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 陈秀良
平壤五万套住宅工程已经进展到近三万五千套。从已形成的建成区整体效果来看，仅和盛地区一期、二期的两万套住宅所形成的集中连片建筑群就颇为可观。尤为重要的是和盛地区二期的建筑群结构更加贴近邻国和其他“正常国家”的普通居民住宅小区，选择性地调整了原先凡是形成“大街”类型的“纪念碑式创造物”所必须拥有的超高层住宅建筑，进一步提升了住宅实用性与经济性。住宅建设与住宅审美的有机调整本身就体现了普适的正当性逻辑：当供给相对有限时，在建筑景观中强化象征是更加必要的；当供给相对宽松时，宽松的供给本身即是象征。
建筑群结构的调整使得同样套数的住宅、同样规模的投资能被用于更大规模的建成区营造，这也成为和盛地区二期一万套住宅航拍效果更加突出的原因。这一最新事实证明五万套住宅在营造过程中充分注重了观念的革新与以民为天意识的落实。恩情住宅的营建除了作为一种建筑景观与政治象征的表象，其一箭双雕的另一重实质更兼具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世界上本没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不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这种基于已有经验与探索的实践产物。而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在极其有限的双轨制条件下，以多重、多种计划与投资形式构建的朝鲜式经济体系更离不开高度的理论设计。在国家的计划体制中，阶层变迁与阶层跨越是高度有序的，主要有三种途径，这三种途径也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熟悉的：一是通过学历提升自动跨越阶层获得干部身份；二是通过工人农民提干或评为劳模获得干部身份或受到奖励性计划分配；三是通过士兵提干或长期服役后安排工作获得干部身份。
由于计划体制下城乡差距极大，通过第一种途径获得干部身份的形式将使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各地招生指标形成相联系的计划性过程，这是新市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特别是首都居民身份更是对话语体系中“有功者”的最大褒扬。“有功者”的阶层跨越将直接以计划形式超越城市原有居民，而事实上获得与干部相似的生活条件与生活待遇。
计划体制下的退休者只是让出了工作岗位，其享受的国家分配住房不变。国家分配住房因此长期处于紧平衡以至于稀缺状态，这在两个邻国的历史上也是常事。直到今天，马里乌波尔等地仍然在计划性快速重建中建有“XXXX楼”形式的标准化住宅，以新瓶装旧酒的形式上演了一出计划新剧。计划并落实的住宅越多，城市人口才能有序按计划增加，阶层变迁与阶层跨越才能高度有序，人们的好日子才有盼头。
五万套住宅计划的每一期集体交房都是“乔迁”的形式，这种“富丽堂皇”的“豪宅”当然尽量不能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套住房，否则就从根本上贬损了住房分配体系的正当性。乔迁的居民群体也大多以二代、三代同堂搬迁至一个较大的户型，这就使得在住房分配体系中还未能积攒足够能量的下一代得以享受上一代的福荫。对较为成功的上一代来说，家庭的美满也是勤奋工作的助力。恩情住宅逻辑的关键不在于新建的五万套住宅，而在于有资格获得这五万套住宅的五万个家庭在搬迁中腾出了五万套左右的原住宅。一方面，有次一等资格的、亟待改善住房条件的平壤市民可以搬入这五万套条件较好的住宅；另一方面，再次腾挪出的住宅则得以分配给实现阶层跨越的新市民与城市中成长并结婚而获得分房资格的新一代。
五万套住宅的背后是五万个家庭、二十至二十五万左右的人口，这既是城市建设补短板的重要举措，又是兑现计划体制中阶层变迁与阶层跨越的根本环节。在这种紧迫而急需的现实逻辑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何况钢筋水泥还算能够供应、基本建材产量抓一抓可以上去、成本价的高度组织化的劳动力也有剩余。既然做出了恩情住宅的承诺，那么住宅的套数当然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种挖潜的逻辑背后其实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宏观视角与抓具体经济实务的直观考虑的辩证关系。“党财政”的超越国家计划性及其重点使用对政治正当性的建构是不容忽视的，对重点工程得以大力推进的推动力也是根本性的。这就体现了极其有限的双轨制条件下，以多重、多种计划与投资形式构建的朝鲜式经济体系由最高指示引领的灵活性。
两千多万人口，一千五百里江山，与大国相比是“螺狮壳里做道场”，与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比则是强国家能力的经典写照。金大元帅常常自谦的“我国是小国”的背后，既是放眼世界的雄心壮志，也多少体现出独立自主的无奈。轻言跨国比较是短视的，“国情论”什么时候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一来源与根本路径。各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要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对不同经济体制、不同逻辑理路、不同具体环境下的同一问题，毫无科学性地指桑骂槐不仅无意义，而且不如等到十月底购买一盒草莓来得实际。（本文系公众号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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