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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善书
来源：十点读书（ID：duhaoshu）
// 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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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女性困境：不敢结婚‍‍‍
最近，网上有这样一个话题引起热议：
#未婚大龄女性在职场有多难#
网友@滔滔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滔滔今年30岁，硕士学历。
跟男友相恋3年。
但她不想结婚，原因是害怕婚后失去工作。
每次男友催她领证，她都想法拖延，害怕因此影响职业生涯。
在这家公司里，她已经做到主管的位置。
她能够想到，只要一结婚，公司肯定会物色代替她的人选。
因为，这件事是有先例的。
她的前领导，之前在公司上升期每天都加班到凌晨，终于一步步带着公司熬了出来。
作为回报，“升职加薪”肯定是有的。
可过了2年，她有了男朋友，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加班了。
等她刚一结婚，就被公司人事明里暗里探听生育计划。
前领导被问烦了，便跟人事吵了起来，一气之下辞了职。
每每想到此事，滔滔就无比焦虑。
她担心一旦结婚，自己的处境也将变得艰难。
更担心以后的就业前景处处受制。
她曾听见人事透露公司招聘的隐性规则：
那些已婚女性的简历，连看都不用看，直接就被筛出去了。
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说，还得承担她们的生育成本。
这样的职场环境，让滔滔很难下定决心地走入婚姻。
有人可能会说：
“这家公司有隐性歧视，那就换一家公司呀。”
但是，别的公司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结婚，原本是一件跨进人生新阶段的大喜事。
但对如今的女性来说，背后却充满了隐形的剥夺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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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2岁，怀孕3个月，被辞退了
如果说“已婚未育女性”的职场壁垒还算隐形，那么“已婚已育女性”的遭遇简直已经摆到台面。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江苏苏州的陈女士，原是一位产康师。
入职3个月后意外发现怀孕，于是开心地将消息官宣给亲朋好友，同时也及时告诉了公司。
她本以为会收到每个人的祝福，结果却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要求她主动离职。
陈女士很无语，坚决表示“不同意”。
没想到公司转头便以“工作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工作强度”为由，要将她开除。
最后，陈女士将护理中心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判决，产后护理中心向陈女士支付赔偿金8000元。
有人留言，陈女士入职三个月就怀孕，是在钻法律空子。
但法律保护的本就是“所有女性的权益”，而不是“强制加上各种条件才能被允许的权益”。
再者说，如果觉得工龄短的人是别有用心。
那么工龄长的女性员工，在这个环境下，就能得以幸免吗。
答案是，没有。
广州某学校，有一位怀孕哺乳的谢老师。
她于2014年入职，2020年底申请了产假和哺乳假。
之后，在2021年3月30日产假结束时，谢老师向学校提交了返岗申请。
但学校以无教师岗位为由，安排谢老师去做校园门卫以及保洁员的工作。
更离谱的是，2021年6月15日，谢老师哺乳期尚未结束，学校便向她发出通知书，明确表示“劳工合同到期不续签订”。
谢老师觉得学校欺人太甚，便通过劳动仲裁将学校诉至法院。
最终，法院判决学校赔偿谢女士58381.35元以及拖欠的工资5165.5元。
虽然，以上两个案例均获得了赔偿。
但对于育龄女性的就业，却有着糟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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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成本，不该是女性一个人的代价
当我们讨论女性的生育代价时，首当其冲的便是：
身体损耗和育儿代价。
女性因为怀孕而丧失的机会成本，往往被人们忽视，甚至是默认的。
当一位女性进入怀孕生子的人生阶段，抚育孩子便成了人生的主要责任，其他需求都要为之让步。
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好妈妈”的角色大于其他任何一个。
他们希望女性是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可以出去赚钱，但不需要赚太多钱。
这种隐性的社会期待，剥夺了女性在职场上建树的可能性。
可以说，女性当下的处境，就是多方设计的一场“共谋”。
日本纪录片《女性贫困》中指出，
一方面，由于认为女性（因为怀孕生子）不能长期工作，雇主更容易将女性定位为收入更低的“合同工”；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单亲母亲几乎对于职业毫无选择可言。
当女性得不到社会支持、伴侣理解时，她们会越来越谨慎地走入婚姻。
这种结果，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毕竟，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在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伴侣支持的情况下，工作和育儿是无法同时兼顾的。
但同时，这种现象又不是绝对的。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8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的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开始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当女性权益被保障更好，女性参与就业的安全感更高，那么，女性生子的意愿也会随之提升。
那么，这些发达国家到底做对了什么。
-4-
生育成本，需要社会共同承担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率逆转的现象，这些国家包括西欧的法国，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等。
有一位挪威妈妈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
自从怀孕后，她获得了46周（322天）的休假，在此期间，她拿够了全额工资。
孩子他爸也有10周的带薪休假，跟她一起分担育儿和家务。
做饭，给小孩洗澡，讲睡前故事。
尽管育儿并不轻松，但有人分担、支持，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这些国家在保障女性权益方面，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思路：
1.经济支持
不少人不愿意生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养育孩子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后顾之忧，提供经济奖励是一种最直接的鼓励方式，这笔费用补给有直接发放津贴，也有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
意大利在2020年通过一项法案，计划每个月给父母提供240欧元（约合1870元）的经济补助，覆盖时间从怀孕后的第7个月到孩子年满18周岁。
瑞典则为孩子提供了免费的教育和医疗，还有免费的午餐，从成本上减轻青年父母养娃的顾虑。
经济支持是一项重要策略，但若只有经济支撑，恐怕效果也没有那么好。
2.产假制度
完善的产假制度是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一环。
以瑞典为例。
2019年，瑞典平均每名育龄女性生育1.7个孩子，这已属于欧洲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国家。
产假制度方面，瑞典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
瑞典的夫妻二人共拥有400多天的带薪休假，每个人都拥有90天的假期，剩余时间可以在两人之间分配。
国家鼓励男性参与育儿，在这里，育儿不再是女性一个人的工作，而是社会共同分担的活动。
3.工作保障
企业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或远程工作的灵活制度，方便员工能够更好地抚育子女。
减少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规定不能因生育让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尽可能地帮助已育女性重返职场。
4.日托服务
瑞典、挪威、丹麦等国都有十分成熟的学前教育机构，涵盖了1-6岁儿童，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私营机构为辅的托幼体系。
政府补贴托儿机构，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托儿服务和教育，最大程度地帮助职业女性重返职场。
事实证明，当女性的后顾之忧被解决，育儿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女性生育的意愿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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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由于国情、发展水平的不同，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福利水平还有待提升。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政策一直致力改善、解决育龄女性的抚育压力和工作难题。
比如，“妈妈岗”的诞生。
据广东省人社厅发布，在全省广泛开发“妈妈岗”，拓展妇女就业空间。
所谓妈妈岗，“主要用于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
“妈妈岗”灵活性很高，不用朝九晚五，工作地点灵活，可以用手机跟客户联系，方便妈妈们照顾孩子。
这种工作模式与妈妈们适配度极高，可以缓解已育女性的职业焦虑。
再比如，不少公司为职场妈妈设立母婴室。
缓解职场妈妈只能去卫生间挤奶的尴尬。
同时，法律也在坚决维护婚育女性在职场的合法权益。
如果我们在职场中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不要害怕，不要犹疑，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尽管前方依旧不会一路平顺，但只要保持抗争的勇气，就会为自己以及更多人争取一席之地。
毕竟，当一位女性选择成为妈妈，这是一种伟大的理想。
女性应该得到所有层面的支持，千万别让她们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失望。
希望所有母亲都被支持，所有妻子都被尊重。
-End-
作者简介：苏善书，不会讲道理，只会说故事。本文首发十点读书(ID：duhaoshu)，超3000万人订阅的国民读书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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