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自由、安全、开放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增长的密码，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这三样东西维护好。
笔者在研究经济改革史的时候，发现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我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都是在1984年纷纷成立的，包括了联想、德力西、万科、健力宝、长城、四通、信通、科海（加上京海，即中关村早年有名的“两通两海”）等等。所以说，这一年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元年。
（改革初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林实在访问中国时，曾经说中国没有企业，因为真正的企业必须具备独立经营权、生产权、财务权、产权四要素，中国只有计划体制下的工厂，而无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1984年也是中国企业元年。）
那么，为什么大量民营企业在1984年破土而出呢，或者说为什么1984年民营经济发展会迎来巨大转机呢？这虽然是对改革史话题的探讨，但对现实也颇具有很多启示意义，因为近几年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诸多舆论、理论和制度困境，跟40多年前有很多相似之处，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结合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探究40年代民营企业兴起的密码。
（初创时期的中关村大街，在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催生下，科技企业如春笋般破土而出。图片来源：新华网）
（一）1980年代初，随着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国计划体制外的自由市场空间越来越大，逐渐在这些国民经济的“边缘地带”（罗纳德·科斯语），产生了城乡个体私营经济。这些私营经济在农村主要经营小型日用品加工厂、长途贩运，在城市则从事商业服务、贸易等。1956年公私合营后，长期消灭的个体私营经济得以复活，并且因其符合人性和经济的自然规律，所以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短短三四年间就达到500余万户，从业人员突破1000万。
对于如何认识这种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很大争议，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主体性和纯洁性的严峻挑战，并且还有人把当下改革与波兰、东德出现的动荡相联系，认为都是经济改革引起的。在这种思维影响下，从1982年起，对私营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改革的压制和阻挠不断增多，最显著的是“特区风波”和经济领域的严打，后一场行动中，3万多个体私营业主被遭受刑事处罚（最著名的是温州“八大王事件”，“五金大王”胡金林被被内定为死刑）。
受此影响，我国出现了第一次民营经济发展的低潮，私营企业数量大大减少，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比如，温州1980年工业增长率为31.5%，而1982年下降为-1.7%；汕头GDP由1982年的12.49亿元，减少到1983年的11.52亿，增长率为-7.7%，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的命运也前途未卜。
继而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对民营经济的整顿引向思想学术领域，很多主张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和官员都被扣上“精神污染源”的帽子，被点名批判，甚至连最资深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也不得不做检讨。
一时间人心惶惶，借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一句话来说，本来是进入芳菲季节的中国经济，一下子又有了秋风萧瑟的味道。起步未稳的经济改革有停滞之忧，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对外开放，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要不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又站在一个历史十字路口。
但是，幸运的是，中国改革并没有像当时东欧改革一样昙花一现，在中央层的邓小平、胡耀邦、万里、谷牧、方毅，在地方层的任仲夷、项南、薛驹等领导人的坚定导航下，在广大基层创业人员的顽强拼搏下，上下形成改革合力，逐渐打破了约束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种种枷锁，化解了这场危机。
首先是，果断阻击“左”的思想干扰，消除意识形态领域对私营经济的争议。1983年11月，胡耀邦的果断停止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减少了私营个体企业和外部世界对中国走回头路的担忧。笔者年前去日本外务省查阅80年代中日外交档案，在1983年胡耀邦访日档的会谈记录中，日本工商界人士对中国的关心莫过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些事情看起来不那么重要，却是最牵动国民和世界敏感神经的部分。
邓小平在事关改革命运前途的关键事件上也不断发出支持性的表态。1984年春节，邓小平开展了他的第一次深圳之行，尽管他在参观中一言不发，在回到广州住处后，依然应深圳特区党委政府的请求，为特区题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从最高层面肯定了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建立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合法性。邓小平还主张对那些个体户宽容一点，他多次谈到“傻子瓜子事件”，指出“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邓小平在广州下榻处为深圳特区题词）
中央更在政策上有步骤地解决了私营经济的剥削、姓社姓资问题。1983年“一号文件”宣告个体户可以从事长途贩运，事实上废除了“投机倒把”和“非法经营”罪，同时还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工厂雇工。1984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规定私营企业雇佣可以超过7人，只要是守法经营、民主管理、按劳分配，都不应该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企业发展的前提就是大量集中劳动力，进而产生生产力，1984年“一号文件”，废除了这方面的限制，可以说是为企业的产生扫清了最重要的障碍。
其次，在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上，进行实质性突破。进入5月以后，中央开始着手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并希望在会议上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7月份初稿基本完成，不过内容基调仍旧是主张维持计划经济体制，这时候一线最高领导人果断更换写作班子，改由主张商品经济的林涧青、高尚全、郑必坚等主笔。与此同时，于光远、童大林组织首都经济学界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西苑饭店会议”），集体向中央建议实行商品经济体制。
在部分中央高层领导与理论界的联动下，终于冲突强大的计划力量的阻力，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我国经济体制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指出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决不应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要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此外，该文件还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对这些非公有制经济要“给予法律保护”。
中央还清醒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力量源泉，仅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够，还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书记处立即着手准备制订科技改革纲要，核心目标是打破过去科研行政化、官僚化体制，打破科研与市场应用分割的状态，建立与商品经济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和成果应用转化体制。这份纲要提一次提出了“技术市场”的概念，还提出鼓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等研究机构，积极学习硅谷模式，主动开展院企、校企合作，甚至有条件的可以直接举办经济实体。
再次，全面改善对外关系，扩大对外开放。1984年春天，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美国总统里根先后访华，日方宣布实施对二轮对华援助（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二号线和大秦铁路等都是这轮援助项目），同时启动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项目。秋天，中英完成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的这些外交举动，进一步赢得了外部世界的好感，海外投资出现飞跃式增长，这一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2.6亿美元，一举超过1978年至1982年的总和。最显著标志是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诞生，以及松下在华投资十多条彩电生产线。
（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虽然当时条件简陋，但是宾主之间互动轻松热烈）
总体看，如果说1978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但是只不过是打开一道缝隙而已，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有关上的可能，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以及同时代很多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出现这样的悲剧。不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力量以历史眼光和政治勇气，与时俱进地开启了第二轮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解决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得历史的天平又倒向了进步和发展的一边。
（二）闻惊雷而知春，在中央一连串政策信号鼓励下，人们的创业热情，以及实现梦想的信心受到史无前例地鼓舞。在广东，三水人李经纬创办了健力宝，当年销售额就达到345万，此后该饮料成为第一款国民饮料品牌；身为高干子弟的青年王石，辞去体制内铁饭碗，创建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家企业后来转型房地产，发展成为万科集团。
在辽宁大连，开照相馆的个体户姜维更是按捺不住正式开公司创业的雄心，不过各级工商部门答复是自从公私合营后，个人就没有开企业的可能，他决定斗胆进京向国家领导人陈情，这无异于天方夜谈的妄想。没想到他遇到了王任重等好心人，替他在中央各部门之间呐喊奔波，到11月，他终于获得了国家工商管理局颁发的001号私营企业执照。
（1984年11月9号，国家工商管理局颁发的中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在北京，来自北方交大的印盛甫，中科院的沈国钧等7名科技人员，在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的支持下，向四季青公社借款2万元，创办了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此公司一度成为中关村赫赫有名的龙头企业，后来投资了新浪等著名互联网企业。
这一年下半年，仅仅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关村地区，就涌现出30多家企业，其中日后走得最远的是中科院计算机所的王树和、柳传志等11人，创办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家企业日后发展成为联想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企业。
总之，1984年是一个松绑的时刻，大家都大胆怀揣梦想，实现梦想的时刻，中华民族迸发出活力的时刻。不仅仅是经济上，在宽松的政策信号激励下，文学、艺术各领域也大放异彩，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值得大写特写的一年。这一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大游行中，广场上洋溢着有内而发的欢乐轻松气氛，正是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给社会带来信心的写照。
（三）转眼间40年过去了，这40年间中国民营经济从弱到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发达程度也今非昔比。不过，最近一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否定、质疑民营经济合法性的声音，很多知名企业在过去两三年竟然又面临与创业初期面临的同样舆论难题，这不能说是一个历史的巨大玩笑。那么40年前以及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处理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笔者认为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关于民营经济的舆论问题。一些事关民营经济意识形态问题的社会舆论，表面上看不过就是几句风言风语而已，但是传导放大效应极其强大，往往十个好政策赶不上舆论上的稍微风吹草动。显而易见，从过去的“联想风波”、“小米风波”到最近的“农夫山泉风波”，对某个企业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抹黑非议，会产生严重的多骨诺米牌效应，不仅仅影响企业家阶层的信心，也影响整个社会和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实质受害者不仅仅是某个企业，还有整个社会，以及我们的党和政府。
企业管理、运营、决策是非常专业的事情，一些非常外行、文化水平低的人偏偏扯上意识形态大帽子，有意把一些企业带到舆论漩涡中。事后我们看，网络言论对企业的很多抹黑都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网络一度盛行说联想只搞“贸工技”，而不做实业（笔者在清华经管读书时，甚至有教授拿过来当反面案例），不给国家带来实质产业竞争力，其实事实恰好相反，联想一直在生产和研发领域做地非常扎实，是国际PC巨头中唯一不是选择代工，而是自建生产线的一家 。现在联想每年向全球销售的1亿多台PC等智能设备，近九成在国内生产 ，在深圳、天津、武汉、合肥建有大规模的制造基地。
并且，由此巩固了中国作为PC和服务器生产供应链的“链主”地位 ，联想在国内的供应链企业达2000多家，直接带动35.5万人就业，间接辐射的全链条就业人员达600-800万人， 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供应链榜单Gartner Top 25中，联想雄踞亚洲第一。
（联想一直重视研发和实体制造，下图为联想的合肥智能制造基地、全球“灯塔工厂”，是合肥第一家营收超过1000亿的企业，年出货量4000近万台PC，占全球PC总出货量八分之一左右，也是全球最大的计算设备生产基地）
所以，一定要杜绝这种科技民族主义炒作，任由泛滥，只能是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现在我们讲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其实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不仅有外部的制裁，内部的盗窃国有资产，无端生事、抹黑特定企业，扰乱正常经济秩序，也是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一企倒地，背后一大片上下游企业崩塌也。
半年以来，中央层面先是在国家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继而又成立全国工商联咨询委员会，刘永好、王传福、杨元庆、陈东升、俞敏洪等知名企业家都被中央统战部聘为咨询委员，这都是中央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从政治上肯定民营企业的信号，希望一些利用抹黑民企蹭流量的人，不要无视国家的这些举措，去干扰中央部署，消耗社会信心和发展动能。
我们要珍视企业、保护企业，要看到企业是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没有企业，国民经济就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核心是保护和培育企业。美苏争霸的历史告诉我们，尽管苏联的国家能力远大于美国，苏联可以依赖强大政府聚集产业资源，建立比美国规模还要大的科研体系，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导致其生产和创新没法走太远，甚至多数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结果是成于起点，而败于终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成就并不是创造了多少经济产值，而是沉淀出一大批优秀的大中小企业。其中最为宝贵的是以华为、联想、腾讯、阿里、小米、比亚迪、美的、万向等为代表的价值链头部企业，它们是这个社会最有活力的创新体，撬动增长边际的主要力量。尽管我们国民经济的基数很大，但是未来发展是否有活力，在国际上是否有竞争力，还是最主要看这些头部企业生存状况和表现。
因此，某种程度上讲，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实质基本上是价值链头部企业的竞争，那些研发和市场国际化做地非常成功的企业，都是国之重器，最有作战力的海外军团。比如联想2022/23财年的海外营收额达到3222亿，雄踞民企第一，海外营业额占总营收的四分之三左右， 销量在四大洲都力压惠普 、戴尔、苹果，排名第一，在北美也跻身前三；华为（2227亿）、吉利（1804亿）、美的（1426亿）、小米（1378亿）的海外营收也都超过了千亿级别。这些企业都构筑了发达的海外研发、销售网络，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战略资源，它们如果因市场竞争之外的因素倒下，就意味着中国在某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塌方，受益的必定不是国人，而是国外的竞争者。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企业创新50强榜单，涵盖了全球最优秀的价值链头部企业，其中中国企业6家，分别是第22名的阿里巴巴、第24名的联想、第30名的京东、第31名的小米、第41名的腾讯和第45名的字节跳动）
现在中央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价值链头部民营企业无疑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生力军。但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依赖于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社会生态，四十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自由、安全、开放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增长的密码，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这三样东西维护好。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企业
民营企业
社会
中国
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