，因为它认为文化的多元性经受不起批评或者根本不值一学。

思想的多元性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获得，即寻找思想对话者。不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睿智的同道人让自己受益良多。迈克尔·弗雷恩谈起他与自己在剑桥的导师乔纳森·本内特的引人入胜的对话。弗雷恩说，本内特老师是个“热情如火，浑身散发着能量”的人，也是“我遇见的最好辩、最难相处的人……就算你说了句‘早上好’，他也能抬上一杠”。弗雷恩的课一般从中午开始，两个人通常会去酒馆吃一顿午饭，下午在本内特的办公室继续交流，直到吃完晚饭对话还在继续。“这项工作十分艰苦，但它绝对令人着迷、引人入胜。”弗雷恩说。

如果无法和他人一起思考，也可以尝试通过想象他人的思想来思考，这个简单的方法可能很有帮助。很多小说家喜欢自己创作的人物所带来的惊喜，丽贝卡·戈尔茨坦也不例外。她的第一部小说《心身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主人公的观点和作者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戈尔茨坦回忆说，在写那本书时，有一次她在纽约的地铁站里遇到一场小风波。“首先是我做出了反应，紧接着，我听到她做出了反应，而且她比我幽默得多。她有办法在整个过程中用一种让人身心愉悦的方式讲话。那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它把我引向了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她说自己之所以提出“重要性图谱”的想法，就是因为吸收了小说主人公的观点。重要性图谱是一种工具，用来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小说家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但是我们都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在无意中吸取别人的观点。在面对一些情况时，我们突然发觉自己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可能怎么说，自己的同事也许怎么想，自己的配偶可能做出什么反应。我们有时还可能刻意地去想象他们的说法。基督徒会问自己：“如果换成是耶稣，他会怎么做？”（显然，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认为自己可以想象上帝的思想是一种亵渎神明的狂妄自大。）人们还会想象，一位比较聪慧的朋友会怎么说、怎么做，这种做法更自然，常常也很有用。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诡异，但它确实意味着即使独处斗室，我们也可以和别人共同思考。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群体的思想可能会成为一个牢笼，而不是一种解放。1978年5月，《光明日报》头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整20年后，中国哲学家欧阳康写道：“这篇文章提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知识，其真理的本质都必须由实践来判定和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科学知识，都应该根据实际运用的具体情况修正增补，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进步。”

对中国的哲学家来说，这是“解放思想”的一刻。1978年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赢得了比较独立的学术地位。

在西方，因循守旧的危险来自群体思维。同他人一道思考当然有莫大的益处，但它也会产生过度共识的风险，让其他不同的观点无法立足。群体思维也因造成不少重大的集体失误而遭到指责。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是这个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之一。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在古巴猪湾入侵行动中遭遇的惨败。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团队不加甄别地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入侵合法性和成功可能性的看法，而对质疑者的意见置之不理。第二个例子是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不经鉴别地接受了一项群体判断：必须按照原定日程发射。这样做的后果是，团队关键成员提出的严重安全隐患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因此饱受指责。群体思维不仅可能让观点变得僵化，还可能把它们推向危险的极端。

群体思维描述的并不是一种具有清晰界定的现象。它不是精神疾病，总是表现出同样的病因和症状。它更像一种涵盖性的总称，用来概括群体思维可能造成过多共识和因循的诸多方式。批判式思维可以预防群体思维，这样的想法听上去令人心安，但是它也可能沦为另一种认知偏误的牺牲品：愿望思维。

以哲学为例，哲学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门户派别，例如维也纳学派、美国实用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剑桥柏拉图主义、苏格兰常识学派等，所以真的有人认为哲学能在面对群体思维时免俗吗？更不用提布达佩斯、伊奥尼亚、京都、利沃夫-华沙和法兰克福等林林总总的其他学派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时至今日，各个大学院系仍然和不同的哲学风格及路径暗通款曲，即使在同样讲英语的地区，如果你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或者埃塞克斯大学等不同地方学习哲学，你有时仍会感到它的面貌有所不同。这样的不同有时很微妙，有时非常明显。

哲学家都是自由思想者。这样的想法当然令人愉悦。但是，我们不断看到的事实是，一个人秉持的哲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哪里做哲学。如果放任自己，自以为可以对这样的压力免疫，那么我们逃脱群体思维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微乎其微。没有人会不改其乐地承认自己在随大溜，很多人都在无意中随波逐流，这容易得让人害怕。任何一个利益共同体都具有形成共同认识的趋向性，而且，共识一旦形成，人们就很难超越它来看待问题。

政治保守派认为，很多社会实践和常规公正与否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可行，而不是看上去是否符合理性。因此，对他们来说，群体思维的危险性尤为显著。保守党政治家、哲学家杰西·诺曼坦承：“究竟是愚蠢的、人云亦云的普遍看法，还是来自群众智慧的、获得广泛接受的共同认识，我们没有一种绝对灵验的办法把二者区分开来。这一点千真万确。”一位理智的保守人士不会以为已有的传统和观念必定是最优的，不过他同样不会认为，如果乍一看它们不符合理性，那就一定要予以全盘否定。

群体思维并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并非每个人都要不可避免地臣服于它。贾尼斯认为，肯尼迪政府正是因为从猪湾的惨败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才能在一年后安然度过古巴导弹危机。积极主动的策略可以打败因循守旧的惯性。群体的领导者需要把自己的参与降到最低，还要广开言路、鼓励批评意见。问题应该由各自独立的多个团体共同讨论。我们不仅应该寻求外部的专业知识，还要全面考虑所有的替代方案。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应该用类似的、没那么正式的方法来抵御群体思维。主动寻求不同意见，征询外部人士的看法。不要从同一个渠道或者立场相似的人那里获取所有信息。随时准备质疑朋友和同事，并学会在不冒犯他人、不产生对立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忠诚应该是对人而言的，而不是对思想。

我们如果把自己变成他人的追随者，就会把对人的忠诚与对思想的盲信混为一谈。迈克尔·达米特解释说，在德国，曾经“每一位教授都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学生必须研究和接受这些体系”。他还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去弗莱堡拜入胡塞尔门下：

他说，那天他来到了胡塞尔家，说自己是老师新来的学生。胡塞尔开门之后请他稍等一下，就转头回到了屋子里。不一会儿，胡塞尔抱着一堆书出来对他说：“我毕生的作品都在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位学生要先回去把这些书读完，才能回来拜入老师门下。

达米特说：“我不太认同这样的传统。”但是哲学这门学科有一项庄严可敬的传统。在中国和南亚次大陆，这项传统规定，一个人必须在师父的膝下学习。这样的形容是名义上的，它更多是一种比喻（而且几乎没有女性师父）。入门弟子要学会谦恭，懂得先下苦功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有朝一日才能不揣冒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想法很可能是在对先贤充满敬意的解读中委婉表达出来的。

在当代英语哲学界，这样的敬意被颠倒过来。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学生们就要对伟大先哲的论证提出猛烈的批判。类似笛卡儿的《沉思录》这样的经典著作被用作“打靶训练”，帮助学生提高批判技能，于是敬意荡然无存。

我是英语哲学系统的标准产物，不可能失去对开放批评和对立思想的执着。但是，这种精神是可以调和的，其方法是更深刻地领会这样一种必要性—先真正投入时间去理解一项立场，再提出批评也不迟。被要求提出批判的学生面对的是混杂而矛盾的信息：一方面，这些著作号称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作品；另一方面，人们相信，即使刚入门的新手也能找到伟大著作的明显漏洞。

没来由的打破传统和蒙住眼睛拉磨一般的因循守旧都要被避免。既要断然丢弃对自身信念的执着，也要抛弃对特定思想者、理论或者门派的愚忠。要做到不偏不倚，超然于门户之外。出色的推理与选边站队无关。

谈到门户之见的危害，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例子莫过于围绕着维特根斯坦的狂热崇拜。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他既魅力四射，又非常古怪。剑桥大学的哲学在很多年里几乎完全走在维特根斯坦的道路上。那里的学生甚至会模仿他的举止做派和说话方式，这也许不是刻意的模仿，但是他们确实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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