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西方人士，观点存在偏见，发上来仅供大家借鉴，知己知彼，了解对手
2023年10月7日，一个非国家行为体，控制着贫穷加沙地带的暴力巴勒斯坦组织，给中东军事最强国家造成了惨重的失败。在以色列大家喋喋不休的反思，10月7日最常见的问题是：“军队在哪里？”哈马斯当然要为它所犯的暴行负责，这些暴行造成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成千上万人受伤，并导致250多人被绑架，包括我的表哥及其妻子。
然而，巴勒斯坦组织能够这样做，直接是以色列政府及其防御机构失职的结果。由此引发新的中东战争，因此，现在坦率地讨论这些非常重要。
10月7日的灾难是一系列长期、复杂和多系统错误的结果。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已经声明他们将承担责任（尽管这个声明的具体含义尚不完全清楚）。其他人，其中首要的是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承担责任。以后随着调查更加深入，灾难的原因很可能会更加详细。现在，初步评估指出在不同决策层面上有七个并行的失误：
阻止和平伙伴的出现、
威慑的误解
情报分析失败
内塔尼亚胡政府错误
忽视防御
转移作战焦点
打错战争
阻止和平伙伴的出现
自第二次起义以来，大多数以色列政府在假设现状是理想状态下行动，任何外交进展或和平倡议都是对以色列利益的威胁。这一假设削弱了温和的巴勒斯坦力量，加强了极端分子。这使得以色列更容易辩称对方“没有人可以谈判”。用右翼财政部长贝扎勒尔·斯莫特里奇的话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一个负担，哈马斯是一个资产。”
这一趋势包括总理阿里埃尔·沙龙，他在2005年选择单方面撤军，将加沙交给哈马斯，以避免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带来外交成就。包括所有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内，近年来他们非常公开地偏好哈马斯而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塔尼亚胡拒绝就除以色列安全安排之外的任何事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谈判，同时允许卡塔尔和其他资金不受阻碍地流向哈马斯。总理纳夫塔利·本内特采取了类似立场，如果亚伊尔·拉皮德掌权时间足够长，他可能也会这样做。过去二十年中唯一的例外是埃胡德·奥尔默特作为总理的短暂时间。
这一现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认为可以“管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这转化为加深在西岸的占领，允许以色列定居点繁荣，促成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增加军事活动，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付钱哈马斯以“买平安”，以及不时进行“威慑行动”以报复哈马斯的导弹袭击。
这一政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破坏任何严肃的外交倡议，如2000年代初的沙特倡议或巴拉克·奥巴马第一届政府期间的和平推动。到了10月7日，明显的是，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强大、更极端的敌人。
威慑的误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军事和防御体系中的威慑概念越来越脱离其理性起源。它不再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假设。
时不时地，政治家或高级军官会对“以色列威慑力量的丧失”发出警告，然后军队会进行“威慑行动”假装自己还行。
据我所知，没有对事后评估这些行动或小规模战争是否真的让以色列的敌人感到被威慑。假设是敌人遭受的损失越多，就越会被威慑。至少就哈马斯（以及真主党）而言，这种假设是根本错误的。这些组织将他们的成功衡量在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在保留他们的基础设施或人力上。因此，以色列的“威慑行动”只是增加了它们的政治支持，并帮助了极端组织，而不是伤害它们。结果是，在过去18年的每一轮战斗中，哈马斯都展示了更高的能力和改进的战斗能力。显然，威慑没有起作用。
情报分析失败
假设哈马斯被威慑住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想法，也阻碍了对情报数据的严肃评估。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关于哈马斯为在加沙地带进行广泛而特殊行动的训练和准备的信息。以色列实际上获得了攻击的蓝图（没有具体细节和日期），但情报官员将其视为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想法。
从人类情报、信号情报和图像中有迹象显示，有重大事件在酝酿。例如，军事情报知道10月6日突然激活了大量在加沙的以色列SIM卡。一些信息达到了高级官员，但显然没有引起警觉——至少没有足够地改变以色列国防军的准备状态或警戒级别。在袭击前的周五晚上，参谋长、南部前线指挥官和其他官员的会议得出结论认为风险最小，并没有采取重要的特别措施或警告部队。哈马斯在规划10月7日行动时的独创性和机智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以色列情报组织无法连接众多线索的能力，显然受到了上文讨论的威慑失误的影响。
内塔尼亚胡政府错误
哈马斯长期以来一直在为10月7日做准备，然而，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的政府为其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机会。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以及其他削弱和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步骤，在以色列公众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分裂。这种裂痕造成了体制弱点和对多方面攻击（包括来自真主党和伊朗，以及西岸力量）的脆弱性的形象，这最终将使以色列遭受毁灭性打击或被击败。
当然，内塔尼亚胡政府会试图（并且已经在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反政府大规模抗议活动上。然而，很明显，责任在于内塔尼亚胡，他发起了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行动，并忽视了以色列安全机构许多高级官员的警告。
包括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内的军队高级官员试图警告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民主的侵蚀构成了安全威胁。总理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在加兰特公开表达这一威胁后试图解除他的职务。内塔尼亚胡及其联盟伙伴应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
被忽视的防御
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精神中，没有所谓的防御。以色列军队名称中的“D”（代表Defense，即防御）早已被遗忘，转而倡导“最好的防御是积极的进攻”。的确，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加沙边界的防御措施进行了重大投资，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阻止哈马斯隧道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措施、私人住宅的防弹房以及加沙包围圈内的避难所等。这些措施多年来挽救了许多生命。然而，这些防御措施在以色列安全机构看来，并不是自身的目标。相反，这些措施是为了给进攻行动提供更多时间和行动自由，使其不受日益增加的平民伤亡压力的影响。而且，较少的伤亡也使政府能够避免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自当前以色列政府成立以来，防御投资大幅减少。
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单位中，与进攻和占领相比，投入到防御上的时间、资源以及作战和战术注意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进攻在操作上比防御更为复杂，但政府对防御的忽视超出了这一点。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因此，当西内盖夫的基布兹和城镇绝望地等待军队数小时来抵御哈马斯的残酷和大规模攻击时，以色列空军却在其他地方，已经在攻击加沙的目标。要清楚，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是用来对抗自己领土上的入侵的工具。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袭击发生的几小时内，只有两架攻击直升机（在以色列国防军空军指挥下）可用于保护以色列领土，而此时对加沙的强力轰炸已经开始。
转移作战焦点
在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期间的所有年份里，以色列政府优先考虑了西岸而不是与加沙地带的边界。自2022年当前政府成立以来，这一趋势急剧加速，这一优先事项在资源分配中被明确表达。
加沙师及其对西内盖夫的防御的投资逐渐恶化。边境村庄的民防队也被视为麻烦而非防御资产。结果，他们被剥夺了武器和训练。以色列在与加沙分隔的围栏下建造的地下屏障增加了军队和政府提供的安全幻觉。许多这样的资源被重新定向到西岸，那里不断增加的定居者挑衅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准备预期的反击。10月7日，一个被削弱和忽视的师在一个庞大、装备精良、准备充分且灵活的哈马斯部队面前毫无准备。同时，西岸的定居点安然无恙。
打错战争
在10月7日关于“军队在哪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整个日子里，长时间内，一群杂乱无章的人勇敢地战斗——在基布兹的民防队、城镇的警察、音乐节的保安，以及普通平民。但军队却无处可见。即便考虑到上文讨论的转移作战焦点的失误，以色列地理上很小，整个团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从国家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他们完全可以从西岸到加沙边界。部分解释可能是哈马斯成功中和了本应协调此类力量移动的加沙师，在入侵的第一行动中遭到破坏。
除此之外，很大一部分答案源自以色列国防军及政治领导层计划和预期的是有限的、针对性的恐怖袭击，而不是沿整个前线的大规模打击。尽管不断有信息从战场上传来，以色列的高级决策者直到为时已晚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军队为其准备的战争而战，而不是实际在地面上展开的战争。
在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的原则要求特种部队执行任务，这些部队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和装备。这样的特种部队确实在几个实例中相对快速地到达。例如，警察特警队Yamam帮助挫败了对基布兹亚德·莫尔迪凯的重大哈马斯袭击，阻止了恐怖分子进入基布兹。Shaldag部队的战士对抗了对基布兹贝里的哈马斯突击。但这些都是装备轻型武器的小型单位，不足以应对10月7日所需的防御规模。正如《纽约时报》调查所结论的，“以色列国防军甚至没有计划应对哈马斯在以色列领土上的大规模袭击”，因此并没有对袭击进行有效和协调的广泛以色列国防军反应。
结论
以色列在战争的第一天，即10月7日，就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付出了巨大的血和许多人质的代价。那些仍然留下的人面临着严峻的条件，包括酷刑和强奸。以色列公民也失去了对他们国家的信心，这是一场将对西内盖夫的村庄和城镇产生长期影响的危机。
错误并没有在那天结束。以色列国家的系统性功能失调在袭击后的几天内显而易见：放弃人质，没有明确政治目标就开战。然而，对10月7日如此多层次和多系统失败的初步分析表明，以色列不能等到战争结束才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错误背后的许多主要原因继续侵蚀国家的基本利益。以色列应该审视其安全体系的核心假设，并彻底改革其领导层。继续盲目前行将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
本文作者为西方人士，观点存在偏见，发上来仅供大家借鉴，知己知彼，了解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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