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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只有存在真空地带才有新兴力量进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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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直在看厉以宁的《欧洲经济史》，看到资本主义的起源这块很有感触，厉以宁认为，欧洲之所以能产生资本主义，关键是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发展，欧洲产生了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与君主、贵族力量的均衡产生了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经济。

厉以宁的观点，非常犀利，我们中学时学到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往往过度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格局对经济的反作用，实际上，真正让中国和西欧命运歧途的，恰恰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这里就要先定义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和经济体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核心特征，就是保障私有产权和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统治者要承认私人产权的神圣，遵守市场规则并确保契约按法律执行，政府要尊重法律，尊重个人权益，不能任性胡为。这样的制度和体系，只能在一个存在制衡的政治环境中产生，而绝无可能诞生在一个奉行专制主义的国家。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自秦以来就实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之后历代都不断加强皇权和官僚体系，到明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顶峰，任何经济形式和有力量的群体，几乎都是行政权力的延伸。

就拿中国的城市来说，古代中国的大城市一般不是自发形成，而多源于政府的规划，政府定都在哪，哪里就繁荣昌盛，由于中国城市的形成来自于政府的意志。
因此城市的核心居民往往是王公贵族和官僚阶层，他们构成了城市权力的上层。因此，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都可视为政治城市，他们是行政权力的中心，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统治者的安全并满足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
无论是北宋的汴京，明清的北京城、南京城，它们都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居于核心地位的贵族、官僚阶层和为他们服务的广大劳动者。
根据《宋代东京研究》一书的估计，汴京人口在150万-170万之间，其中皇室、宗室、官僚、军人及其家属占据人口一半以上，再加上为宫廷和官僚阶层服务的官营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人口就在100万左右，而民营手工业者和商人，最多也就一二十万人。

可见，与今天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汴京也是地地道道的公务员经济，城市的运行完全围绕公务员展开。

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商人最多是依附于官僚阶层的服务员，不可能拥有自主意识，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大商人，大都是官商，他们的变现途径从来不是发明和创新，而是借助政治权力实现垄断，也就是费正清说的，中国商人不是要发明捕鼠器，而是考虑如何获得捕鼠的特权。
清代独领风骚的第一大商人家族范家就是靠给政府运输军粮发财，为了奖励范家的忠心，皇帝赐予范家二品官位，并允许他们参与食盐垄断贸易，范家的繁荣全赖于皇权的垂青，后世的胡雪岩、盛宣怀，发财之路也大体如此。
当然依附于皇权自然也受制于皇权，如果惹恼了统治者或者自己在朝中的靠山倒了，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比如明朝初年的沈万三，虽然号称首富，并帮助政府修建了城墙，但朱元璋一句话就将其抄家流放。清代的胡雪岩，也曾经风光一时，但最终被慈禧太后革职抄家，身败名裂。
历数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人，几乎没几个有好下场，他们从未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与中国商人不同，西欧的商人阶层，一开始就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他们始终独立于君主和贵族之外，欧洲分裂的政治格局给了他们壮大的机会，最终他们形成了资产阶级，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欧商人阶层的壮大离不开欧洲独特的政治环境。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曾经的罗马城市纷纷衰败，人们大都住进了封建领主自给自足的庄园。

但领主们很快发现，自给自足只存在于理论上，封建主要想提升生活水平，获取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和香料，必须要获取货币，进行自由贸易，因此封建主就派出一部分农奴作为商人，将庄园的商品卖到其他地区。
久而久之，商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话语权越来越高，商人聚集的贸易中心也发展成了城市，很多不愿被桎梏的农奴逃到了这里，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并发展出了自己的自治机构和民兵。城市聚集了大量逃出封建体制的异己力量，成为了各方势力间的真空地带。
如果中国出现这样的城市，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消灭，但欧洲的政治格局非常破碎，教权与王权、国王与贵族，贵族与贵族间争执不断，谁也无法聚集足够的力量消灭对方。在多元的政治格局下，城市得以在各方势力间纵横捭阖，实力不断壮大。
在火药武器发明后，城市的力量更加强大，商人们依靠财富可以购买精良的火器，有了火器，一个普通市民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射杀封建领主的骑士。
到15世纪，城市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军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单个的封建领主很难具备攻占城市的军事力量。最终很多城市依靠赎买或者武装斗争赢得了自治权。
到16世纪，王权开始和城市中的商人结盟，共同对抗封建领主。国王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商人的目的则是构建统一大市场，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封建领地的税法都不一样，给商人的经营带来了严重困难。商人为国王提供资金，国王则为商人提供保护，两者共同促成了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到18世纪，王权已经建立，但国王很快发现，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强大的力量，已经很难剥夺他们的权力。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旧贵族合流，成为议会的中坚力量。在法国，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联合发动了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君主制度。
正是在资产阶级拥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他们的利益诉求才能被满足，才能保障自己的私产，并构建公平的市场经济。
所谓的清教观念、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壮大的结果，而非原因，正因为资产阶级具有力量，才能让利于资产阶级的观念得到传播和实践。

就拿宗教改革来说，路德宗、加尔文宗等宗派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不是因为他们的教义更贴合圣经，而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急需摆脱教会的桎梏。天主教会一直对商业行为比较鄙夷，并笃信“富人不能上天堂”，资产阶级急需寻找一个价值观符合他们利益的教派。
相对于西欧商人，中国商人始终缺乏独立发展的空间，这让他们始终停留在原子化的阶段，扮演的是依附者的角色，因而未能产生任何阶级意识。一个没有力量的依附群体注定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
换句话说，欧洲能产生资本主义，离不开一系列机缘巧合下产生的独特政治环境，只有在一个权力未被垄断，存在多方制衡的环境，新生力量才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如果一个社会连真空地带和社会的“夹缝”都没有，那社会注定会陷入停滞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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