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胡耀邦，这位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和领导者，逝世35周年。
“八十年代”不仅主张实现经济现代化，亦追求人的解放，制度的现代化，即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八十年代”虽然是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但是在精神价值和历史使命上，仍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
（一）何谓“八十年代”？它的特殊性和内涵是什么？人们经常缅怀“八十年代”、赞颂“八十年代”，人们在谈论很多现代化的重要问题时，也喜欢从“八十年代”去追溯原点，或寻找经验。那么，何为“八十年代”呢？
笔者认为，“八十年代”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八十年代”被大家约定成俗地赋予了以下特征：它代表着宽容和自由，代表着理性和深邃，代表着社会的朝气活力，代表着敢于突破和创新，代表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具体来讲，“八十年代”丰富的改革探索和波澜壮阔的历史，背后蕴含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必须大胆反思文化和制度不合理之处，而不是沾沾自喜做文化优越论、制度优越论者（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全盘否定自己），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才能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全面改革达到现代化，而不是单单追寻某一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要实现国富兵强，还要实现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即通过个人的解放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最后一点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张实质是一致的，也与马克思的本原出发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最看重的是人的自由解放，这与俄式社会主义思想有根本区别。
（各种纪念和讨论“八十年代”精神的书籍）
“八十年代”又是一个参与者年龄、阶层、行业跨度都很广泛的，全社会参与的启蒙浪潮。既有那些生于1910年代的或1920年代的“两头真”老人，也有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既有体制内大量中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大批学者、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法律工作者等体制外力量。这些人普遍切身经历过极“左”思想对国家现代化和人性的破坏，由此一方面深刻反思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制度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放眼域外，从国外现代化经验中汲取思想营养，尤其是当时西方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经济社会改革。因此，中国的改革和启蒙也可被视为70年代后全球改革浪潮的一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也并非单指1980年至1989年这种年代学上的80年代。笔者认为它向上可以追溯到“文革”后期顾准等思想家对苏联体制的反思，以及知青“地下文学”对现实的鞭挞。其实在“九一三事件”后，社会就已经在自发孕育改变“全能控制模式”的力量，1976年春季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出现的规模庞大的悼念周恩来运动，以及1977年“两个凡是”所遭遇强大抵触，都是这股隐藏于社会表面以下的力量的体现。
向后可则延伸至1997年至21世纪初的思想再度解放和繁荣。进入90年代后，思想解放和启蒙虽然遭遇低潮，但是由于启蒙者的主要力量还在，在中国掀起新一轮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加入WTO的双重影响下，又加上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的兴起，思想解放和启蒙再度兴起，甚至这一期间的传媒、出版、学术产出都远远大于80年代。尽管这一波的思想解放与80年代存在时间断层，但是两者参与群体基本完全一致，传播思想价值也是一致，可以视为“八十年代”的延续。总体看，作为思想意义上的“八十年代”基本持续到2010年代中期，随着参与者的纷纷退休、年老或去世，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潮而逐渐走入低谷。
即便是一百年后、二百年后，乃至五百年后书写中国历史，“八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个最闪耀坐标，它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价值观的启蒙，带来了人性的最大规模解放，带来了最大的经济繁荣。毕竟历史上多数事情是沉闷的，甚至是黑暗的，笔者和各位读者有幸经历这个奋进的年代，是我们的无比幸运。
（二）胡耀邦无疑是“八十年代精神价值”的灵魂人物。在改革初期，胡耀邦并非处于权力阶层最核心的领袖，俨然邓陈更有话语权，胡耀邦只不过是主持一线工作的负责人，那么为什么大家每当谈起“八十年代”，都会约定成俗与胡耀邦联系在一起，把他当做这个时代、这股浪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呢？
首先来说，虽然80年代的泛改革阵营颇为庞大，但是大家的主张和目标又有不小差异。大致而言，邓小平所设想的改革，也就是主流语境下的改革，更多从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足的实务上来考虑，他的思想性突破主要体现在经济思想和外交战略层面，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方面，虽然有所突破，但是总体强调稳定，甚至某些方面还颇为保守。
而胡耀邦的改革主张除了完成国富民强这个任何发展阶段的政权都会追求的目标外，更多涉及到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比如如何构建建一个合理分权、监督有序、阳光透明的政治体制，如何实现个人的政治、思想权利等等，这些都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就实际来说，邓小平扮演了中立的监督者的角色，当“左”的力量强大时，他会站到改革者的一方，为他们加油助威；但是每当改革步子走得快的时候，邓小平又会不自觉成为刹车者，他担心如果改革用力太猛，会损害稳定，影响国家富强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历经太多沧桑，当时又已经年届八十高龄，历史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他这种做自然有道理，但是回过头来看副作用也颇大。
不过，胡耀邦一直扮演了思想解放引领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这不仅仅与他的理念有关，也与他的经历有关。胡耀邦长期与青年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熟悉他们的想法，比起那些农民出身的革命家对社会新潮流的不解和担心，胡耀邦更自信能够驾驭思想解放和年轻人觉醒带来的社会新变化，这些都是1979年理论务虚会分歧后，胡耀邦仍能继续积极看待和支持思想解放的原因。
（胡耀邦访英，在伦敦海德公园与当地青少年交流）
我们读《邓小平文选》和《胡耀邦文选》也明显能够感受到二人关注点和性格的区别。然而，这里对邓胡做比较，只不过客观陈述二人履历和政见上的客观差异，并不是要褒一方而贬一方，邓胡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人物，各自都为中国改革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具体来讲，胡耀邦在领导完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又鼓励支持思想学术界对市场经济、法治、民主、人权等问题进行讨论。经过他的努力，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承认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在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他主持制订经济、教育、科技和政治四项体制改革决定（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由于他的辞职，由他的继任者完成，但是主要内容框架仍然依托于他之前的设想），希望对社会内里进行全面改革。在这种全面改革思想鼓励下，地方上开展了很多探索，比如在政治领域，有省、市级党委自选书记的实践，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基层自治实践；在教育领域，有华东师大、武汉大学、深圳大学、上海交大等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实践等等。
即便是高层共识更广泛的经济改革上，胡耀邦的思考也更深入一步。比如，他不仅仅是从效率着眼，改革宏观管理体制，而更多从人民经济自由、经济人权等角度思考改革问题。胡耀邦于1978年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一贯提倡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富民为先”，故而更强调就业和消费；他还注意到公有制的异化问题，甚至指出苏联模式中的“全民所有”结果成了“全民所无”，显然他的思考更具有民本和经济民主的色彩。
并且，早期改革都是异常艰难的，社会生态并不友好，发生了很多新旧冲突，不乏有人企图用过去“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有改革意识的干部、知识分子。胡耀邦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实践，一贯义无反顾施以援助保护。他坚决支持经济改革探索，支持扩大文学艺术自由表达空间（第四次文代会、剧本创作座谈会、“歌德”和“缺德”讨论），支持落实新闻媒体监督权，同时扮演好作为“人民喉舌”角色；支持“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叫停“清除精神污染”等等。是故他去世后，人们自发创作《好大一棵树》来纪念他。
总之，鉴于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和改革早期表现的远见卓识、勇气担当和实际领导能力，探索现代性转型的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都不自觉视胡耀邦为良师诤友，自发地承认他是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是以，胡耀邦虽然在职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影响力远远超过他所掌握的权力，从权力上讲，胡耀邦是一个二等人物，但是从影响力上讲，他又是一等人物。
（三）“八十年代”的当代价值和未竟使命。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达14亿的超级大国，转型使命必然是复杂的，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红利逐渐耗尽，以及国际局势陡然变得不友好，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的国家应该走向何处？现在出现了很多种声音，既有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有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笔者认为，综合各家观点，“八十年代”所探索的现代化方案，仍是较为全面吸收全人类及中国现代化经验教训，科学认识中国国情，可以让中国以最小成本和最快速度实现民族全面复兴的一个。
我们在过去短短四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质的飞跃，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划时代地改善，就是最好的例证，从来没有其他现代化方案可以达到如此惊人的效果。因此， “八十年代方案”虽然问题也很多问题，但是其基本方向和路径，在四十多年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是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内发展和稳定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腐败、市场机制缺失、贫富差距、民企风波不断、思想文化创新乏力等等，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过去经济改革走的很远，而其他改革走地迟缓。未来社会成长进步的发力点，仍应回归“八十年代”主张的全面改革和全面现代化的思路上，只有补齐其他基本制度短板，才能塑造中国第二波腾飞的动力，以及建成一个更有弹性，更有创造力，更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
从国际竞争上来讲，我们在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出口国，第二大经济国之后，如何获得更多的竞争话语权也是一个挑战。赢取世界领导权终究不能只靠中国制造，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初级层面国际竞争优势，但是中国崛起的最终问题是，能不能为世界创造出一种普世的制度和文明方案的问题。纵观全球历史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世界影响力和繁荣。“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方案，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其更加凸显文明包容性、连接性，并且当时与外部世界产生了很多共识，这方面也有参考意义。
因此，可以这么讲，“八十年代”的虽然是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但是在精神价值上，它并不完全是历史过去时，“八十年代”中蕴含的人文意义，以及丰富探索经验，对接下来的中国现代化仍有参考启发意义，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在中国发展崛起局势更加微妙，任务更加艰难复杂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和继承那一代群体的智慧、担当、责任，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赓续下去。
4月初清明节假期于北京第一稿
4月14日江西共青城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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