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古原
不管是耶伦还是布林肯，都在谈中国产能过剩。

什么是产能过剩，会有什么后果？这真的是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吗？
“美国将不会接受新兴产业如同10年前美国钢铁领域那样，被获得补贴的中国廉价进口产品大批摧毁。”耶伦不久前在访华时表示，此行重点是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
这样的话，德国总理也在说。

16号访华的朔尔茨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称：
“在某个时候，德国和欧洲也会有中国汽车。唯一必须明确的一件事是，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有倾销，不能有产能过剩，而且不能侵害产权。”
4月17日，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称，该机构发现中国“全面产能过剩”，无论是化学品、金属还是电动车领域。“接触的公司几乎没有不面对这个问题的”，而这些过剩的产能将在未来几年内冲击市场。
彦辞补充称，
“对于构成欧洲工业基础的、具有战略可行性的工业正因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市场，欧洲不能接受。这时贸易就变成了一个安全问题，我认为中国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言论，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代表着，欧洲与美国地区与中国地区的贸易前景，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场更大规模的贸易战，或许正在酝酿中。

耶伦是一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其丈夫还是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她是如何叙述这个逻辑的？

耶伦是这么叙述她的的逻辑：
对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大力支持，产能大幅攀升，而中国国内需求疲弱，因此行业出现过度投资，商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当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美，当地企业的生存将陷入困境，如同十多年前，中国钢铁席卷全球市场一样。
而且，
“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太大了，中国主体采取的行动可以改变国际价格，可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的生存成为问题。”
这个论断，其实也是国内普遍的观点。
而上一次“产能过剩”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是五年前。
2023年末，中国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电气机械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低于2016年末。
中国的财经媒体《财新》在3月底就发表社论称，这轮产能过剩与前期各地激烈竞争、纷纷给予产业政策补贴不无关系。近年来，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医药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大受益于各地竞相推出、不断加码的政策支持，这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并不令人意外。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则在3月14日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新一轮产能过剩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比较高，甚至是先进行业、前沿行业，而“前沿行业很快出现过剩的压力和风险，是从未有过的；原先属于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汽车，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是过去不曾经历的” 。
那么他们真的说对了吗？
第一个是产业补贴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产业补贴的本质是政府将某一些企业上缴的税款，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给予另外一些企业，强行对资源进行配置，这种配置往往容易出现巨大的产能过剩。
他会带来很多错误的结果。
最大的结果之一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另一些未得到补贴的企业，其实就是补贴的税款的承担者，他们的发展受损了。
被补贴的行业，产业链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因此推动了供应链全域的成本下降，最终体现在工业制成品上的价格便宜。
这些资金如果不投入政府指令的领域，而是成为其他企业的资本，也会推动其他领域的成本下降。
人们热爱产业政策，往往就是犯了经济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他们只看到表面的利益，却看不见那些潜在的损失。
产业政策驱动下的需求并非由市场驱动，而是由政府驱动，这代表着，消费者通过价格展示的更为急迫的需求，未得到满足。
全球所有的消费者，都受损了。
而非市场驱动的需求，很容易带来产能过剩，这也是最常见的后果。比如，中国的大基建过剩了吗？中西部都能见到不少利用率极低的高速公路。
如果这些资金，由企业家自主来运用的话，他们投入消费者最为急切的需求之中，让更多的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

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评判视角要从所有消费者（全球市场中所有的消费者）共同福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哪一个产业的产业工人角度出发。
但凡从所谓产业工人、具体企业收入的利益角度出发，这往往是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而重商主义，早在二百年前，就被亚当斯密批判得体无完肤。

因此，耶伦、布林肯、朔尔茨都错了，产能过剩的部分原因的确来源于产业政策，但他们伤害的不是美国的生产者，而是中国的生产者和全球消费者。
他们都在传播重商主义的思想。
包括北大国发院的卢锋，也错了。
简单来言，产业政策伤害的是国内的另一群企业主的利益（因为税收在国内征收），使得这些企业的资本减少，无法研发更多的好产品、降低更多产口的成本，进而伤害全球市场中所有消费者的利益。

但耶伦与他们不同，耶伦这种顶级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在理论上犯这么幼稚的错误。

访华之前，耶伦向美国媒体表示，“我从小就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人以低价卖给你商品，你应该写一封感谢信。这基本上就是标准经济学所说的。”
发现不妥后，她马上补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说‘寄一封感谢信’了。”
她的这番言论充分证明了，她非常懂，只不过，她现在是一名政客，而非一位经济学家，因此，政治比理论正确要重要得多。

国际知名财经媒体彭博社因此评论称，
“如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之（耶伦）正在拒绝经济学中存在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最基本原理之一：比较优势……如果某个国家能够以比你更低的成本制造商品，你就不应该实施贸易关税壁垒，相反，应该进口商品；作为回报，你应该使自己的产业更有效率。”
耶伦当然比其他人更清楚，产能过剩还有其他的原因，并且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美联储发钞和中国央行发钞。

2020年，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洪水流向全球，哪怕在疫情期间，2020、2021、2022年中国的出口依然大增，这就是产能过剩的更为重要的来源，在错误的价格信号下，中国无数企业加大投资，加大产能，以满足当下无中生有的货币创造的新需求。

然而洪水总要退去，当世界来到萧条期，被错误价格信号影响的企业家们发现，需求突然就不在了，原来投资的厂房、设备因此出现了闲置，产能这时过剩了，企业家不得不亏损出售产品。
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企业倒闭，劳工工资率下降。

而在数年前中国政府开启的棚改等一系列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其后果与美联储发钞并无二致，同样是今天地产危机的起源。

耶伦不仅是经济学家，还当过美联储主席，亲自主持过美国十年前的QE，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2013年11月20日凌晨消息，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周二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作出辩护称，资产购买计划带来的利益仍高于成本，在失业率下降至6.5%下方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联储货币政策仍很可能保持宽松。
也即，对于今天的中国产能过剩，货币政策是更大的主因，美联储和中国央行，都负有重大的责任。

作为一个坚定的市场派，我坚决反对一切产业政策。

但不得不说，美国政客和德国政客们，是没有资格来指责中国政府的，因为这三国的政府，都是市场派批评的对象。
2022年8月16日，拜登正式签署《通胀削减法案》（IRA），投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将重点支持电动车、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在北美进行组装的新车，消费者最多可获7500美元补贴。该法案甚至还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
“当我们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时，这很难说得过去。”卡托研究所贸易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向美媒称，“事实上，当你的论点是‘照我说的做，而不是照着我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的时候，其政治和话语效果将不可避免地打折扣。”
难道德国的产业政策少了吗？德国不是在动用行政力量消灭核电、煤电要大搞新能源吗？

进一步溯源，新能源产业从何而来，不就是欧美主导的《全球气候协议》么？要求中国发展环保产业，达成碳中和，不是欧美国家政客们持续近三十年压迫的结果吗？

1992年就启动的全球气候谈判，是今天全球所有国家在搞新能源产业补贴的根本性来源。而这其中，推动最为积极的，就是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与朔尔茨所代表的欧洲社民党。
这两股全球最强的白左政治势力，是过去三十余年来推动全球碳中和的核心政治力量。
因此，他们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一国的所谓新能源产业补贴，相反，他们正是全球激进环保主义政策的起点，也是市场派们持续三十年来批评的重点对象。
中国产品之所以能行销世界，让这些欧美国家的政客们不断指责，原因如下：
长期因素：
只要进行全球化，全球同质劳动力的价格会趋于一致，如果全球在国界上的所有阻碍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管制消失，全球各地都采取一样的欢迎资本、无审批的经济政策的话，那么，全球各种劳动力的价格会接近一致水平；劳动者的竞争者不是企业，而是另一群劳动者。
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是由劳动者竞价产生的，因此，欧美的普通劳动者，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会不爽，因为资本在流向那些报价更低的区域，当地的管制又在增加，欧美的社民化又越来越严重，便得当地劳工的生产率在下降。
劳工收入，不是企业支付的，是消费者支付的。消费者只愿意选择购买更高效率生产的产品，于是就抛弃了欧美的劳工，这使得欧美的普通劳工极度痛苦。

表面上，他们还维持了汇率上的高收入，但实际购买力上，已经在向东亚的工人在趋于一致。
正如经济学比较优势原理所指出，只有进入自己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更高的劳动效率），才能达成收入的持续增长。

表面看，是各国政客在唱着什么中美竞争，中欧竞争，背后其实是美国工人和欧洲工人们，试图阻止中国劳工的竞争。

现在绝大部分制造业领域，甚至包括IT业，整个东亚的劳工效率（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总量），已经远高于欧美劳工。
供给才能消费，要想消费更多，在市场中，只有生产更多，而要生产更多，只有依赖更多的资本。

符合欧美民众利益的正确策略，不是贸易战，而是打开国门，进行开放，欢迎全世界企业去投资，欢迎一切人才去当地工作，这样欧美地区的劳工才能在资本量增加的情况下（比如更高效率的机器），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收入。
但是欧美国家大量的福利制度正在将巨量的当期累积资本直接消费掉，并设置各种障碍，比如环评管制、严格的劳动法等阻止资本投资，这种情况，就导致欧美的资本外流到东亚地区。

未来的贸易战，不会仅仅发生在中美，或中欧，而会发生在整个欧美地区和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欧美不解除这些管制，不提升本地区的资本吸引力的情况下，两个区域的劳工竞争，几乎成为了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与出租车司机天天想打死网约车司机，是一回事。

但即使是如此，当欧美普通人的消费者身份在发挥作用时，他们依然在行使消费者主权，主动选择亚洲地区的廉价工业品，主动抛弃当地生产的昂贵的工业品。
因为任何时候，消费者的利益都真实不虚。
这种贸易战，放在欧美国家范围内思考，侵犯的是普通人在全球选择便宜产品、普通企业在全球寻找便宜原材料的权利。
贸易战无法达成让本国企业更强大的目的，他只会让民众们更痛苦，要求更高的收入，让企业的成本上升，最终，消灭消费者储蓄（资本的一部分），消灭企业的资本（成本上升降低利润），无法让民众的真实工资率上升。

早在十八世界的英国，在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指导下，英国就实施了单边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显而易见。

他可以让国内的消费品价格降低，让国内企业的原料成本降低，最终让国内企业的资本累积增加，劳动生产率上升。
二百年后，不要说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死了，就连亚当斯密、李嘉图这些古典经济学巨匠们的思想，都被西方民众抛弃了。
短期因素：
中国政府的放水，和美联储的放水后导致中国经济进入萧条期，萧条期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导致大量的错误投资被清算，不管是地产业，还是制造业，都有大量企业前期投资被消灭。

在中国经济预期不稳定的时候，消费者增加了现金握存，减少了消费，供给能力被错误的价格信号引导出现了错误的增加，而消费同时减少。
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时发生在欧美。
欧美的GDP增长也是假相，在通货膨胀率下，欧美实际购买的产品数在减少，2023年虽然美国的GDP在增长，但实际到岸的货柜却在减少，这说明全球市场都在减少需求。
商品的价格因此下降。这个下降的最终代价，最终将由三类人承担。
第一类：中国的劳动力的工资率下降，
第二类：拥有土地（房产）的人，因为土地价格下降，写字楼厂房租金下降；
第三类：资本利息下降，拥有资本投资的人收入降低
这是货币超发的必然后果，而欧美通胀进入了更为严重的状态，如果说，以美国所有消费者利益出发的话，那么，他们是否欢迎东亚地区的廉价商品呢？当然欢迎 。
廉价商品，是降低美国通胀，让美国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的有效手段。
但是政治不由大多数消费者决定，各国的政治都是由少数人在决定。这是干预主义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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