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圆方的第766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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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3月13）晨7时，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发生爆燃事故，一开始有说法是一炸鸡店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燃事故。后续央视新闻记者到一线采访，受到”强行劝离“。
当晚，“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发文，题为《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里面提的三个问题，蛮有意味的：
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
记者是添乱吗？
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
然后逐条回答进行了批评，并且最后说：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过后，有关政府除了要全力开展搜救，及时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也要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
今天（3月14日）一早，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燕郊镇爆燃事故处置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就“央视记者采访遇阻”一事道歉，称：
指挥部本着生命至上原则，要求所有非专业救援人员及附近居民迅速撤离，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现场维护秩序工作人员按照指挥部指令，对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非专业救援人员进行了劝离。其间，对仍坚持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朋友进行了强行劝离。由于一线工作人员沟通能力不强，方式方法粗暴简单，引发了记者朋友的误解和舆论的质疑，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派员向相关记者朋友多次表达歉意。
于此同时，表示：
我们深刻认识到，保障记者正当采访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工作需要，记者一线采访报道有助于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实真相。此次事故救援处置工作中，指挥部未能统筹好保障现场安全与保障记者采访需要的关系，致使一些记者在采访中被强行劝离，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对此深感自责，对央视等媒体记者表示歉意。
嗯，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
“我们发心是好的，但是方法是欠妥的，错误是一线人员犯的，我们也诚挚道歉了……”
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大概事情也会慢慢的过去，在对死伤同胞致以哀悼的同时，也想谈一谈“权力的第亖极”这个问题。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谈谈：
“无冕之王”的时代过去了么？
现在很少有记者自称是“无冕之王”了。
“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辞，最早出自哪里不太可考证（圆方不是学传媒的）。
不过个人感觉，或许最早从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些观点中可以找到出处：

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再好的政治体制也不能保证不出现权力的腐败，人民才是统治者唯一的监督者；政府组织庞大、严密，而人民则处于弱小、分散的地位，这便需要一个代表人民公意，起到监督政府作用的机构：新闻媒体。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闻媒体，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架构中成为了继“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
这种权力之大正如昨天的文章“TikTok与美国的未来”所写，可以影响和颠覆政治格局。
那么在中国，“记者”的权力，什么时候最高呢？大概是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记者这个职业的完美程度，不光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堪称前无古人（应该也后无来者……)
要时间有时间，要金钱有金钱，要地位有地位，要乐趣有乐趣，要成就有成就，要权力有权力，要自由有自由。里子面子，全都占了。还不用那么累，那么辛苦，担负那么大的责任和风险。简直就是完美职业的典范。
90年代末，一个普通记者的月收入，已经过万。当时，北京的房价不到四千，而广州的房价，才不到两千。而中国记者的半官方属性，让记者“遇官高三级”，当时县委书记办公室，都不用中央媒体，省一级媒体的记者很多都是推门就进。（哪个时候也是媒体“车马费”最多的时间，一有热点新闻或者突发问题，各种媒体蜂拥而至，地方也会想各种办法“打点”，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强行劝离”）。
正是因为这些属性的加成，记者可以花几个月时间，只为完成一篇调查报道。不用坐班，不用汇报，时间自由掌控。也不必像某些行业，某些领导一样，背负太多的责任和风险。而记者一篇文章上达天听，往往就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地区的命运。
正如同《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所说：“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而随着2000年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发声”，记者的“王冠”变得越来越黯淡。
在90年代，媒体刚刚放开。记者们往往自称为“眼睛”、“笔”、“录音机”，是以“记录者”的形象，记录时代的变化。
在00年之后，这个比喻就变成了“英雄”、“脊梁”、“勇士”，是以“监督与参与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变革。
而在今天，谈到记者，特别是新闻记者，往往以“新闻民工”、“苦行僧”、“乞丐”、"社会守夜人"的形象自嘲……
所以，是“无冕之王”的时代过去了么？
并不是。
媒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赚钱。
2023年6月的数据，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3亿人，占网民规模的比例为95.1%。2023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4.9万亿元，同比增速为35.2%。
这个还仅仅只是“短视频”一个领域的统计，这还只计算了“直播电商”一个领域的收入，事实上媒体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今天的问题是，“媒体的收益”变大了，而“媒体的责任”不见了。而这背后，是责权利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媒体需要先想办法树立“公信力”，然后才能通过“广告”收入变现。所以，新闻记者社会地位最高的时候，也是传统媒体收入最高的时候。
以《南方周末》为例，1995南周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通过一篇篇“轰动性报道”很快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没几年就破了亿。同期，央视也开始“标王”之争，黄金时段广告费从几千万，飙升到几个亿。
而今天，一个人，一个自媒体，不需要“公信力”也可以拥有“影响力”，同时可以通过各种变现渠道，可以赚到比过去传统媒体多的多的钱。
与此同时，当个体拥有“影响力”之后，还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受到约束。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反而容易影响其收入……
而这样的变化，就让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社会监督”的责任和“义务”。而仅仅聚焦在
“赚钱上”。
当这种
“投入产出比”
不成比例的时候，媒体自然就变成了
“劣币驱逐良币”
的情况。越来越少的新闻记者选择
“仗义执言”，
或者说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为了
“流量”
而不是为了
“事实”。
那么，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么？想来也不会，因为“权力厌恶真空”当传统媒体没有办法再提供“真实新闻”的时候，自然会有新的“组织”去提供这些。
也会有新的组织和个人尝试打破过去类似于“记者协会”对于“记者身份”的垄断，正如同“网约车”打破对“出租车”的垄断一样，只是，还需要“让子弹飞一会”……
听党话，跟党走
学习时间
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201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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