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美国知名大学里声援巴勒斯坦的骚乱愈演愈烈，甚至爆发与警方的冲突。
在此背景下，加沙战区发现“乱葬岗”、拜登签署260亿美元援助以色列法案（其中含170亿美元军事援助）、以军宣布即将进攻拉法等事件，又为本就不平静的民意添柴加火。
截至目前，根据联合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开战六个月来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同样根据来自联合国的报告，过去两年间乌克兰平民共死亡10382人。
乌克兰政府对这个数据持保留态度，称那仅是找到遗体被核实的死亡人数，乌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死亡人数大约是5万。
就算按照乌方的说法，加沙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也已经逼近轰轰烈烈打了两年多的俄乌战争，而一旦以军进攻聚集着150万难民的拉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难以预计。
南加州大学的学生打出“GAZA（加沙）”的大标语，警方已逮捕93名抗议学生。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党内同僚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并举行记者会。约翰逊说，如果校长沙菲克无法改善秩序，就应该辞职。而在2024年1月，应对反犹不力的哈佛大学校长已经辞职。
尽管美国经常爆出一些跟以色列的分歧，但在亲巴勒斯坦一方看来，那些不过是障眼法，拜登根本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帮凶，追随了后者的脚步。
拜登对于这场中东危机的核心思路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条：
1、支持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决定。
2、在“1”的前提下，将外溢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包括舆论影响和冲突可能涉及到伊朗的问题。
在拜登看来，哈马斯事实上成为阻碍美国中东和解政策的绊脚石，因为它的搅局，让拜登政府耗费巨大心血的以色列-沙特和解进程泡汤。
如果未来想继续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哈马斯必须解决掉，长痛不如短痛。
至于说牵扯到伊朗的问题，因兹事体大，拜登不希望在2024年大选之前再新开一局，所以要求以色列做出克制。
这一点在回应伊朗袭击以色列本土一事上表现地尤其明显。
过去两周，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确保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公开交火不至于陷入全面冲突。
当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造成伊朗高级军事官员死亡后，拜登公开敦促伊朗不要反击，并多次与德黑兰进行私下沟通。
而在摸到伊朗的底线后，美国又派出军舰和战机全力保护以色列安全，避免来自伊朗的袭击对以色列本土造成太大伤害。
紧接着，拜登又施压以色列采取一种十分温和的报复手段（以国内强硬派普遍认为回应过于软弱），让伊朗方面可以忍受，甚至干脆假装自己根本没有受到袭击。
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危机降级措施，很明显是拜登外交团队精心策划的。
目前危机的焦点已经从伊朗-以色列冲突重回拉法。
拜登政府处理中东危机的核心思路看似精妙，外交手法也十分细腻，但这其中却存在两个致命缺陷。
其一是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民意走向。
拜登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让自己和以色列的一些极端行为划清界限，并时不时地“战术性”爆出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从而减轻舆论压力。
然而这些操作的效果是有限度的，且随着时间推移，缓冲效果会越来越差。
如果当下是2022年或2023年，拜登或许可以不怎样在意这些舆论压力，毕竟外交政策对美国内政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基本是总统和国务卿等少数精英的游戏。
可现在正值大选年，而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以及亲巴勒斯坦群体（比如大学生）多为民主党支持者，假如拜登不能响应他们的诉求，有可能导致一部分原本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弃票。
在选情破朔迷离的当下，谁也不敢冒这个险。
简单点说，美国社会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矛盾其实主要发生在民主党内部，是一场左翼力量的“内战”，因为民主党理念上比较同情弱者，有所谓的博爱精神。
至于说共和党和特朗普，他们向来坚定站队以色列，抱着一种看民主党笑话的心态。
当记者就有关巴以问题、抗议问题采访特朗普时，其回应已经完全模版化：（XX负面事件）都是拜登的错，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宛如一场灾难，如果我还在白宫，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有报告称以色列使用了一套名为“薰衣草”的人工智能系统做空袭决策，以90%的准确率瞄准个人，接受每袭击1名哈马斯初级指挥官造成15至20名平民伤亡的附带条件。以方对该报告予以否认。
加沙两家医院早前发现乱葬坑，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敦促以色列提供相关信息，欧盟和联合国则呼吁就此展开调查。图为巴勒斯坦卫生部员工4月21日在纳赛尔医院的乱葬坑中挖掘尸体。
其二是战争带来的长期负面效应。
加沙危机说到底是拜登时期美国外交的一个“意外”，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非常突然，以色列的强硬也超乎想象，美国更像是不得不出面收拾烂摊子。
从大战略的角度讲，美国是想逐步撤出中东、淡化该地区事务的。
现如今，即使哈马斯在接下来的拉法战役中被消灭，美国也只是实现了一个折中的战术目标，与其战略目标仍然违背。
因此有观点认为，停火并恢复战前现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是拜登政府的最优解。
任何支持以色列打下去的行动都将美国的中东政策继续走钢丝，也让美国淡化中东事务的战略目标变得遥遥无期，这还不要提冲突本身对美国国际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美国处理巴以问题的真实思路一直没有变，那就是牺牲巴勒斯坦的建国权（因为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太多原巴国版图上的土地），然后尽可能用其他利益补偿立场相对温和的阿拉伯国家。
这种政策本身是一种摆不上台面的利益交换，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亚伯拉罕协议》签订现场。
2020年8月13日，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在美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
这是特朗普时期中东外交的“重大胜利”，曾被吹嘘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
说来有趣，拜登本人出身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长期以外交事务专家著称，但他的中东政策轨道却一直沿着政治素人特朗普的思路在进行。
拜登上台以来，继续投入精力到《亚伯拉罕协议》上，希望把海湾地区最重要的沙特也拉进协议，从而展现自己已经“超越特朗普”。
不过截至目前，拜登的中东和解战略失败了，撤出战略也失败了，他甚至远没有达到被他鄙视的特朗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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