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专家看来，由于近年大国竞争与地缘经济关系变化，推动各国同时借助产业政策谋求进口替代，导致原有的产能过剩调节机制受到限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协调机制，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击，也要让中国成长的可能性尽量发挥出来
文｜《财经》记者 江玮
编辑｜苏琦
4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北京结束她为期五天的中国之行时说，今天的中美关系较一年前更加稳固。
作为今年首位访华的美国内阁成员，耶伦于今年4月4日至9日先后到访广州和北京。这是她在九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耶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财政部长蓝佛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北京市市长殷勇等中央和地方官员举行了会谈，也与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专家，在华美国企业代表，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和学生展开了交流。
8日，耶伦在美国驻华大使官邸举行的发布会上总结了此行取得的三个重大进展：同意就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展开深入交流；打击非法金融；继续就金融问题举行技术交流。她强调，考虑到两国经济的规模，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寻求与中国发展对双方都有利的、健康的经济关系。
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4月7日会见耶伦时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李强指出，双方要加强沟通，共同找到管控分歧、解决分歧的办法，让中美经贸合作稳定、顺畅、高效，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创造更多实惠，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贡献。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坚持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在耶伦抵达北京之前，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何立峰和耶伦于4月5日至6日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据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重要共识，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性挑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一致同意在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项下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中方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重关切，并就产能问题作出充分回应。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讨论产能问题
耶伦在8日的发布会上表示，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分离对双方经济都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是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关键市场，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能够激发美国产业更大的活力和创新。我在广州与美国企业代表交谈时，他们也强调了从健康的经济关系受益良多。”她说。
在与中方官员的交流中，耶伦表达了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领域。
耶伦坦言，这些担忧不会在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得到解决，但就均衡增长展开的交流将有助于双方展开更加深入和有针对性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双方将探讨更均衡的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包括内需、投资政策、人口老龄化、财政问题和相关政策等议题。
“我坚信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些失衡问题不仅对美国和世界有利，也有利于中国长期的生产力和增长。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强调，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者脱钩意愿，而是为了防止全球经济失调，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耶伦说。
4月8日下午，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就耶伦访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方对产能问题高度重视，在与耶伦的各层级会见会谈中均对此作出充分、理性的回应。他指出，产能问题存在分歧和争议，并援引彭博社4月3日最新文章，称该文章的相关数据分析并不支持新兴产业领域存在所谓“产能过剩”的说法。
中方认为：一是应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秉持市场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看待产能问题。所谓“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都可能发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要依靠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
二是应结合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情况分析产能问题。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当前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中国新能源产业历经数十年长足发展，目前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根植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工业体系和丰富人力资源，更离不开企业对研发创新的巨大投入以及企业家的不懈奋斗精神。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新能源产品的经济可及性。中方在满足国内需求、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上，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对此应作出客观评价。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无助于解决产能问题。针对一些地方发展新兴产业积极性很高的情况，中方将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做好统筹引导，相关政策导向是公开明确的。应强调的是，我们坚决反对部分发达经济体搞“泛安全化”、升级绿色保护主义措施，这对其自身有害无益，更会严重侵害中国企业正当发展权益，中方不会坐视不理。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无助于解决实质性问题。
中方认为，在新能源产业技术进步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调整大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面临产业转型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挑战，应客观看待这一现象，作出务实理性的政策选择。中方注意到美国及其他相关方的关切，愿与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理性看待和妥善处理分歧。双方将在工作组层面继续就此保持沟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指出，产能过剩并非新的问题，但新一轮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国内经济问题，还与外部环境变化有关。
美方此次提出的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在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卢锋表示，不同于钢铁、水泥、焦炭等早先过剩行业，这些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具有高度可贸易性，与国际贸易关联度较高。而且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金的密集程度更高，市场体量更大，尤其汽车等行业属于发达国家的原有支柱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更大。
“中国不输理，但其中涉及的利益碰撞比较大。”卢锋对《财经》说。他认为这标志着贸易不平衡的争端在时隔三年后又重回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
在耶伦访华期间，中美达成一致，两国将就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均衡增长加强交流，讨论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和产能过剩等议题。卢锋表示：“谈是必要的，是好事，但是国际产业变迁的态势已经在那里，要看到问题的复杂和利益分歧较大，短时间内也未必能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解释说，中国这一波产业升级的态势强大，已经到了一些中高端甚至前沿领域。由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出了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是过去所没有的，这直接与欧美主流或者是支柱行业形成了正面竞争，甚至某些产品出现一定程度市场替代关系。
卢锋表示，这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成就，不能放弃。但另一方面，国内需求的增长赶不上供给的增长，因此边际上增加了到国外寻找更大市场份额的压力和动力。而欧美市场一旦被中国产品抢占，对方不可能无动于衷。欧盟去年已经决定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美国虽然尚未采取类似行动，但从近期包括耶伦财长来华访问情况看，后续如何演变还充满不确定性。
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耶伦多次被美国记者问到，如果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或行动。她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强调她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确保向中方解释了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和重视。目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27.5%的关税，其中包括拜登前任特朗普执政时对中国产品加征的25%的关税。
在卢锋看来，由于近年大国竞争与地缘经济关系变化，推动各国同时借助产业政策谋求进口替代，导致原有的产能过剩调节机制受到限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协调机制，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击，也要让中国成长的可能性尽量发挥出来。他同时指出，面对产能问题需要尽快出台政策提振内需和消费。
沟通的重要性
在广州与何立峰会谈时，耶伦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与何立峰举行了三次面对面会谈。自去年秋天成立以来，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已经召开三次会议，进行了深入的实质性对话。
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进行了持续四个小时的会晤，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廖岷在吹风会上表示，中美双方重申了11月旧金山会谈达成的“加强沟通”“防范脱钩”“应对共同挑战”三点共识，并达成新的共识成果：一是由两国财政部牵头，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在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
中美双方将在经济、金融工作组的框架下持续推进落实上述共识。两个工作组的第四次会议将于4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分别举行。
耶伦在广州与中国美国商会成员交流时说，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建立沟通渠道是她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在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框架下，两国政策团队讨论了中美关系的关键领域，从监控经济和金融风险到寻求潜在合作的领域。“在有分歧的领域，沟通可以避免由误解导致的意外后果，允许双方坦诚地表达担忧。”她说。
在耶伦展开对中国的访问之时，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于4月2日至5日访问美国。
据商务部发布的消息，王受文表示，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近期两国元首通话，指示双方工作团队推进商务等领域磋商机制。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通过中美商贸工作组加强沟通、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耶伦在访华期间强调，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美中双方应当负责任地管理双边经济关系。她说，中美都采取了重要举措来稳定这段双边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分歧都得到了解决，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近日在接受《财经》专访时也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不应该仅仅被描述为大国竞争，而应该被称为有管控的竞争或者合作性的竞争。“对我们两国而言，关注能够管控问题的合作而非只顾竞争的那一面相当重要。两国元首去年秋天在加州的会晤表明人们更加认识到管控作为竞争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责编 | 要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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