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万年我都不会想到，我能把范飞行员的家人带到坠机现场来纪念他。——特雷•布兰特（Tray Brant）
户外运动爱好者
这次探险激发了我重新启动人类空难研究网的热情。
——克瑞格•富勒（Craig Fuller）
人类空难研究网站创办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角山荒原主峰。山下为中国空军学员范绍昌坠机牺牲处。（图片来源：原创）
立春这天（2024年2月4日），加州旧金山湾区遇上了罕见的大气河流风暴。疾风暴雨，铺天盖地。听着骤雨打窗，我忽然想到，三个月前的今天，我正顶着骄阳，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外，寻找80年前坠毁的一架中国空军学员的飞机。于是，我在加州的雨季中，回忆在亚利桑那州经历的那场“烤验”。西出凤凰城六十多英里（约100公里）有一处无人区。在看似平坦的荒野上，一座山峰拔地而起，名叫大角山，远看颇像一只羊角。
两位美国向导克瑞格和特雷告诉我，在大角山的正南方，有一座穿越亚利桑那中部水渠的小桥，过桥向北走大约2-3英里，就能到达我们要寻找的那架飞机的失事地点。
当时我想，这点距离往返最多也就10-12公里。就算没路，就算天气热一点，也难不倒我。五个月前，我就自觉地加码锻炼。体力应该没问题。没想到，我差一点没走出那片荒原。
2023年11月4日清早7点半，我们一行人已经来到向导克瑞格家门口了。克瑞格开门的时间比我们约定的时间稍晚。
头天下午，我们一行七个人在他家呆了四个多小时，把他刨根问底的采访了一通。今天一天，他又要带领我们去野外探险。他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次拍摄，我有点于心不忍。
克瑞格的母亲刚去世不久。他为了专心照顾母亲，把一手创办的“人类空难调查与研究网站”关闭了将近一年。他甚至想永久关闭这个网站。“人类空难调查与研究网站”可以说搜集了全美甚至全世界最齐全的飞行空难资料。几年前，李安大姐正是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二叔李嘉禾和十多位中国空军学员的飞机失事报告的。（人类空难调查与研究网：https://www.aviationarchaeology.com）
如果没有克瑞格，这趟探险将难以成行。此前，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安姐分别给克瑞格都写过数封邮件，均如泥牛入海。看着计划的出发日一天天临近，他还没消息，我有点着急上火。
2023年9月22日，我突然收到了克瑞格简短的邮件。他刚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在邮箱里堆积的两万多封未读邮件中，他看到了我们的邮件，在第一时间给予了回复。他的邮件吹响了我和团队的“集结号”。C导和摄影师S推掉了其他的片约，跟我一起驱车赶来凤凰城，李安大姐和先生从加拿大专程飞来，冯总则辗转从北京取道洛杉矶赶到，还有三位凤凰城资深的华人户外运动爱好者主动来协助我们。
我带克瑞格看了一下我的新车。这是我交的第一份作业。他在给我的第一封邮件中就强调，一定要开车四驱或者越野车，才能对付那里的路况。为了达标，我忍痛把跟了我七年的“广本”抵给了一家车行，换了这辆森林人“途锐”。
克瑞格对我的“途锐”很满意。不过，跟他的“战马”相比，我的途锐像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小鸡。他把 2004年款的 Toyota Tacoma 卡车进行了改装，逢山则成一台碾路机，遇水则变无敌战舰。更绝的是，他的“战马”上还装了马桶和沐浴。也就是说，在荒郊野外，他可以保持绅士般的体面，还可以舒服地冲澡！
我交的第二份作业是我的“战靴”。克瑞格和特雷都在多个邮件中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穿皮质的登山靴。他们说，通往坠机现场的路上长了很多会跳的仙人掌，它们毛球上的刺可以轻易穿透帆布面料的登山靴。于是，我努力地寻找一双符合克瑞格标准的登山靴。它既要皮质坚硬，抵挡得了那些带刺的毛球，还不能太厚重，更不能磨脚。众多的名牌靴子都在“克瑞格标准”前一败涂地，只有这双我仅穿过一两次的冬靴被我带上征程。
对于我精心挑选的结果，克瑞格只是点了点头，算我勉强及格。能不能抗扎，得到了野外才知道。
不大一会儿，另一位向导特雷也来了。他端着一杯咖啡，面带微笑。他挺拔的身形配着古铜的肤色，一看就是长期从事户外运动的健将，跟一副富态样的邻家大叔克瑞格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疫情的缘故，特雷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刚找到一份工作。他只能周末才有空。而且他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一看到我就表示抱歉，说他在下午三点之前必须离开，因为他要带小儿子去参加比赛。
两人都没吃早餐。我把安姐和张勤大哥分装好的早餐递给他们。对他俩来说，这就是一趟普通的徒步而已。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次探险将是我们拍摄的纪录片《我的58位叔叔》中极重要的一幕。我和C导为这次拍摄筹划了九个多月。
这是一趟只能成功，不容失败的拍摄。头天晚上，C导不顾劳累，已经跟随三名志愿者去了大角山下露营。他要把拍摄线路提前走一遍，还要拍摄夜晚的星空和清晨的日出。我的任务则是负责把一队人安全地带到那片无人区，交给两位美国向导；完成所有任务后，再安全地把他们带回来。
克瑞格的车上只有两个座位。摄影师S上了他的“战马”，安姐夫妇和冯总坐上了我的“途锐”。迎着朝阳，我们向大角山出发了。
下了高速公路没多久，就进入了大角山荒原。大约是怕我们掉队，克瑞格还编了个队，他的战车引路，特雷的车垫后，把我的“途锐”夹在中间，一路向着大角山进发。
一段大约三英里的土路开得尘土飞扬。进入荒野后，根本没路，我只能跟着克瑞格的“战马”前行。可是“战马”能轻松碾过的大坑，对我的“途锐”来说就是一个挑战。我只能尽量绕开。有那么几次，颠得够厉害，后排的安姐和张大哥几乎跳了起来。新车被如此“蹂躏”，我暗自心疼。
冯总坐在副驾上，心情难以言表。快七十的人了，要跟我们走这么艰苦的一趟，我担心他吃不吃得消。我们这次要去寻找的坠机现场，是他的亲舅舅范绍昌78年前牺牲的地方。
昨天在采访克瑞格的时候，他从空难数据库里调出了范绍昌当年的失事报告，已经为我们做了细致的解读：1945年3月14日晚，中国空军学员、中尉范绍昌驾驶一架飞机，从凤凰城的卢克机场起飞，执行一次长途夜间训练。这时的他已经飞行了260个小时，快接近高级训练的尾声了。不过，他夜间飞行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可能这是他执行这次夜间飞行训练的原因。
当晚大约10点多钟，也就是他起飞后没多久，他的飞机就从雷达上消失了。从记录来看，当晚共有三架飞机从卢克机场起飞。第一架比范绍昌提前三分钟起飞，第三架在他之后三分钟起飞，唯独范绍昌的飞机突然失去了踪影。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夜过去后，卢克机场派出两架飞机寻找。不幸的是，其中一架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又失事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卢克机场前后派出过20多架飞机寻找范绍昌和他驾驶的飞机，均不见人、机踪影。
那年3月20日，也就是出事后一个星期，范绍昌的遗体和坠毁的飞机终于在大角山下被发现。从现场惨烈的程度来判断，他的飞机几乎是以全速撞向地面，飞机的裂片散落在山谷里……
范绍昌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德州布里斯堡国家公墓。他牺牲时年仅24岁。
大角山下，坠毁的飞机残骸散布山坡。
（图片来源：原创）
冯总这次是带着全家人的嘱托，来探访大舅牺牲的地点的。
他从未见过大舅，却听母亲讲过很多大舅的故事。母亲回忆起当年无比疼爱她的这位大哥，总是满怀深情。她说，大舅从小就聪明过人，她常跟着他一起出门骑马，从无锡到惠山；他还常带她去赶集。集市上常有套圈圈的游戏，那是小孩子最喜欢的游戏。套中一个圈就可以得到一块糖或小奖品。范绍昌一套一个准，以至于摊主后来坚决不肯让他再玩这个游戏了。家乡的人还记得，这个叫范绍昌的男孩子还会说评书呢。
范家是吴锡堰桥的殷实之家，甚至可以说是当地首富，拥有不少田地、房产。范绍昌是家中长子，冯总的母亲是范绍昌的四妹。他们的父亲行医多年，是个开明乡绅，深得民众敬重。由于家中女儿多，他一度想开个女子医院，但是因为战乱，没有开成。他在日军一次轰炸无锡的时候受了伤，后来不幸去世。国仇家恨，让年轻的范绍昌毅然从军。他瞒着母亲离开了家，去了上海。在那里，他又遇到几个和他一样，想从军报国的青年。他们一起，从上海走到武汉，后来又报考了黄埔军校。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后来又加入中央航空学校，成为16期第七批赴美受训的空军学员。
冯总的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大哥的墓地在哪里。这个心愿他帮母亲实现了。2019年5月，他随李安大姐带领的一批中国空军学员的家属，第一次来到德州布里利斯堡国家公墓。他的大舅范绍昌的墓碑就在那里，与李安的二叔李嘉禾和其他50位赴美受训过程中牺牲的中国空军学员长眠在一起。
那一次，冯总随亲友团在凤凰城拜访了克瑞格。克瑞格客厅的柜顶上陈列着一大块飞机残骸。30年前他第一次找到空难现场后，把这块残骸搬回家，做了一个纪念。冯总得知那是大舅范绍昌坠机上的残片时，心情激动。而克瑞格也没想到，30年后，他竟会见到那位牺牲的中国飞行员的家属。克瑞格当即从大块的飞机残片上掰下巴掌大的一小片，签上名，送给冯总做纪念。克瑞格还答应他，下次，一定带他去坠机现场。
一诺重千钧。尽管克瑞格还没有走出丧母之痛、生意也没顾上打理，他还是精心为我们设计了这次探险的线路，并亲自带领我们去探访坠机现场。
克瑞格30多年前发现的中国空军学员范绍昌坠机后的残骸。范绍昌的照片是我们这次采访后放上去的。克瑞格和特雷为我们选的停车点在一条水渠边。昨晚带着C导来露营的自愿者大颂的车也停在这里。
我的车还没停稳，手机就响了。是C导。他拍完昨夜的星空和今晨的日出，相机的电池就耗得差不多了。他想回到车上取充电宝。没想到走迷了路。正在疑惑之际，他看到远处扬起的尘烟，猜想可能是我们到了。为了节省体力，他决定原地等候。
克瑞格要求每人至少带六瓶水。于是，我把三个人的水和午餐都装在背包里。摄影师S抽走了三瓶，塞进他的摄影包里，给我减轻了一点重量。我又往包里塞了一盒清凉油。没想到这小小的东西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走过小桥，爬上一道土石松动的堤坝，大角山赫然横亘在眼前。
荒野茫茫。枯黄的荆棘一篷接一篷。高大的仙人掌散布其间。特雷用望远镜探索了一遍原野，没有发现C导在哪里，于是加快了脚步。我紧跟其后。
此时已经快上午11点了。清晨还算舒适的阳光，此刻照在身上已经灼热，让人不断冒汗。我很快就干掉了一瓶水。
今天最大的考验不是行路难，而是高温。11月初的凤凰城刚刚走出盛夏，“秋老虎”还在发威。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气温会达到华氏九十多度，也就是摄氏三十七八度的样子。预计等我们走到坠机地点的时候，已到正午。在直射的阳光下，无论是监视器还是相机的显示屏，都难以看清楚画面。无论如何，今天这场拍摄都是一场严峻的“烤验”。
又走出大约半英里后，特雷再次用望远镜搜索，终于看到C导正在一棵孤零零的仙人掌树下。等我们走近，才看清为他遮荫的那棵仙人掌竟然有二米多高，堪称“树精”。旷野里找不到一棵树可以遮荫，只有它窄窄的影子，权且可以挡一下毒辣辣的日头。
走完了第一个一英里，我已经汗流夹背了。克瑞格说，这还是最容易走的一段路。再往上走，地势渐渐升高，乱石深草，更加难走。他建议休息一下。
克瑞格没闲着，而是找了一块石头，把一个水瓶放在旁边，说返回的时候可以喝。我觉得他这一招简直太聪明了。沉重的背包已经把我的双肩勒疼了。于是也从背包里拿出四瓶水，也放在石头边。我想，回去的这一英里我们摄制组三个人有四瓶水，怎么着都够了。
不远处有一个大大的水泥盖板。克瑞格说，那下面是一个蓄水池。存储的水是供动物喝的。
来之前，我最担心的就是遇上狼等野生动物。我发现网上有资料说，从1998年开始，亚利桑那州人工引进了墨西哥狼。到2006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60只，分成好几群，云云。都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到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个“勇”的。
克瑞格笑着说：“我还没有这么幸运，在这里遇到过狼呢。响尾蛇倒是见过。”
除了狼之外，响尾蛇是我的另一怕。对于我的担心，特雷曾在邮件里宽慰说，在他过去20多年的野外露营经历中，见过很多响尾蛇，“但它们并不具有攻击性，通常会朝着另一个方向爬去。不过，它们的尾巴突然发出的沙沙声还是会让你心跳加速！”
对克瑞格和特雷这样的专业户外探险者来说，在野外遇上野生动物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我一脑补那种场景，总是吓得腿软。
冯总拄着登山杖，穿越在草丛中。我忍不住琢磨他的黑色背包里都背了些啥。但我很快就自顾不睱了，因为我们俨然闯入了“泰迪熊仙人掌”布下的“迷魂阵”。
刚上山时，克瑞格就指着一丛毛绒绒的仙人掌类植物，提醒我们：“这就是我说的‘泰迪熊仙人掌’， 千万别碰，也不要踩它的果实，一沾上就麻烦。”
“泰迪熊仙人掌”布下的“迷魂阵”。
（图片来源：原创）
这就是克瑞格要求我们穿皮质登山靴的原因。他早早就在邮件中提醒过，这种会跳的仙人球可以长到半人高，它结一种像猕猴桃一样大小的果实，浑身带刺。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会弹起来。一旦它附在身上，你无法用手去弄掉，因为太多刺了。克瑞格建议我们带一把结实的梳子，或者一把小钳子，来对付这种“泰迪熊”。那个邮件我复习了多次。我可不想被扎成一只仙人球，还真带了一把牛角梳。可惜忘在了车上。
我们小心地绕过一丛又一丛“泰迪熊”。起初，每绕过一处“泰迪熊”，我们还互相提醒一下。渐渐的，提醒的声音就没了，因为“泰迪熊”太多了，每个人只能自求多福。
荒野上什么都不长，好像专长这种“泰迪熊”。有些死掉的“泰迪熊”黑乎乎的，倒伏在草丛里，像条蛇；有些还保持着树的形状，像垂而不死的怪兽。
突然，我听到 “啊” 一声惨叫，回头一看，是摄影师S。他全神贯注在拍摄，误踩了一只“泰迪熊”果实，鱼钩刺瞬间就钻透了他的运动鞋，扎进肉里，痛得他直咧嘴。他只好放下相机，找块石头坐下，脱了鞋袜，抱着脚拔刺。
我一不留神，也踩到了一个。好在没有扎进肉里，冬靴替我挡了！
“泰迪熊”简直多得让人防不胜防。张勤大哥突然手指上也被扎了一个，像戴了一个硕大的刺球戒指。克瑞格拿出一把镊子，小心地将它摘下。
我后来读到一段文字，描述这种在美国西北荒野和墨西哥北部广泛分布的“泰迪熊仙人掌”的特性：“它们巧克力色的茎和毛茸茸的金色手臂，让它们看起来比其他沙漠居民更为友好。它们喜欢成簇的生长，像沙漠中的小社会。它们是沙漠中日出与日落的观众。如果它们看起来在等待着什么，那就是你。你无意中触碰到它们众多的‘手臂’，你就成了‘泰迪熊仙人掌’的传播者。对你这样的人肉顺风车，它们铁了心要跟定你，到别处扎根。“
事实上，荒野里还长着其他各种形状的仙人掌，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在这上山的两英里路上，我把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各种仙人掌、仙人球、仙人树都见识了。
安姐一手抱花，一手拄登山杖，一步一步往山上走。一红一白两束鲜花，随着她迈出的每一步，接近山麓。
临行前，安姐的腰疼犯了，膝盖也不给力。可是她还是咬着牙，跟先生张勤一起，双双从加拿大飞到凤凰城，与摄制组汇合。我能下决心做这部纪录片《我的58位叔叔》，也是因为安姐说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2018年，她找到二叔李嘉禾在德州的墓碑时，看到围绕在二叔周围的，还有50多个中国空军墓碑。她对着那些墓碑说：“你们都是我的二叔。我找到了我的二叔，我也要帮你们找到家人。”那些舍家为国的年轻人，那些渴望着重返祖国、驾机杀敌的年轻人，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的“二叔”！
花是安姐头天晚上买的，一直插在水里。为了不让两束花在烈日下蔫得太快，她早上出门前，还在包花的塑料袋里装了一些水。
为了让冯总完成这场对大舅范绍昌的祭奠，我们设计过多个方案。可是出于安全考虑，这片旷野上一点火星都不能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烈士遇难的地方，献一束花，洒一瓶酒。细心的志愿者大颂和另外两位朋友头天晚上已经把一瓶北京二锅头带到了营地。
穿过“泰迪熊仙人掌”布下的迷魂阵，再往山腰走，一步比一步难。一会儿要下到干涸的沟里，一会儿又要攀上大石头，在乱石中间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我渐渐追不上克瑞格和特瑞的节奏了。
骄阳此时已经直射头顶，背包中的水很快转化成了汗珠。我意识到水可能带得不够，于是告诫自己要省着点儿喝。
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拖拉金属的声音。抬眼一看，原来是两位向导发现了第一块飞机残片。冯总激动地赶过去，拾起那片残片，边看边说：“这是我舅舅飞机上的啊。”克瑞格告诉他，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往山腰上去，沿途的飞机残片会越来越多。
志愿者大颂他们昨晚把营地选在了半山腰，正好俯瞰这片山谷。我远远地辨认出他的帐篷，相信他也看到了我们。大颂这次自愿担任我们的航拍师。不一会儿，我们头顶出现了一架无人机。
果然像克瑞格说的那样，越往山上走，飞机残片越多。目力所及，我看到大片大片被高温和撞击挤成绉纹纸似的机身、机翼残骸。坚硬的金属在猛烈的撞击和高温的融化下，挤成了绉纹纸似的碎片；埋没在草丛中的涡轮发动机还能辨识出形状，只是已经锈迹斑斑；两只黄色的氧气瓶散落在坡上，相距不远。有那么一刻，我不敢相信我已真真切切的，置身在80年前的坠机现场。
一个黄色的氧气瓶散落在乱石和草丛中。
（图片来源：原创）
我拾起一截金属杆，请克瑞格辨认。他说，可能是飞机的操纵杆。我默默地把它放回原处。
时间已到正午。我们决定在最大的一块残骸前，祭奠英烈范绍昌。 安姐把一红一白两束花敬献在那片残骸前。
冯总从黑色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相框，放在那处残骸前。照片上的范绍昌年轻而英俊。他的生命停留在1945年3月14日这一天。还有五个月，中国的八年抗战就要胜利了。
旷野无风，骄阳似火。冯总对着残骸说道：“舅舅，我是您四妹的儿子冯忠，我代表全家来看你了……” 他打开了一瓶“二锅头”，把酒洒在飞机残骸周围。
四野无声。这是78年来，大角峰下第一次出现范绍昌的家人。特雷很动情地对我说：“给我一万年，我都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把这位飞行员的家人带到坠机现场来纪念他。” 30年前，他第一次来这里探险时，看到满坡的残骸，就忍不住猜想，这位遇难的飞机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这个心中的谜终于得以解开。
我仰望大角峰，它山形陡峭。在它南面，也就是我们来的方向，一马平川。我想象着在78年前那个夜晚，是怎样一场石破天惊的撞击发生在这里，而在那之后的70年里，远在中国的范家又是如何怀念着那个当年悄悄离家参军的孩子，而他自从离家，就再也没有回过无锡堰桥。
安姐摘下了太阳帽，行了三鞠躬礼。她的一番话，道出了我们全队人的心声：
“范绍昌叔叔，我们终于找到您了。希望您的在天之灵能看见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祭拜您。这也是经过我们的美国朋友、中国志愿者、摄制组、凤凰城的志愿者一起努力，才来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不会忘记您的。希望您安息。”
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8月，一共有866位经过挑选的中国空军学员赴美受训。范绍昌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他们先后在亚利桑那凤凰城周边的几个机场接受飞行训练。大多数飞行员学成归国后，驾机蓝天，痛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有58位在训练过程中牺牲，他们像尚未飞上蓝天却突然折翼的雄鹰，被永远留在了离家万里之遥的地方。跟他的战友们相比，范绍昌是幸运的，毕竟他的家人最终知道了他的下落。至今，还有20位中国空军学员的家人没有找到……
克瑞格计划在日落之前，带我们回到约三英里外的停车点。我们离开坠机现场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
在无遮无拦的日头下烤了五六个小时，我带的能量棒全都烤化了，我也快晒蔫了，盼望尽快回到车上。
没想到下到山麓，刚踏上略略平坦一点的砂石路，看上去最体格最壮的摄影师S突然喊了一声“腿抽筋了”，就双腿一软，毫无防备地倒在了地上。
众人慌忙给他按捏双腿。我“奢侈”的用掉大半瓶矿泉水，给他擦额头擦脸。突然，我想起了包里的清凉油，于是给他涂在太阳穴上。折腾了好一会儿，摄影师S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张勤大哥二话没说，把那个沉重的摄影包背在了自己肩上。我把最后一瓶含电解质的水给了他，把一直拄的登山杖递给了S。高大的他试着走了两步，觉得还行。
好在，已经是最后一英里路了。
C导问我还有没有水，我摇头。我的背包里的十来瓶水全部喝光了，只剩下了空瓶子。折腾了一天，他也累得够呛。我接过了相机。
这时，骄阳的暑热已经开始消褪，夕阳的金色把原野涂抹得灿烂辉煌。可是，我顾不上欣赏壮美的大漠落日。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双腿也变得僵硬。返回的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到终点。我有点撑不住了。
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倒下，绝对绝对不能倒下。这是最后的半英里。翻过前面这道土堤，穿过小桥，就可以回到停车点了。这一趟探险和拍摄就圆满收官了。
好不容易走上土堤，我远远地看到克瑞格和大颂他们已经回到了停车点。此时，我的战靴也好像失去了抵挡砾石的效力，土堤上的石块把双脚硌得生疼。
下堤坝的时候，幸亏有三角架可以支撑，没有从高坡上一滚而下。
我终于走回了停车点。如果再往前多走一步，我肯定就栽了。克瑞格此刻坐在“战马”的车厢里，像个国王一样，手里高举着一盒椰子水。他招呼我过去。
我的天，他就早回来一会儿，竟然就开上露天派对！
他指着车厢里一字儿排开的各种冰镇饮料，从椰子水到雪碧，要我随便选。这还不够，他竟然还有一盒巧克力，每一粒都保持着精美的形状，完全没有被高温融化！
夕阳下的克瑞格大叔坐在自己的“战马”上，神采飞扬。 （图片来源：原创）
夕阳下的克瑞格大叔神采飞扬，完全不像刚从野外探险归来的样子。大角山在他身后，已是一道小小的山梁。他望了一眼暮色即将降临的原野，说道：“我决定不关闭‘人类空难研究网’了。”
德州布里斯堡国家公墓先后安葬了52位在抗战期间，赴美受训时牺牲的中国空军学员，加上安葬在佐治亚州班宁国家公墓的五位中国空军学员，和一位失踪的学员，一共58位。我们正在制作的纪录片《我的58位叔叔》将讲述这些被遗忘在历史深处的年轻人的故事。请支持这部正在制作的纪录片。感谢！。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