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 | 盐财经
作者| 赖逸翰
2018年，Tom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而此行的目的，是为瑞福来在东盟国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海外生产基地。已经吸引了三星等大企业“常驻”的北越，闯入他的眼帘，成为市场考察单上的最佳选择。
摇身变为瑞福来越南生产基地负责人的Tom，最终在越南北宁省驻扎下来。握着当初在深圳办台资企业的经验，他尝试在新市场中招兵买马，开拓土壤。
一扎根，即是五年。
这几乎可以概括为越南过去几年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的外资企业在越南生根发芽，产销两旺，托举起了越南各项亮眼的经济指标。
根据今年3月29日越南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越南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5.66%，其中商品出口总额达到93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贸易顺差达到80.8亿美元。而截至今年3月20日，第一季度外商对越投资总额达到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
当然，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更常被提及：8%。
这个数字，才是普罗大众正视越南的开始。而8%背后的引擎，依然是大量流入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当年相当于经济总量逾90%的出口额。
外资、外企与外贸，正在构成今时今日的越南经济故事。
东盟版初代深圳
“很像21世纪初，刚处于制造业和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深圳。”被问及2019年时对越南的初印象，某中资企业越南生产基地负责人张振，几乎没有犹豫地答道。
雨后春笋般在越南土地上疯狂“长”出来的工业区，与工业区中如富士康、佳能、三星等大型外资企业的招牌，似乎都在告诉他，不要小看这片土地的未来发展。更何况，2024年他所在的工业区，已经没有任何多余厂房可供购买。
“几乎可以用抢（厂房）来形容。”张振补充道。
另一个让张振“如见故人”的关键证据是，他朋友圈中的越南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频繁到深圳、东莞、惠州等地出差。“你猜他们是去干什么？肯定是去学习经验。”
2000年左右曾在深圳办台资企业的Tom深有同感——处于迅速推进城镇化阶段的越南，有大批为了更高收入而“进城”的劳动力，但专业技术水平不高，企业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对其培训。而渴求发展的越南政府单位，其对外资的反应也与当初的深圳几乎无二。
诸如此类的证据，与今日深圳的盛况，勾着许许多多的外国投资者期待进入越南，尤其是进入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个“热”字，足以形容今日的越南市场，而越南人生活水平正在实打实地上涨。
2019年，张振来到新组建好的越南办公室时，越南本地员工中，还没有一个人买得起小轿车。“越南对车的关税很高，比如一辆在中国也就20万元的车，在越南要35万元以上。但是5年过去了，我办公室里的人没有变，现在（整个办公室）有了七八部小轿车了。”
而市场信心的体现，既在于翻译职业于越南愈发火热，也在于越南水涨船高的厂房价格和人工成本。
Tom更愿意用“疯涨”来形容。五年时间，他所在的三星一级供应商工业区，其厂房租金价格已经从当初的3.5美元/平方，涨到了4.8～5美元/平方。
“（现在）在深圳关内都不需要这样的价格。”从事电子行业的Tom苦笑。
同样不可小觑的，是越南飞速增长的人力成本。
2016年底，森大越南公司（背后是广州森荣手袋公司）总经理叶国安在越南招聘一线员工，平均人力成本几乎是广州的1/5，大约1000元人民币每月。“现在（2024年）人力成本在3000元左右，而同期中国国内一线员工，成本仍然在6000元上下。”
作为扎根多年的越南外企，它们多少对“涨”有些无奈，却也不得不承认，即便加上供应链额外成本与货运费用，在越南设厂仍具备不俗的优势。
这个优势，与越南现如今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有关。
反而是机遇
有趣的是，绝大多数在越南投资设厂的外资企业，此刻都不约而同将越南放在产业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材料选择进口，成品选择出口。
产业链两头在外，既是一种经济状态，也是一种政治反馈。
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与国际地位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恰好处于中美两国竞争的“裂缝”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几乎是两面的——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进行制衡，也想要域内大国中国的经济辐射。并且，东南亚国家不乐于过多地卷入大国竞争中。
是选边站还是维持大国平衡，一直是被拿来考验东南亚国家的关键问题。而它们也在多次与两国的交锋中，发明出一套算得上可行的解法：把是与否的问题细化，在具体如技术、金融与安全的议题上做出选择，保持综合平衡。越南，当然不例外。
一种与两国既近又远的距离，恰好拓宽越南的生存空间。而这样的生存空间，是众多外资企业都看重的。尤其在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后，企业在中国外寻找第二个选择，似乎是顺应潮流。
“年底我们就嗅到味道，特朗普上台后一直找中国的麻烦，恐吓说要发动制裁。
我们内部讨论，依照美国过去对日本、香港和台湾的做法，判断美国基本上会发动，于是启动了对东南亚的考察计划。”这是Tom在2018年底，踏遍东南亚进行商务考察的原因。
事实也是，贸易战打响之后，无论是Tom、张振还是叶国安，都面临着高达25%的惩罚性关税。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客户仍然向中国工厂下订单，那么客户则需要向美国海关多缴纳25%的税费。此时的客户一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税费通过压价的方式转移到工厂方，另一个是放弃下订，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直接或变相要求工厂转移至东南亚。
更何况，早在2016年，叶国安就已经无法在广州招到相对年轻的熟练工人。“我们意识到，可能等到（目前的）这批工人到40岁、45岁时，十年之内就会出现没有工人可用的状态。而且，对国际关系的担忧，其实一直存在。”
优势此刻显现——越南劳动力丰富，人力成本相对低，能避开“政治风险”同时避税；无论是海运还是陆运，货品从中国运到北越生产基地的时间，约莫要一个星期。也就是说，新建的越南工厂，依然能够倚靠中国的供应链。
大量稍有实力的企业，为此选择转移到越南建厂，其中不乏为了更贴近客户而来的企业。在越南从事对美家具出口的茶梅就观察到，他们合作了很久的薄片供应商，也在2024年初完成了向越南的转移。
“我们就是一颗钉子”
越南深知自己的优势，于是向这些前来寻求利润空间的外资企业，提出了一些本地化要求，比如产业链与雇员的本地化比例。这无可厚非。
有关外国雇员的比例，越南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用“惯例”来形容更加合适。因此，这个比例在Tom的理解里大约是1%到2%，在张振的角度则大约是5%，红线是不超过10%。“具体要看移民局怎么批。”Tom解释道。
不管比例究竟如何，事实是，在他们200～300个人的工厂里，中国雇员的数量两只手都数得过来，且中国雇员大多数是企业骨干和研发部门的技术人员。
有明文规定的，则是产业链中本地供应商的比例——至少需要达到30%，越南政府才会给相应的企业颁发产地证，有了产地证才能在出口产品时避开关税。“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达到35%。”张振补充道。
反过来说，越南政府的“硬性”要求其实暴露问题。
这些驰骋在越南市场，推动越南进出口贸易的外资企业们，仍然依赖外部的供应链，尤其是中国的供应链。
对于企业主而言，如果能在当地采购到合适的原料，其实最好不过，这至少降低了物流费用，也缩短了交货时间。然而一个问题是，大量企业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料，企业主们并不能在越南本地找到相应的、符合质量标准且价格合适的供应商——一部分越南企业做不出来，一部分越南企业不愿意投入去做。
说到这里，Tom也非常无奈：“我们就是一颗钉子，卡在中间，外国客人作为锤子一直往下敲打我们压价——单价不能涨，你爱做不做。我们也只能向下面的木头打，可是越南本地企业能钉得下去多少？从电子零件来说，除了中国就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越南本地没有做这些通用型电子原物料，我是不是得依赖进口？”
无论是Tom需要的、附带有环保要求的PCB板，还是叶国安需要的环保再生料，他们都无法“仰仗”越南本地企业，甚至叶国安还曾与他的供应商沟通，希望供应商能够到越南去发展。
“比如说包装充电机的彩盒，我们之前也尝试找越南本土企业来做，但颜色始终调不好，影响了出货，几次后我们也不敢找本地企业来做了，我只能找到中资企业来做——他们的技术人员是中国人，颜色调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张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越南本地的供应链情况。
于是，在张振的供应链条中，有60%～70%的原辅料需要从中国进口，而越南本土的供应商中又有七到八成都是中资企业。而且，本土供应商中的中国与越南供应商，在供应链中参与的角色也不一样：“本土的越南企业会参与相对简单、没有太多技术难度的部分，而本土的中国供应商会涉及技术难度更大的部分。”
也就是说，一种可能是，尽管符合了30%的供应链本土化，在其中支撑这些越南外资企业运转的，大部分依然是中国方面的供应商。
尽管在近5到6年中，企业主们的确多感觉越南的供应链向好，但更新速度仍十分缓慢。“慢慢能生产原辅料周边一些小配件和小材料了，但主要的品类还是没解决。”叶国安认为，用“好一点，但不明显”来形容越南本地供应链的发展，更加准确。
这也证明了，当下作为越南经济支柱而存在的制造业，其本地水平却仍然不足。“所以（越南）叫生产基地。”叶国安总结道。
十年
提到越南的发展前景，张振反问道：“现在的越南非常像21世纪初的深圳，我们现在把时间往回拨20年，你认为越南还有没有发展空间？”
停顿一秒后，他又自己答道：“我认为至少还有10年。但根据供应链的情况，10年内越南‘组装’的地位应该无法改变。”
10这个数字，同样出现在Tom的预估中，但他对越南整体投资环境的担忧明显更多些。“5～10年。”Tom给了这样一个答案。
“越南只会发展得比（当初的）深圳和东莞快，因为许多企业家会把深圳、东莞的经验导入。”其实Tom就是运用了过去的经验、在越南少走了许多弯路的那一批人。“可是发展得太快，对于企业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最后只会泡沫化。”他说。
于是，对于现在中国互联网上十分流行的“越南热”，已经在越南生活了5年的Tom非常谨慎。他赞同越南快速的发展，也赞同越来越多新建的工业区正预示着越南的经济活力，但同时提到现有的低价恶性竞争和盲目扩张工业区所带来的风险。
因为“越南热”，大量外资企业涌入越南，却也因飙升的土地和厂房价格、严格的消防要求，在起步时就背负着繁重的成本负担。
“它们（新到越南的企业）现在很大手笔，上来就是买上万平米的厂房，但刚来没有订单，为了工厂能够活，只要够付工人工钱，甚至赔一点也愿意做。”Tom直言，步入2023年第三季度后，已经有不少客人借此向他压价。
叶国安在提到供应商应客户要求，到越南发展的意愿强烈时，也同时提到：“随迁过来的供应商很多，但做得好不好就得看业务构成是否健康。如果只依赖于一两个客户或者单一行业，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停工停产的情况。”
极重的资产投入与手头订单的数量，分别压在“于越南生存”这一天平的两端。
两者的对比决定着企业的生死，或许，也决定着越南经济的波峰与谷底。毕竟，一旦订单不饱和，这些外资厂商只能撤出越南。
一组直观的数据对比是，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商业登记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越南新设立企业近16万家，但全年退出市场的企业却达到了17.25万家。
相比于漂亮的出口成绩，这无疑是越南经济的晦暗面。
黎明还是夜？
当供应链无法完整本地化，以及外资供应商进入又退出越南市场的事实摆在面前时，张振和Tom都思考了未来越南能否全面“复制”、承接中国产业链的问题。
很快他们得出答案：不能。
这也最终指向了他们的另外一个答案：越南难以完全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因为资源禀赋、劳动力储备以及教育文化水平的差异，中短期内无法被忽视。
“一个是越南没有那么大的国土面积，去承接那么多的制造业供应链厂商，一个是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尤其是交通和电力达不到完全承接的范围。比如，铺设这么多供应链出来需要10吨水，可是整个国家也只有5吨，那怎么样也满足不了。”张振解释了自己的想法。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当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因看重越南廉价的人力成本而来到越南时，这个人口刚刚破亿的国家，到底能接受多少个需要合格劳动力的大型企业？
尽管如此，无论是Tom还是张振，都还是决定继续在越南深耕。毕竟，五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他们已经在越南站稳脚跟，有稳定的团队、稳定的物流、稳定的订单来源。甚至，扩大生产近在眼前。
关键的原因也还在于，越南如今还是能避开美国对华加征的25%的关税，其飞涨后的人工成本对比起中国国内情况，仍然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东南亚国家中，目前似乎还没有比越南更好的选择。
当然，越南政府也的确下了许多功夫。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3月底越南更换国家元首的举动。从Tom的视角来看，甚至不需要讨论主席的职位变动，近两年来各部会级、各省首长的替换，已经能够说明越南政府已经在内政治理和反贪腐上做了不少努力——这对企业，尤其是与当地存在一定差异的外企来说，自然是一个利好。
更别提，如今的越南政府还在积极推动吸引外资。
不过，比起越南内部的政治环境，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走势或许对这部分企业的影响更大些。他们早年因紧张的国际关系而来，一旦政治环境紧缩，随时离开也是有可能的。
其中，最大的变动因素，便是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谁也无法预估商人风格的他是否会再度加征关税，以及，在越南承接产业却仍连接着中国供应链的事实人尽皆知的前提下，其会否对倚重外资的越南有所动作。
越南，还在等待它的命运，希望不只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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