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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婷婷
来源：法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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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第二十条》在银屏上热映，检察官这个群体又吸引了一波热度与好感，老百姓看得热血沸腾，纷纷为电影中的检察官拍手称赞；而刑辩律师的圈子里，却一片唏嘘感慨：电影里的检察官，在现实中太罕见了！因为在现实中，他们见识了太多麻木而固执的检察官。

我也曾是一名检察官，也曾在公诉岗位上工作过多年。曾经，我也深深热爱着这份职业，并深信自己的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为自己作为国家公诉人指控犯罪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正因如此，在辞职之初，我并没有选择从事刑事辩护业务，而是想转行成为民商事律师。在我当时的认知里，我认为检察官办案都是客观公正的，刑事辩护没有太多的空间和价值。
然而，当我真正从事了刑辩业务，当我辩护了越来越多的案件，也见识了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公诉人后，我才发现这个世界是多元而复杂的，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不是每一位检察官都那么专业、尽责、有担当。有些时候，我也会对某些办案机关感到失望，对某些检察官的麻木不仁、教条顽固感到愤懑。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有的检察官会那么麻木？为什么他们就那么执拗地坚持有罪和罪重的指控？为什么他就是听不进去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思来想去，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视线盲区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所处的位置不同，视角就不同；视角不同，看到的风景也就不同。
检察官的工作大部分还是书面审查，即查阅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基于案卷材料得出审查意见。而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材料，往往都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侦查卷宗呈现的事实往往也只是一部分事实，甚至是跟客观情况不符的事实。检察官如果只看侦查卷宗，往往也只会看到部分事实，甚至是虚构的事实。换句话说，他们的视线是有盲区的。在很多复杂案件中，都存在这种问题。在视线有盲区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但在现实中，要求每一位检察官都全面调查、了解每一起案件的全部事实与背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检察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一年要办几百个案件，一般都要同时处理很多起案件，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可能有精力、有心情去了解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故事。其次，也不是每位检察官都有兴趣去了解案卷之外的故事，这就涉及我下面要说的思维惯性与司法理念的问题。
二、思维惯性
以前在检察院时，我们常自嘲：干公诉干久了，看谁都像犯罪嫌疑人。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无道理。的确，如果长时间做一件事，难免就会形成思维惯性和思维定式，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受到局限。公诉人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的是指控思维模式，他们看到一个案件，首先想的就是如何定罪，而不是如何出罪。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体会。
记得刚做律师时，老板交给我一个职务犯罪案件，让我看看有没有辩护空间。我看完后直接告诉老板：没有辩护空间，在案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
当时老板就说：那我们作为辩护律师能干什么？我们总要为当事人争取一下啊！他建议我换个角度再看看，再想一想。于是，我尝试着用批判的眼光又看了几遍卷，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证据和事实认定的问题……相信很多从公诉人转行做辩护人的同行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大学时的两个好友目前都还在检察院工作，而且都在公诉部门。我们偶尔也会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跟彼此交流探讨，在和她们交流的过程中，我能明显感觉到我们的思维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作为公诉人，她们往往只会往有罪、罪重的方面想，而想不到出罪的理由；而我却能从同样的事实中找到无罪和罪轻的可能。
以下是我和她们的聊天记录：
三、思维惰性
刑事案件的办理通常会经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现实中，经常是只有相互配合，而没有相互制约。
在这种模式下，久而久之，检、法的办案人员就会形成一种惰性思维——检察官想：既然公安都认定了，那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就按照公安认定的事实起诉吧；法官想：既然公安和检察院都认定了，那更应该没问题了，那就按检察院起诉的事实判决吧！就像过去大家常调侃的那样：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而这种流水线式的惰性司法，往往是制造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刑事案件确实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尤其是一些常规的普通犯罪案件，如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等等，事实和证据都很简单明了，当事人基本上都认罪认罚，司法机关也都能秉公办理。对于这些案件，检察机关只需要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起诉即可，审判机关也只需按检察机关的指控判决，即便是流水线作业，最终的判决结果也不会太偏离事实和法律，不会出现太大的争议或风险。
但是，对于那些疑难复杂、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如果还是以流水线模式进行审查和审判，则很容易造成错案、冤案。作为刑辩律师，我们接触到的往往也是这部分有争议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遇上认真负责、愿意沟通且有担当的检察官，辩护律师尚能通过跟他充分沟通，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定共识，对案件作出合理合法的妥善处理。但如果遇上一个不负责任或者不愿沟通的检察官，则只能“望洋兴叹”了。要么，就只能像某些律师同行那样，进行“刨祖坟式”辩护......
四、重刑主义的刑事司法理念
在过去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一直占据主流，司法机关往往都是重追诉，轻监督，重打击，轻保护。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犯罪结构的变化，最高检、最高法也在积极倡导转变司法理念，加强人权保障，确保司法公正。
然而，倡导归倡导，真正落实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甚至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很多司法人员还是那些传统的观念，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是：“以前比这个情况更轻的我们都诉了（或判了），这个能不诉（或不判）吗？”
再比如，我近期辩护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当事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甚至连民事侵权都不算。结果，当地公安局对此事侦查了两年，移送到检察院后，检察院又审查了整整一年（实际属于超期违法审查）。前段时间我们在向该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反映无罪的意见时，这位领导竟然说：“这个案子要是无罪，那公安局和检察院这几年岂不是白干了？”我实在难以想象，都到2024年了，竟然还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真是令人瞠目而无语！
五、不合理的司法考核机制
司法系统也有一套内部考核机制，上级机关对于下级单位也会有一系列的考核要求，比如结案率、案-件比、批捕率、起诉率、改判率等等。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设置一定的考核是必要的，但从现实情况看，有的考核确实存在不合理，或者在实际执行中变了味。司法工作毕竟不同于工厂的流水线作业，每个案件都是“非标产品”，个案的正义无法用宏观的数据来衡量。但在考核压力下，办案人员往往会为了完成考核任务，而牺牲个案的正义。
比如，为了完成“案-件比”考核，该退补而不退补，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强行起诉；为了降低改判率、发回率，在判决之前先请示上级法院的意见，导致二审程序形同虚设。再如，政法队伍专项教育整顿期间，司法机关内部核查的都是无罪、不起诉、撤诉案件，而对于判决有罪、罪重的案件则不予核查，潜在的逻辑是默认为无罪、不起诉、撤诉案件可能有问题，而判决有罪、罪重的则没问题。如此考核之下，办案人员自然会倾向于从严、从重处理案件，因为只有这样，他自身才是安全的！最终，还是回到了重刑主义的老路上。
这几年法律圈流行一句话：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句话也是电影《第二十条》中的经典台词。其实，办案人员不是不知道他们办的是别人的人生，只是他们更在乎自己的人生，没有人愿意为了别人的人生，而牺牲自己的人生。
六、傲慢与偏见
在司法系统里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多少会有些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也会滋生出傲慢与偏见。
以我自己为例，当初还在公诉岗位的时候，我自认为对待每一个案件都客观公正，经过我审查起诉的案件，不需要辩护也能获得公正的结果。相信很多检察官、公诉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真的对吗？其实现在想想，或许这只是在单一视角下的一种偏见，或许在我的视线盲区里还有些我不曾了解的事实，只是当时的我并不自知。
除了极端特殊的情况，没有检察官会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如视线盲区、思维惯性等），他们认为的公正，可能带着他们自己的偏见。
另外，很多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对于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天然是不信任的，甚至是排斥的、抵触的。很多人认为律师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就是来给公检法找麻烦、添乱的。在这样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下，这些办案人员自然也不会认真听取律师的意见，甚至根本不愿跟律师交流。
有些时候，我们讲了半天的道理，我们觉得自己说的有理有据，把自己都感动了，结果对方就轻飘飘地回复一句：“你是律师嘛，你当然这样说”。他只关注你的身份，而不会认真考虑你说的内容。
就像我今天这篇文章，相信也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你是律师嘛，你当然这么说！”在某些人的认知里，无论我们说什么，他都会因为我们是律师而选择不相信......
当然，必须声明的一点是：我并没有任何贬低或抹黑检察官群体的意图。我有很多好友如今还坚守在检察一线，还在为司法事业默默耕耘付出；我也曾在办完案件以后，因为相互信任和欣赏，而跟办案人员成为了朋友。我绝对相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还保守着那份公平正义的初心，我也非常理解他们的不易。本文的吐槽只是针对现实中遇到的少数检察官，并非针对所有检察官群体。初衷只是对现实中尚存的不足进行反思，希望在面对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时，检察官们能够少一些盲从与想当然，多一些质疑和反思；少一些固执与偏见，多一些谦抑和谨慎；多听听律师的意见，多想想其他的可能。或许，这个世界并不完全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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