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北大肖佐教授与中国空间物理的发展
导读：
作为老一辈科学家中的楷模和青年学子的精神榜样，肖佐教授的历史贡献和崇高情怀将被后辈深深铭记。
张志会 宗秋刚 | 撰文
2024年4月3日，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前理事长，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佐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1]。肖佐教授长期从事空间物理的电离层探测和研究，为我国空间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于2013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电离层物理学领军科学家、空间物理学主要代表人物和空间科学领域重要战略科学家，是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发起人之一和重要领导者。
作为教育工作者，肖佐长期主持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的发展，在教书育人上殚精竭虑，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学科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作为科学研究者，他在从事电离层物理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战略科学家，他曾和魏奉思、涂传诒等人共同牵头发起子午工程和“夸父计划”，并始终心系中国空间科学统一规划的制定。对于中国航天科普，他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并亲身实践。魏奉思院士等多位同行评价他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
本文基于有限的资料，从一个侧面了解和缅怀肖佐教授对中国空间物理学乃至整个空间科学事业发展的突出贡献。
北京大学空间物理专业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肖佐1936年12月出生于山西太原，1955年毕业于南京第十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0年5月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在地球物理系高层大气物理专业（后改为空间物理专业）任教[1]。
留校执教后，肖佐老师长期致力于电离层物理及电波传播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此后逐渐成长为中国电离层物理空间科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人物。电离层是地球高层大气中被太阳远紫外线和X射线电离化形成的大气层，对短波通信、无线电导航和定位都有影响，并对卫星轨道的选择和运行也有影响，因此，电离层的教育和科研对于了解空间环境状态及其对高技术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日益频繁。经周总理亲自批准，我国从理工医院校教师中选拔出50名赴西方国家进修，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其中，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等重点院校各有两个名额，肖佐得到了赴英国留学的机会。出国前，这50人需要到语言学院学习。在英语分班考试中，他因为英语成绩优秀被选为班长，并将积极帮助英语较差的同学们提升英语水平。
他于1974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空间研究系，从事电离层电场测量及实验室低温等离子体中光化学反应的研究，1975年回国。因曾在英国留学，他对英国科学家了解较多。在1985年出版的由傅承义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固体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卷中，肖佐编写了英国电离层物理学家Sir Edward Victor Appleton（1892—1965）的词条[2]。
肖佐还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教研室主，为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空间物理学的长远发展谋划教育体系，培养出了高铭、王劲松、张东和等一大批优秀学生，输送了优秀的科研人才。
他一直热情投入于教学工作，长期负责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包括“电离层物理和电波传播原理”以及“电离层物理”等课程。他性格开朗、和善、博识，讲课深入浅出，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深刻领会知识的奥秘。他还主动承担了本科生基础课程“计算机Fortran语言”的教学工作，并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多年来开设了有关中高层大气物理、电离层物理及电波传播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3]。2000年12月退休后，他依然关注空间物理学科的发展，为研究生开设了电离层物理专题课程，继续为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电离层物理研究的领军人物
自1960年起，肖佐长期主持负责北京大学电离层研究，包括电离层物理及电波传播等方面。他早年在北京大学主持研制了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电离层高频多普勒、电离层吸收等探测设备，也曾主持中国－巴西“资源一号”卫星星内高能粒子探测器的研制，在国内高校首次实现了空间环境卫星探测，开展了关于电离层理论模式、岩石圈－大气圈-电离层耦合、电离层不均匀体数值模拟、电离层太阳耀斑效应等原创性研究工作。
20世纪60至70年代，他曾研制了低温等离子体室、余辉等离子体发生器等电离环境实验设备，用这些设备开展了探针特性、天线阻抗特性及电波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4]。例如，用谐振探针在余辉式等离子体中进行测量，观察到了谐振效应，且用这一方法测量等离子体浓度并不受探针污染的影响。[5]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他主要进行电离层扰动形态及机理、电离层等离子体不稳定性和电离层—热层耦合研究[6]。他和同事还围绕等离子体鞘套与天线性能的影响开展了理论与实验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肖佐率领团队与中国航天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在国内首次在自行研制的低温等离子体发生器中测量了柱状天线的阻抗变化，并与理论计算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了在等离子体包围下的天线阻抗特性[7]。在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的关心和国内外同行的大力支持下，肖佐领导北大电离层研究课题组师生经过刻苦努力，在电离层探测，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开展了不少开创性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他们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多年资助。1987年1月，肖佐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电离层突然扰动现象的形态观测与机制研究》[8]，后来又陆续主持了多项该领域重大课题。
要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就需要充分取得空间探测资料，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此非常注重卫星探测仪器的研制。20世纪80年代肖佐牵头设计研制了几种连续监测电离层扰动的设备，这些设备直接服务于航天环境监测，通过就电离层对电波的吸收、电离层引起的无线电波多普勒频移进行连续观测，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探测资料。例如，他们通过对1982年至1983年期间北京地区一种连续扫频法的电离层吸收记录进行分析后发现，电离层吸收电波能量受太阳控制的影响在冬天和夏天具有明显的不对称现象，并与低层大气存在耦合的可能性。[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技术物理系接受了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一总体设计部的任务，肖佐、邹积清、邹鸿等牵头研制了“资源一号卫星星内高能粒子探测器”。该探测器历经模样、初样、正样三个阶段，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正样机于 1997年交付装星使用[10]，并于1999年10月14日搭载于我国成功发射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资源一号（CBERS-1）。结果显示，星内粒子探测器工作正常，连续监测并直接记录了卫星舱内的高能粒子环境及通量，为研究地球辐射带分布和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11]。这也是国内高校首次空间环境卫星探测。研究团队通过对传输回的数据分析，研究了太阳宁静条件下星内外的高能粒子辐射环境[12]，并与神舟二号X射线探测器对高能电子探测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因二者能挡不同，彼此可以较好地互补，并尝试设计联合探测方案[13]。中巴资源卫星中的第二颗卫星上的仪器资料于2005年底发回后，肖佐领导的研究团队对中巴资源卫星01星与02星两颗卫星辐射探测数据对比分析，从平静日和扰动日两个角度分析中巴资源卫星的星内辐射环境[14]。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航天设计和卫星故障分析和深入了解高能粒子辐射环境很有价值。
图1 星内高能粒子辐射探测器获得的2001年4月高能电子在卫星轨道上的分布[6]（左右分别为南、北半球。高能电子主要分布于围绕60度纬圈的极光带内，南半球的另一个分布区域是南大西洋地磁异常区）
肖佐在科研上非常注重关注国际前沿态势。1990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空间物理扰动及其地球物理效应的论文，他指出，日地空间环境并非简单的线性系统，深入研究磁暴类型和形态与行星际结构的关系对于理解日地空间环境尤为重要，而大规模的联合观测和综合分析，以及电子计算机数值模拟为非线性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5]。在1991年召开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年会上，肖佐明确提出，研究课题的选择应重视国际上最新的发展动态与趋势。随着宇航技术与空间科学的发展，对太阳-行星际介质-地球磁层、电离层及热层间的关系，均应重视新出现的那些前沿性课题[16]。后来他和同事进一步研究了地球辐射带对太阳扰动事件的响应[17]。
在电离层的理论研究中，肖佐在有关电离层不规则结构的形成机理，不同条件下电离层对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以及通过GPS资料反演电离层结构参数，电离层和热层大气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以及火星电离层形态扰动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贡献。易帆和肖佐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推导了损耗大气中重力波场的非线性传播方程，该方程为中高层大气重力波能量收支平衡提供了基础[18]。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建立了损耗大气中极性重力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方程。他们还探究了科里奥利力对惯性重力波的参数激发的影响，以及耗散对Rossby波非线性演变的影响[19]。
他还主持和参加了一系列国家重大课题研究和国家重大基金项目。在电离层物理研究方面，他主持构建了一个二维子午面内的热层大气环流模型；开展了电离层中等离子体不稳定性的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工作，建立和发展了相应的数值模型。
共同牵头发起子午工程和夸父计划
大科学工程，或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本身既是许多学科领域开展创新研究不可缺少的技术和手段支撑，也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综合体现和彰显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大科学工程的提出和实施，本身不但体现了一个国家对自身科技发展布局的战略选择和政治决策，更反映了牵头科学家对科学发展趋势和问题的科学判断。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肖佐曾和魏奉思、涂传诒一起发起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子午链（子午工程一期）”和中国最早的太阳监测卫星计划“夸父计划”。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类在磁层以外的行星际空间积累了大量的探测数据。从1987年到1995年，空间物理学逐渐转变为更加注重服务社会发展的阶段。国际科联日地物理科学委员会于1990年至1995年期间发起了国际合作的日地能量计划，旨在了解日地系统各区域之间能量和质量传输的定量耦合机制。美国于1995年提出了国家空间天气战略计划。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将空间物理学与应用结合起来，进入了空间天气学新时期，开始了日球物理学的发展[20]。
1993年底至1994年初，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魏奉思负责起草中国空间物理发展规划建议，在该建议中首次提出子午工程的科学构想建议。在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负责组织国内有关单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子午链”（简称“子午工程”）建议。在王水、肖佐、王英鉴、张仲谋、徐文耀、万卫星、吴健、王敬芳、高玉芬、刘瑞源、郭兼善等建议组成员的长期共同努力下，于1997年6月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21]。
在子午工程不断发展壮大、更新迭代的过程，肖佐教授都一直积极关注并献计献策。子午工程一期于2008年开工建设，2012年建成。一期工程以链为主、链网结合，主要覆盖我国东部地区，综合运用地磁（电）、无线电、光学和探空火箭等多种监测手段，可连续监测地球表面中高层大气、电离层和磁层，以及十几个地球半径以外的行星际空间环境中的空间环境参数。在一期的基础上，子午工程二期于2019年开工建设，首次从地面实现对日地空间环境全圈层、多要素综合的立体式探测。与此同时，依托子午工程，正在大力推动“以我为主”的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提升我国在地基空间监测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早于2022年10月发射的“夸父一号”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中国科学界曾在21世纪初提出过一项宏大的“夸父计划”。夸父计划预计由三颗卫星组成，用以全天候监测太阳活动的发生及其伴生现象、太阳活动导致的地球近地空间环境的变化以及地球极光分布等，着眼于系统完整地探测日地空间扰动的因果链研究。“夸父计划”的基本思想由北京大学涂传诒院士在同航天集团张永维总工程师、北京大学肖佐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魏奉思院士讨论的基础上，于2003年1月2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召开的“关于推动空间天气研究座谈会”上以文本形式提出。北京大学提交的《“夸父空间探测计划”一背景项目建议书》于2005年10月通过答辩，被选为国防科工委“十一五”民用航天背景预研项目。
2006年7月，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和2006年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大会两场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涂传诒在两个大会上介绍了“夸父计划”的内容和进展，引起了各国科学家高度关注与积极响应。涂传诒院士指出，夸父3颗卫星将第一次监测从太阳风到磁层的整个能量传输过程。它将可能解决地球空间对太阳风暴响应的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能量和质量是如何从太阳通过日地空间传输到磁层的。肖佐最强调的一点是：“夸父计划”是中国人的原创思想，而且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一定会在“夸父计划”中起主导作用[22]。
2006年国防科工委下达“夸父计划”天地大系统综合论证的任务。后来该综合论证任务由航天东方红公司和北京大学联合有关单位和应用部门完成，被国防科工局验收，成为中国民用航天背景项目。后来，根据北京大学建议，中国科学院为推动“夸父计划”的工程实施，将其列入“十二五”国家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23]。可惜由于复杂因素的影响，该项目最终下马。
尽管年龄渐长，肖佐教授始终坚定地支持着中国空间物理与空间环境研究，展现了他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2007年，肖佐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莱佩兰塔教授等8名专家，被聘请为国家海洋局极地科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为极区空间物理研究提供科技支撑[24]。感知、利用和调控空间环境已成为人类探索宇宙的最前沿、最具挑战性和创造力的活动之一，因为空间环境对航天活动、频谱通信、空间军事技术系统和行为几乎产生无处不在的影响。在2020年10月的“空间环境感知能力与需求”项目结题会上，围绕如何尽快提升我国空间环境感知能力，84岁高龄的肖佐教授与王水院士、涂传诒院士、窦贤康院士一起，和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40余位空间物理学顶尖专家学者，共同提出了四点发展建议：一是以国家层面的机构推动顶层规划，提出“空间科学”概念，整合资源，聚焦国家实验室，着力建设若干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野外观测站；二是适当拓展日地空间探测，与月球探测、深空行星探测和海洋上空环境探测相结合；三是强调科学研究自主性，包括自主探测技术、自主研发有效载荷，自主获取数据及共享融合平台；四是梳理目前发展瓶颈及关键技术，确立国家重大研发领域，拟定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集中力量寻求突破与解决方案[25]。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的发起人和杰出领导者
1978年科学大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会热，新建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1979年11月13日，我国空间科学技术界38位科技工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集会，共同倡议建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1979年11月14日中国科协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第一次筹备会于1980年2月5日在北京召开，严济慈等27位组成筹备委员会。中国空间科学大会的成立大会于1980年9月25日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63位组成第一届理事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由22名同志组成，吕保维任理事长，李德仲、陈芳允、龙咸灵、钱骥和肖佐为副理事长，王传善为秘书长。挂靠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决定设立空间物理、空间天文、空间探测、空间化学与地质等八个专业委员会[26]。因为发起人肖佐等人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在1985年11月4～9日还曾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召开联合学术讨论会[27]。
迄今为止，学会共产生过十届理事会。吕保维任第一至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王希季任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前五届理事会中，肖佐都担任副理事长，其中在第五届理事会任常务副理事长。2001年5月第六届换届，肖佐任理事长[28]。肖佐还对《空间科学学报》和《会讯》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任《空间科学学报》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肖佐长期担任空间科学学会空间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担任名誉主任。
此外，肖佐曾与朱岗昆长期搭档，一同组织领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磁与高空物理学分会。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与此对应的是国际地磁与高空物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magnetism and Aeronomy，简称IAGA）。地磁与高空物理学作为地球物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以地球电磁场以及高空大气物理环境为研究对象，并由此发展出空间物理学这门新生学科。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头两次代表大会（1957年、1963年），学会尚无专业委员会之分，当然地震、大气和地磁是比较重要的学科，参会人数也较多。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地球物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地磁与高空物理、固体地球物理、勘探地球物理与地球物理仪器共4个专业委员会。经过两年的筹备，地磁与高空物理委员会于1982年正式建立。朱岗昆先生和肖佐先生分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29]。他们先后组织召开多个小型专业学术会议，譬如：1981年在国内首次举办“等离子体鞘套学术讨论会”[30]；1980年2月16日在云南瑞丽观测日全食，并撰写观测报告；1981年6月与中国气象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中层大气计划（MAP）讨论会”；1984年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层大气学术座谈会”等。
图2 1986年12月在北京召开地磁与高空物理研究进展讨论会（注：第一排左5为肖佐教授，正对照片戴眼镜者的左手边）
肖佐曾兼任国际科联一日地物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地磁学和高空科学协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等国内外重要学术职务，因此对国内相关会议也长期热情组织和推动。
1988年10月24日至10月29日，第五届全国日地物理空间学术讨论会在河南新乡召开。肖佐作为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物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汇报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美空间合作、空间站环境、对发射科学卫星的建议等情况，并通报了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第六工作组在国内对口工作组的进展[31]。这种除了学术汇报，组织者与会员们就行业内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做法，获得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肯定。肖佐作为会议的重要组织者发挥了核心作用。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于2020年9月25日下午举行。作为学会第六届理事长，肖佐教授是学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之一，他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他回顾了学会创立的初衷和历史进程，肯定了学会40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同时也对学会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众性学术组织提出了期许和希望[32]。
图3 肖佐教授2020年9月在中国空间科学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1992年，肖佐与刘振兴、姜景山、魏奉思、王水、涂传诒、濮祖荫等老一辈科学家与海外华人学者共同开创了海峡两岸空间科学学术交流会。该研讨会为系列学术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轮流在海峡两岸举办。成功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多家台湾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参加过会议交流，吴京生、吴式灿等华裔空间物理学家也是会议的积极支持者。讨论中国的空间探测计划，包括北斗、嫦娥系列等，往往是会议的重头戏。刘振兴、姜景山、魏奉思、王水、涂传诒、肖佐、濮祖荫、万卫星、吴季、王赤、冯学尚、曹晋滨、徐寄遥、傅绥燕等多位来自大陆的空间科学家都曾是该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并曾在会议程序委员会中任职或担任主席[33]。不少人在这些会议交流中成长起来，成为学术领军人才，甚至战略科学家。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海峡两岸空间科学学术交流会已举办了14届，成为了两岸科学家交流空间/太空科学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探讨太阳与空间物理、月球与行星科学、空间探测技术与应用等相关学科发展趋势与创造合作机遇的重要平台，加强了两岸及海外华裔空间科学家之间的同胞之情，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积极作用。[34]
推动我国出台统一的空间科学规划
1980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严济慈等五十位人组成，严济慈任主任委员，郁文、王大珩、吕保维、纪波、谷羽、李德仲同志任副主任委员，肖佐受邀担任委员[35]。
2004年出版的《2020年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包含空间科学和技术综合组，肖佐担任组长，顾逸东、欧阳自远、吴季、刘振兴等担任成员[36]。在关于空间科学和技术综合组的战略报告中，肖佐等人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明确提出以下建议：
（1） 统一制定国家空间科学技术方针和政策，并成立国家空间局。空间事业基于许多门科学和技术，涉及许多部门，需要巨额投入等。中国空间事业虽然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我国虽是世界上的空间大国，但主要还是空间技术大国。长期以来，缺乏明确政策指导和国家统一管理，我国空间事业发展不协调，空间技术比较先进，但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相对落后；而在空间技术中，运载器比较先进，而航天器和有效载荷比较落后。空间工程与空间科学、空间应用脱节，往往是科学和应用目的服从或限于工程（某一型号），称为“就汤下面”或“搭班车”，以致不能促使空间技术满足多类需求而向更高阶段发展。国家各部门、军口和民口各自为政，包括自设机构、自定计划等，造成资源浪费[36]。
为此，2000年左右，肖佐牵头的《2020年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空间科学和技术综合组”课题组专家们大声疾呼，我国空间研究领域急需进行概念和体制创新，统一制定空间研究方针和政策，统一协调、管理空间研究。由于我国已有的国防科工委航天局（作者注：国家航天局）不能起到统一协调和管理国家整个空间事业的作用，也不便于代表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为此，应成立国家空间局，与我国已建立的国家海洋局、国家气象局、国家地震局等相对应[36]。
建立国家空间局才能具有国家级统一协调空间事业的职能，形成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以此正确处理如军用与民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国际合作与竞争等几类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与宇航局（NASA）、欧洲空间局（ESA）、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等。在《2020年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之外，另有陈述彭等8位院士提出了建议《组建高层次的、军民一体化的统一协调机构国家空间局》[36]。
（2） 有效开展国际合作。在空间活动中，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是必要且基于我国空间研究成就和实力的。与俄罗斯空间局、欧洲空间局等的持续合作尤为重要。未来应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包括空间站建设、月球和火星探索等领域。在空间研究的合作中，首先容易从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方面入手，逐步扩展到空间技术上进一步的合作。2001年7月，国防科工委航天局和ESA签署了双星计划的合作协议，中欧合作将使我国空间探测水平获得跨越式的提高。在未来20年中，要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在建造空间站的过程中，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我国空间站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以充分地利用我国空间技术的优势。在月球和火星探索中，争取与更多的国家合作。在空间技术上，特别是在新概念航天运输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36]。
（3） 建立必需的支撑系统。建立国家对空间科学技术的支持规划和内部支持系统，确保战略目标实现。国家应统一规划和投入资金，同时建立卫星系列、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和地球科学观测计划等支持系统。在空间科学技术发展中，建立必需的支撑系统，以保证战略思想、战略目标的实现：除了必须由国家统一形成规划和计划，并在GDP中按比例投入经费，对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也应有相应的比例；还需要空间科学技术的内部支撑：空间物理学和空间天文学发展需建立卫星专项。保证每年提供不少于一次的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飞行载荷外，争取发射3～5颗生物实验卫星。要利用我国空间探测器和空间站等，探索生命起源和进化。还需要进一步制定有国家雄心壮志的地球空间科学观测计划[36]。
（4）制定国家空间法。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空间研究发展的需要，合理地解决空间活动引起的事端等，宜由我国政法机构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并草拟国家空间法，以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讨论[37]。
上述建言献策体现了老科学家们所代表的中国空间科学界的使命和担当。时至今日，由中国科学院授命起草的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空间科学规划即将发布，肖佐教授却提前离世。千呼万唤之下，国家空间局的建立和国家空间法的出台尚待时日。
热情支持科普事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空间科学学会成立之际，肖佐就已经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随着空间技术、电子技术及相关学科的进展，人们对太阳、地球和日地空间环境的认识大大加深，相关研究也因其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大意义而受到重视，发展迅速。但是，人们对于这门年轻学科的认识还很不够，因此他深感科学普及之重要。
经肖佐提议，1982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会决定成立科学普及教育工作委员会。同年7月15日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该委员会的工作条例，时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的肖佐被聘任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成立后，很快举办了《为什么要到空间去观察天体》等6次科普讲座，组织观看了《天空实验室》等科技电影，举办了可靠性设计讲习班等学会培训，并参加北京西单科普画廊展示[38]。
朱岗昆和肖佐还一同主持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磁与地球物理学分会的多场青少年科技夏令营活动，在青岛、北京、长沙等地，科学家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39]。
2000年，肖佐老师出版了科普书籍《人与自然百科——人与太空》。2014年，肖佐等84名专家被中国科协聘为第二批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40]。肖佐教授对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刘勇研究员等年轻学者从事科普工作也非常支持，正如他在给原北京天文馆馆长李良撰写的科普书《太阳与地球》的序言里所说：“我相信，本书作者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年轻科学普及工作者一定会在国家的关怀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下更快成长起来。我们期待着一个在社会主义灿烂阳光照耀下鲜花怒放、硕果累累的更加繁茂的科学普及创造园地的出现。”[42]
小结
作为我国空间科学早期奠基者之一，肖佐对中国空间科学事业的杰出贡献备受学界推崇。
作为北京大学空间物理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他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空间物理学优秀人才。作为领军科学家，他高瞻远瞩，率领团队在太阳与地球相互作用、电离层物理与电波传播等前沿领域长期深耕，开创性地提出了若干重要理论和学术观点。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界同行共同发起和组织领导“子午工程”“夸父计划”等大科学工程，努力开拓人类知识前沿，解决太阳活动和空间风暴监测、空间环境探测和空间天气预报等重大全球性问题。
肖佐教授长期担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的理事长和空间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积极推动空间科学的国际合作与科普工作，促进中国空间物理学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接轨，努力在青少年心中播撒下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的火种。他积极组织两岸空间科学青年学者深入交流，促进了海峡两岸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增进了两岸学者的深厚友谊，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作为老一辈科学家中的楷模和青年学子的精神榜样，他的历史贡献和崇高情怀将被后辈深深铭记。
致谢：中国空间科学界多位领导和专家对本文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是北京大学涂传诒院士、张东和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魏奉思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吴季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曹晋滨院士，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汪毓明教授。在此一并诚挚感谢。
作者简介：
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宗秋刚，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空间科学与探测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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