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听说过一种叫“打时”的民间传说吗？
女法医柳二两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家里丢东西了，很多人就会去找“打时”，这实际上是算命寻物的一种。“打时”不止能找小东西，还能找一些大的，比如尸体。
有一次柳二两出命案现场时就撞见了这种方法，特邪门。
现场围了很多人，还告诉柳二两，是打时的算到死者在“东南方向、水边”，他们就找来了，比警察还快。
我说这是什么原理？
柳二两说，也有可能是经验，案子发生在夏天，游泳图凉快的人最多，溺水死的也多，水流在东南方向有湾口，尸体大概率会停在这里。很多事情只看表面是诡异，往深了看一层，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今天柳二两想记录的故事也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是一个女人去算女儿考公能不能上岸，算命先生告诉她，你死了，你女儿就会顺利了。于是她跳河溺死了。
但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也许会看到很多比鬼神更复杂的东西，比如，一个女人的一生。
2021年10月，我跑去当了一次伴娘，穿着香槟色的伴娘裙，跑前跑后地帮新娘提包，把她的婚鞋藏在窗帘上面，以示作为“娘家人”，想多留她哪怕一分钟。
我和新娘吴瑷认识于一年多以前，她的朋友很多都不认识我，闲聊婚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公安局，对方顺着夸一句“警花啊”，我就嗯嗯答应，不再说话。
这么喜庆的场合不太适合解释，我的工作是法医，我和吴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刑警队，我领着她去辨认她妈妈的尸体。
也是因为那起案件、因为那场死亡，我俩成了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那天下午“麻友”李慧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要下班，心情很好，接起电话语气也很轻快：“怎么想起我啦，周末打麻将不？”
感觉李慧在电话那头白了我一眼：“哎呀，不是，你脑子里就是麻将！”她语气焦灼，说有个朋友的妈妈昨天晚上不见了，今天上午也没回来，派出所说没有被害迹象，暂时不找，问我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我满口答应，匆匆看了一眼李慧发来的照片，就被喊去出现场了。钓鱼的在水电站大坝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
赶到现场的时候，浮尸还在打捞。早春的风还很凉，水也冰凉，打捞尸体的工人划着船熟练地将尸体抬上岸，一边跟我们说：“这个女的有味（有意思），她还把个鞋子绑起的。”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女人脚上穿的鞋用黑色棉线绕了很多圈绑住，看起来不像平时走路的装束。细看鞋底，橡胶底棱角分明，几乎没有磨损。
我心里有了些猜测，再看了一下女人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长袖T恤、薄羽绒服外套、运动裤，虽然不是什么牌子，但看起来都很新：“师父，这是不自杀啊，一身都好像是新衣服。”
知道自己会死，想漂漂亮亮地走，所以穿了新衣服，还用棉线把鞋拴在脚上，防止顺水漂流过程中鞋子掉了。感觉这个女死者还挺讲究的。
按规定，我们把基本信息交给同事去找人后，就把尸体带回了公安局，做进一步检查。给她脱外套时，在雪亮的灯光下，我意外地发现衣服内侧、胸口位置有一个缝死的夹层，像武侠小说里那种暗袋一样。
用镊子先敲了一下，沙沙响，好像是个塑料袋。
我用柳叶刀划开针脚，从里面取出一个三角形的纸包，手掌大小，薄薄的，很轻，被胶带缠了几圈。胶带应该是防水用的，里面装着什么？遗书？
师傅给我递来了毛巾，我换下湿漉漉的手套，用干毛巾擦去表面残水，在手术垫单上操作。
胶带的起始点一般会有使用胶带人的脱落细胞或者指纹，可能会是案件突破口，我小心地找到源头，提取了脱落细胞后，用柳叶刀划开胶带。内层是个塑料袋，我继续划开，最里面是个叠成三角形的黄色纸条。
一打开，妈妈呀，是个符！上面画着我看不懂的红色线条。
我脑子里一下闪过看过的各种恐怖片、诅咒什么的，认真反思了一下从接触死者至今有没有做什么不敬的举动，好像没有吧？
跟符叠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条，纸上写着：“穿寿衣后，用黑线挂我脖子上。”应该是指这个符。
字迹一笔一划，像小孩子，或者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
翻来翻去，没有第二行字了。
如果这个女人是自杀的，那这就是她全部的遗言，没有一句跟她的身份、家人有关，也没有一句提到自杀的原因。
她似乎以为没有人会找她、会认出她，唯一的遗愿，好像是写给打捞起她的陌生人：希望死后能给她穿寿衣、挂着符。
我和师父正对着符百思不得其解，就听到解剖室外喧闹起来，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跟一个大伯相互搀扶着，直接要往解剖室里进，口中喊着：“在哪里？”
在门口的同事问了一句“你们是家属？”，女孩带着哭腔点头嗯了一声，继续走近。待看清死者的脸，她立马绷不住了，扭头埋在男子的肩膀上哇哇大哭，口中念着：“是妈妈，真的是妈妈……”
带他们来的派出所同事告诉我，这俩人是父女，昨天就报过案，说是家里的女主人、50岁的徐丽芬彻夜未归。年龄、时间都相符，所以让他们来认一下人。
等等，这么巧的吗？我赶忙掏出手机看下午李慧给我发的寻人启事，之前匆匆一眼根本没记住照片什么样，这么一看，除了发色不同，不就是一个人嘛。
照片上女人的头发是发根是黑白相间的，发尾有一点点黄色，死者的头发则是全染黄的。很有可能是自杀前专程补染的，和她买新衣服的动作也相应。
李慧还给我发了条消息我没看见：“派出所说在河边找到了，是不是正好是你刚出去？”
我心里有点点愧疚，要是我不这么脸盲，是不是就可以早点回个消息，别让人家亲生女儿来认脸，这伤害多大啊。
这么想着，我主动上前跟女孩搭话：“你，你好，我是法医，你是吴瑷吧，刚刚李慧找我帮你找妈妈，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之前师父都会跟家属说“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我也说了，吴瑷还是哭着。我没招了，想转移她的注意力，把符和纸条拿了出来：“这是我们刚从你妈妈衣服上找到的，你认得吗？”
吴瑷眼神充满疑惑地摇了摇头，她爸爸也带着点埋怨地说：“你妈妈这是搞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晓得。”
我继续问他们俩：“阿姨穿的衣服是不是都是新的？”
吴爸爸说不记得了，吴瑷却立马说：“是新衣服，她平时穿的就那么几件。”
还是女儿心细。我又说：“鞋子很明显是新的，还有绳子这样绑着的，应该是怕水冲走。”
我委婉地暗示这可能意味着自杀：“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吴爸爸反应过来，但神情更迷茫了：“她是怎么想不开了……”他说最近家里没遇到任何事啊，妻子平时就去超市上上班，看不出什么不对劲。
我看向吴瑷，这回她也没说话。
自杀总该有个缘由吧，我有点奇怪，再次进行检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迹象。按程序，我能做的做完了，只能通知吴瑷父女俩先把尸体接走。
看到吴瑷眼睛红红的，我尽量用了个委婉的说法：“一块石头抛上天，最终要落地，事情发生了，没办法，最终还是要面对。你们可以先给阿姨把衣服（寿衣）穿上。”
听到这句话，本来情绪稳定一点的吴瑷突然又哭了起来，吴爸爸帮着答应：“要得。”
我和吴瑷加了微信。以前加家属微信这种事情我最抵触了，但今天看到她哭，我总感觉心里也有点难过。
吴瑷给我发来好友申请，头像是只可爱的小狗，微信名是个太阳。点开朋友圈，最近一条是今早发的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上配的照片是彩色的。那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一个阿姨站在花田中间，穿着出去玩才穿的鲜艳衣服，仰起脸，灿烂地笑着。也许是因为笑容，整张脸年轻了十岁不止。
原来她长这样。我盯着那张照片，久久失神。
下午，痕检员找找问我“去不去你的小姐妹家看看”，他说队上担心那个符跟什么邪教有关，要去搜一下。我立马跟去了。
吴瑷家是一座两层的县城私房，吴瑷把我们领到二楼，徐丽芬的房间。这种房子光线总是很昏暗，她打开灯。
整个房间还是有人住的样子，没来得及收拾。床上铺着老式上海牡丹花床单，不配套的花被子折得整整齐齐。
没有疑似宗教的神像之类的，而且一切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又有生活气息，毫无异常。
痕检员找找打开床头柜的抽屉，发现最上面有一张纸条，吴瑷跟着我们，看到纸条立马一把抢过去。
我凑在她后面看，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妈妈的生命不值什么，一切都是希望你好”。
这纸条似乎和跟符一起的纸条是同一个来源。还真是遗书？
吴瑷翻来覆去，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话语，没有了，她笑起来：“又是为我好。”可是她只是发出了笑的声音，眼泪又从红红的眼睛流下来。
我又蹲到床头柜翻了一下，原本放着纸条的地方，下面是一本厚厚的家庭相册，大部分都是吴瑷小时候的照片，还是胶卷的，在那个年代得值不少钱吧。
我感觉这里面有事。偷看一眼找找，他那个直男，面对女孩哭泣，直接躲避眼神，继续找东西去了。只剩我了，我想了想是不是该抱抱吴瑷，又考虑到自己戴着手套，虽然是干净的但总是有点不好，于是翘起两只手向吴瑷拥过去。
我感觉到吴瑷本来哭泣颤抖的身体一僵，我也很尴尬，立马退开了。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吴爸爸拯救了我们，他从楼下上来，叫吴瑷过去，“你姨来了，说有事要跟你说”。
找找没有找到什么邪教相关的资料，我们一起下楼了。堂屋里，一个跟吴瑷妈妈长得很像的女人正哭着，吴瑷叫了她一声，她抱着吴瑷又哭了一会，突然说：“瑷丫头，听说你妈走的时候身上还有个符，是姨对不起你。”
吴瑷好像想打断她，带着哭腔说，是我妈自己选择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我很想把姨的话听完，跟着吴瑷也叫了声姨：“姨，我们是公安局的，也是吴瑷的伙计，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符和吴瑷妈妈的离开有关系？”
女人看了吴瑷一眼，吴瑷点点头，她才断断续续地说，她可能知道这个符是哪来的。
吴瑷的姨告诉我们，年前有一次，徐丽芬约她去找算命先生，因为吴瑷在家准备公务员考试，徐丽芬想给女儿问问前程。
那个算命先生很神，她们只给了吴瑷的八字，人家就算出来这个人没有兄弟姐妹，本来应该是个拿枪的，可惜小时候没有照顾好。吴瑷还真的是个独生女，也真的参加过高考军警体检，是因为感冒诱发哮喘没有过。都给他算中了。
但是后面这个算命先生又说，这个孩子跟她妈妈八字相克，如果没有妈妈，今后事业和婚姻都会比较顺利，否则还要经历一番波折。
吴瑷姨当时就反驳了：“你这个算命的，她娘在这里，哪里有你这么说话的？！”
算命的被她训得不抬头。她拉着徐丽芬要走，徐丽芬却不走，很平静地对算命先生说：“那要我怎么办呢？有解吗？”
徐丽芬竟然就这么信了，听到这里我就一呆。有哪里不对劲，这不像是被算命的吓的，更像是心里早有这个想法，被算命的说中了。
吴瑷姨说，后来徐丽芬就花钱跟算命先生买了那个符，算命先生说符要随身携带，“带到棺材里，可能保你丫头的婚姻和事业一头。保两头，你和你丫头相克，我这里办不到。”
吴瑷姨当时没觉得徐丽芬真的把这当回事了，以为就是花钱买个心安。徐丽芬叮嘱她别告诉马上考试的吴瑷，她就没说，没想到出了这事。
吴瑷姨抱着吴瑷痛哭：“你不要怪你妈妈，你妈这辈子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
吴瑷的语气近乎崩溃：“神经病，我妈真的有神经病！”
我也觉得好不可思议。一般算出这种不吉利的东西，我们就会再找个道士“破”一下，不会傻傻地听他的，就算真的信了这个道士，省考还没定是哪天呢，为什么昨天就自杀了？
我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答”。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徐丽芬案的结案汇报。吴瑷和她父亲、舅舅、大姨坐在了我们对面。同事播放了找到的监控证据，也就是徐丽芬生前的最后一段路。
监控摄像头拍到，她准点走出了超市的大门，接着就一个人在街上绕，没有跟人说话，也没有去买什么东西，最后走到了桥上。
她在桥上呆了很久，一直到夜色降临，人变成了一个黑影，黑影从桥上一跃而下。
超市员工都表示，没有人和徐丽芬产生冲突，加上徐丽芬的新衣服是早上出门就穿好的，也排除了工作矛盾导致自杀的怀疑。如果算上徐丽芬染发的时间，这个决心大概下得更早。
2020年3月20日，就是没有任何异常的一天。
徐丽芬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没有被任何人威逼的情况下，选择了死亡。领导向吴瑷家人给出了自杀的最终结论。
会议室里有小小的、压抑的哭声，是吴瑷。
这段视频虽然可以解释所有法律上的东西，但对于家人来说，大概是更大的谜团。吴瑷的哭声好像在问：“为什么？”
家人们彼此搀扶着走出公安局。如果没有意外，这大概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我忍不住追上去对吴瑷说：“你好好的，你和爸爸是彼此的依靠了。”
她点点头没有说什么。看来和前几次一样，我的安慰还是没有起效。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中午的时候，“麻友”李慧又打来电话，问我可不可以陪她去看看吴瑷，“明天她妈妈就送上山了，今天晚上她肯定要守通宵，我想陪陪她，晚上我又有点怕”。我二话不说答应。
去的路上，李慧告诉我，吴瑷跟她是高中同学，俩人每天放学一起回家。“其实吴瑷是个蛮好的人，说不出具体的事，没有那么多脾气和弯弯绕绕的花花肠子。”
但是后来高考的时候，她们几个关系好的都读了湖南本省大学，就吴瑷一定要去外地上学，联系就少了。
我问李慧知不知道吴瑷为什么要考出去？李慧含糊地说，好像是不想再被家里管了吧。
吴瑷不喜欢呆在家里？我赶紧追问：“你觉得她跟她妈妈关系怎么样？”
李慧说小时候她们没聊过这些，去年吴瑷回来考公务员以后，跟她抱怨过几回。
吴瑷回来得匆忙，年前国考成绩不行，她妈妈好像就经常说她，只要她没在看书，就骂“我怎么生了个寄生虫”，或者说她是借口躲在家里不工作什么的。
我暗自吃惊。徐丽芬不是很爱女儿的吗，小时候的照片都留着，还写了那样的遗书。为什么在吴瑷口中却是这样的？
李慧也跟我打听吴瑷母亲自杀的事，我欲言又止，说你到时候听吴瑷说吧，也让她把心里话说出来。
晚上七点多，我和李慧到了吴瑷家，吴瑷头戴着长长的孝帕，腰间系着根稻草绳，正跟着道士作揖。
我终于不再穿着制服，而是以一位朋友的身份来了，这次，我的眼眶没有负担地红了。
吴瑷冲我们点头示意，李慧上去拥抱她：“小瑷同学，我来陪陪你。”吴瑷垂着手没有回应，让我们先坐。
我和李慧在一楼找了个地方坐下，非亲属的除了我们只有几个邻居。吴瑷的姨和舅舅不能像后代一样参与法事，正静静坐在堂屋的棺材旁边。舅舅时不时点根烟。
法事很冗长，道士挥着我不认识的道具，唱着我听不懂的经文，屋外的招魂幡也一摇一摇的，我都感觉有点害怕，又想到如果我们没来，吴瑷一个人会不会怕？
吴瑷是独生，法事的大部分环节都是要由亡人子女参与的，她就一个人站在堂屋中间，垂着眼睛，表情好平静。
过了12点，法事终于告一段落，吴瑷走过来跟我们说了第一句话：“谢谢你们两个来陪我。”
她顿了顿，自言自语似的说：“我感觉好累啊。”
她劝我们回去休息，说这也没什么事需要帮忙。但我就觉得自己得在，坚持说，我们靠椅子上眯一会就好了，赶她去休息。
我和李慧坐了一会，半梦半醒时，听见堂屋传来细细的说话声。吴瑷、吴爸爸和姨姨还有舅舅都坐在棺材旁边了，火光映在他们脸上，他们在说徐丽芬。
开始是吴瑷父亲带着玩笑的语气说着和徐丽芬当年相亲认识的事：“刚认识的时候看起来好温柔，哪知道结婚了把我欺负得好厉害，烟也不让抽。”
顿了顿，仍然带着笑说，“我就需要一个凶老婆”。
他对吴瑷说，可能你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有次在工地结不到工钱，是你妈自己跑去找老板大吵大闹，老板没得办法才结了账。
吴瑷问爸爸，她怎么说的？
吴瑷父亲学着徐丽芬的语气：“‘你们家养孩子我们家也养孩子，不给钱的话，我就天天来找你！’”
吴瑷听着，脸上露出一点怀念的笑容。
他们口中的徐丽芬，似乎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她会拿着棍子找逃学的弟弟，找到了就是一顿抽。会管家里的钱，着急了能跟老公干。
只有吴瑷姨一直在说“不是不是”，她说徐丽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徐丽芬很好笑的，总管她叫姐姐，明明自己才是老大。
吴瑷问为什么？吴瑷姨说，可能是因为“姐姐”要干活吧。
那时候俩人一起放学，小徐丽芬总会提议俩人轮着背书包，“快到家了，她把我们两个的包都背到，爸爸还以为她帮我们背了一路”。
徐丽芬成为“大姐”，是在辍学以后。
吴瑷姨叹息着说，“我其实读书不如你妈，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那时候”，也就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吴瑷舅舅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忙，一定得有人辍学照顾弟弟，最后就是徐丽芬。
吴瑷姨还记得，最开始徐丽芬“一直不服气”，等把弟弟带大了，她没再提过那些话。
她好像已经适应了大姐这个身份，揍弟弟，也会把挣的钱都给弟弟买零食；收拾丈夫，但这么多年没嫌过丈夫穷、闷，没让丈夫沾手过家务。
徐丽芬永远有办法、永远靠得住，直到“突然”自杀前，都是这样。
我很想听他们会不会聊一聊徐丽芬自杀的原因，哪怕是关于徐丽芬和吴瑷的母女关系，但他们一句也没有提，就连吴瑷也没有提。实际上，她根本没有主动聊起妈妈，只是一直在和家人们追问那些她没出生时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在我们的风俗里，人死了不是真的“走了”，她的魂魄会徘徊在家里，直到落葬。所以下葬前的这晚，才是人在世间最后的时间。
他们在用回忆，和徘徊的徐丽芬告别。
一直聊到道士们都睡醒了，又开始呜哩哇啦地唱，盖过了说话的声音，大家就都去睡了。我也靠在椅子上睡了几次，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被人叫醒。
道士们已经在悉悉索索地收拾东西，要送逝者下葬了。
晨雾里，送葬的队伍缓缓往山上走着。吴瑷穿着孝袍跟在棺材后面，我和李慧远远地跟着，雾气和纸钱烧下的灰不断扑到我们脸上。
封棺落土，是我们风俗里这个人真正“走了”的时刻。那一刻，我看到了这个同龄女孩真正最崩溃的样子，整个人哭得趴到了泥地里，手指往坟墓的地方一直抠。
我感觉自己也在流眼泪。解剖过那么多具尸体，可我也从来不明白死亡是什么，只能站在这里，当作自己陪过她了。
一切结束到下山，已经是八九点钟。我和李慧打算自己回去了，吴瑷从人群中跑出来，拦住我们，专门说了一声谢谢。
她好像有很多话想说，但眼睛红红的，整个人疲惫得快散架了，最后只是约我们晚上一起吃顿饭。
我回家补了一觉，醒来就看吴瑷给我发了个烧烤摊的地址。我和李慧过去的时候，她已经点好串串等我们了。
吴瑷眼睛还是肿肿的，见我们到来，有气无力努力地笑着：“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吃什么，李慧喜欢吃肉，反正各种肉串还有牛油都点了，你们看看还要什么。”
这是我两天里第一次看见吴瑷笑，还不太习惯。
我说光吃烧烤，不搞点酒有什么意思？我想喝点酒。
吴瑷突然好大声地喊：“来！老板，拿五瓶歪脖子！”
我和李慧都被吓了一跳，对视了一眼。吴瑷还是没事人一样，问我们喝什么，又微笑着跟老板道谢。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吴瑷的微笑特别难受。
李慧拿起小酒瓶拧开往吴瑷杯子里倒酒：“小瑷同学，我们从高中就认识，那时候一起放学回家，没想到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今天难得约在一起喝酒，我们不醉不归。”
我小心看着吴瑷的表情，吴瑷噙着眼泪微笑：“是的，一晃好多年了。”说着一仰头，一杯一两的杯子一下去了一大半。
我赶紧碰了下她的杯子：“慢点喝，慢点喝，咱们细水长流。”
吴瑷摆了摆手，她说我知道你说喝酒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能缓解下情绪，“我没事，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算命的说的话，可能我和我妈真的相克，我认命。”
说到这里，她眼泪啪一下掉下来。
李慧还不知道算命的事，吴瑷大概讲了一遍，她一听就毛了：“那是哪个算命的说的，把他家掀了去！”吴瑷摇摇手说哪里找去。
我们又喝了一会，吴瑷渐渐的有点醉了，脸红红地说：“说句没良心的话，我感觉我妈去世了，我很轻松。”
我心里咯噔一下。李慧也很疑惑，问她是不是喝多了。
吴瑷举着杯子，把头埋在胳膊里摇头：“不是的，我没醉，我这话没办法跟家里人说，我是真的感受到解脱。”
吴瑷一边喝酒，一边慢慢地说。
她说就她回来的这一年多，感觉日子好痛苦好痛苦，每天妈妈都在埋怨她，埋怨她为什么上次没考上，为什么早不考。
关键根本不是考试，就是所有的事，妈妈都不喜欢她。
过年期间，她不想起大早去走亲戚，妈妈就骂她在家啃老，“不去也好，带出去也丢人！”。她反驳说自己吃喝一直用的存款，要不让住她就走，她妈又不让她收拾东西，俩人扯得差点打架，还是被她爸劝开的。
后来她妈来找她道歉，用的话是：“我对你不好吗？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为什么过年一起出去玩都不能听我的？”
“我真是听得好笑。我跟她说你要什么都听你的，养条狗吧。”
“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小时候明明说好考了双百就买公主裙，考到了却又指责她不知道心疼父母，“你有衣服穿，妈妈到超市打工，爸爸当电工，赚钱不容易，要你考双百是为你以后能有出息，不像我们一样。”
上大学她谈了男朋友，这个嫌矮，那个嫌穷，她问妈妈为什么永远不满意，妈妈最后说，“我就是不想你嫁太远，以后见不着”。
她在外面工作时遇到了性骚扰，上司故意摸她的手，要求一起出差，她是逃回家考公务员的，可是妈妈反过来责怪她说，早让你考你不考，“现在在外面荡一圈了回来又考，是不是耽误时间？”
昨天夜里，我在火炉边听到的那个要强的、照顾所有人的徐丽芬，在女儿面前，竟然是这样的。
可仔细想了想，我又觉得这太合理了。
守灵夜的谈话，他们只说了温馨的一面，其实那些“拿棍子逼着弟弟上学”、“不准丈夫抽烟”，不也算是一种“刀子嘴豆腐心”的打压方式吗？只是这一切在吴瑷身上变本加厉了，成为沉重的负担。
吴瑷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哭了几声又喝了一口酒。
我问：“你们……前两天有争吵吗？”
吴瑷摇头：“没有，我们都相安无事好多天了。”
吴瑷说，其实几乎每次吵架，妈妈都会低头，来敲门问她“我做错什么了”。她会不忍心，告诉妈妈自己因为什么生气。妈妈会承诺以后会改，尽量不这样说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下一次又照旧。
过年期间吵那一架也是这样，徐丽芬骂完她没出息，又来问她：“你为什么跟妈妈不亲？”语气很委屈。
她气极了质问妈妈：“你不是说改的吗？”
徐丽芬回答说：“我几十岁了，改不了了。”
那之后，直到自杀前，她们没有争执，也没有再说什么话。
我心里好像闪过一道惊雷。我突然明白徐丽芬是怎么想的。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一说话女儿就难受，她无法理解女儿讨厌的究竟是一种说话方式还是她本身，她只能理解为，算命的说得对，这是八字不合，她和女儿不能共存，她挡了女儿的路。
那么，她愿意为女儿让路。
就像初中那年辍学让弟弟上学；就像在家照顾孩子让丈夫上班。牺牲是她最习惯的一件事，她是长姐、妻子、母亲，她习惯了，“我的命不值得什么”。
可是，我想分辩什么，却又不知道该对谁说。
她值得的，她那么勇敢、厉害，她那么爱她的所有家人，她问过那么多次“我做错了什么”……她真的很想改的，她很想爱她的女儿的。
困住她的不是那个符，而是五十年来，家庭给这个女人划出的一条道路。
不知道是感同身受还是酒精发作，我也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
李慧看我俩都哭了，大喊大叫着哄我们：“哪有这样的事啊，当父母的总想着控制孩子，美其名曰听话孝顺，狗屁！”
饭店老板在那边听不下去了：“你们这几个丫头搞什么，哭啊笑的，当父母的肯定要把孩子管着啊，孩子走了，没人养老，不然白养了，你们明儿了当父母了就知道了的。”
我白了一眼老板：“你这种当父母的心思要不得，我也不可能当这种父母。”
烧烤店老板的儿子也在旁边有样学样地叫：“是的是的，你只要我听你的，我长得有脑壳。”
我蹲下来摸着小孩的头：“弟弟，你爸要欺负你，要勇敢反抗，我支持你！”
老板扯过他的儿子：“几点了，还不回去睡觉！我等下扇你两下！”一脚把他儿子朝家的方向踢走了。
我们三人看着老板训儿子，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笑完了，吴瑷呆呆地叹了一口气：“我真的好喜欢妈妈心情好、听我分享校园趣事的时候，她会追问我真的吗？然后我就又给她说一遍，又说一遍。”
我猛地喝了一大口酒。我们都不再说话，一杯又一杯，河水静静地流向夜。
后来，我们三人有了一个微信群。吴瑷决定留在家里继续考公，我们经常一起吐槽，一起帮吴瑷备考。我割扁桃体，她在我病床旁吃臭豆腐，我们一起吃吃喝喝，买漂亮衣服。
通过笔试、通过资格审查，到最后上岸，每个新消息她都兴高采烈地汇报给我们，我们乐呵呵地鼓励她。
第二年，吴瑷要结婚了。我跑到她家当伴娘，忙前忙后，一直闹到晚上，还留下来收拾。
堂屋乱糟糟的，都是彩带和纸花，我突然注意到正中间挂了一幅十字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新添的，针脚好漂亮。我呆呆地看了很久，吴瑷爸爸看我发呆，笑着说了一句，这是吴瑷妈妈绣的。
那幅十字绣，是花团锦簇的五个字：
“家和万事兴”。
这个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丽芬问的那几个问题：“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和我不亲？”
而她的女儿也曾经一遍一遍地向她回答：“你能不能不要那样说我？”“你能不能像别的妈妈一样当我的朋友？”
这段对话让我很难过。她们都曾经非常努力，可却好像站在河两岸，听不见彼此说话。
在徐丽芬生命的前五十年，她曾用自己的牺牲和强势，鞭策家人、保护家人，但到了女儿长大那一天她才发现，这一套不再通用了。
她是那个年代扛起整个家的女性，面对贫穷、饥饿、拖欠工资、居无定所，她永远有办法，而这一刻，她没有办法了，她改不了自己。她决定去死。
我们无法苛责吴瑷或者任何和她一样的子女，在自己感到被打压、感到痛苦时，仍然不计回报地去爱父母；但我也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在“施暴”的人，被困在什么样的局限里。
这是一条漫长的河，我们会慢慢渡过。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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