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中考真的来了，中产家庭“鸡娃”新赛道？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维舟

本来已经深陷考试地狱的中国孩子们，现在又多了一项考试：美育中考。唱歌、跳舞、绘画这些，原本倒也不失为陶冶情操、课余放松一下的活动，如今在很多地方成了中学生每天要在小程序上打卡上传相应活动视频的任务，不然要扣分，以此督促你必须完成。

公平地说，美育考试的出发点倒也是好的：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美育、体育确实是中国教育体制明显的短板，近年来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说得很明白，推进美育有重要意义：“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设想是好的，但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时，不必意外，那就是发明了一项新的考试：各地陆续开展美育中考计分，分值从10分到40分不等。在考试指挥棒的威力之下，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哪怕只是为了分数，也得认真应对，毕竟有时1分都能定生死，这么多分能不重视吗？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剧照

问题在于：如果说美育原本旨在培养孩子“热爱生活”“释放天性”“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现在的美育考试却好像与这个初衷背道而驰。想想就知道，你原本倒是喜欢唱歌跳舞，但要是这成了每天必须打卡的任务，最后还要背诵标准答案的考试，你还会那么喜欢吗？

正因此，日前一篇流传甚广的《美育中考，你好像对美育一无所知》开篇就质问：“谁发明的美育中考？我想，如果这些正在苦苦参加美育中考的孩子不用参加这个美育中考，他们也许有了更多时间走进大自然，看花看天看美景，听歌听曲听相声，欣赏各种各样美的东西，美育境界又能提升一大截。”

网上还有人嘲讽，美育不是靠这么培养出来的：“美在存在于音乐、绘画、舞蹈之前，首先存在于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而一个孩子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中间马不停蹄上课做作业预习复习订正考卷，下课10分钟不让随便动，放学后可能还要被加几个课外班，周末也不见得能放下书本真正享受一次生活，然后这样过了9年，你突然跟他说‘我们要做生活的优雅者，所以你要考个美育哦！’”

《幸福二重奏》剧照

虽然有人揶揄这是“除了考试，想不出其他育人方法了”，但也有老师跟我倒苦水：“国内就这样，你如果不纳入中考，就没有家长和学生重视，根本不当回事；但你如果纳入中考，就又可能引起许多抱怨，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这确实是一个死结。国内当下的中学教育完全以高考为导向，一切都是为了拿分，我们都经历过，像美术、音乐、体育这种“不考”的科目，没人会重视；现在则相反，纳入考试之后，重视倒是重视了，但很可能又不是教育家们真正想要的那种重视。

应该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不要考试，而在于是什么样的考试，又想要培养、选拔什么样的人才。至少从理论上说，美育纳入考试，可以让那些艺术特长生获得一点补偿：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原本可能被埋没，但现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师长们表明，这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这就涉及到制度设计层面：现在的美育中考能确保这些优秀的艺术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吗？

《米小圈上学记》剧照

有一点不可否认：美育是难以靠死记硬背灌输的，那原本就需要激发人内在的自发性，不可能靠统一的标准化答案来培养。德国剧作家席勒在两百多年前就主张，创造艺术的欲望不过是人们渴望游戏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自由本身的实践。从这一意义上说，美育考试让学生们耗费时间应付，规定一个框框来把个体自发、多样、灵活的创造力框死，这恰恰是在扼杀美育。

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历代的武举考试，乍看是在选拔培养军事人才，然而至少到晚清，其考试科目已经完全不足于达成这样的目的。正如谌旭彬在《大变局》一书中指出的，当时武举考试的诸多名目已经和时代需求脱节，既不是精通军事知识的，也非精通格斗的，也不懂外语、航海、驾驶等技能，对提升清军的战斗力没有帮助，“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门槛设计”，最终也就是给士子们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让他们服从于政治需求。

从这个逻辑上说，如果真要培养美育，那就需要反思现行教育能否有助于美育的实现，又应该怎么做。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总是不自觉地带有道德化、标准化的底色，美育也不例外——它是用来“纯洁道德”并“陶冶情操”的，这就意味着，“美”首先应当服从于道德，而这势必就划下了红线，规定了标准答案，因为道德判断是一元的：“不道德”的当然就是“不好”的，那么与“正确”不同的自发创新，也就很容易被看作是错误、低劣和丑陋了，创造力就此被不断规训，一点点丧失。

《加油妈妈》剧照

多年前，我家老大刚上幼儿园时，有一次在家画马，他说：“我不会画。”我当时没多想，但我妻子是插画师，她一听就很警觉，因为她说：“孩子是没有‘不会画’这种念头的，说‘不会画’，势必是有人告诉他‘这个你应该这么画，别的画法都是错的’。”于是她去跟幼儿园老师说：“我家的孩子画画，请不用指导他，让他随便画就好了。”

这些年来，不时有人说我家两个孩子有艺术创造力，好奇是天赋还是“教得好”，天赋恐怕也谈不上，而我家里其实也没怎么“教”，因为我们从不干预他们，更不会规定他们要怎么画画，只是给他们创造一个环境，从小接触绘本，纸、笔、颜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想画的时候随时就能画，但如果他们不想画，那也随他们。孩子需要的不是每天打卡，而是顺从其天性的引导。

一位从事艺术教育的大学教授曾和我说起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以前是乡野的孩子身上有某种非主流的创造力，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受到严格科班训练的束缚，带着某种旁逸斜出的“野性”，不少人因此成就大器；但现在却反过来了，随着教育的普及化，乡下学生也都被训得规规矩矩，反倒是城市里的孩子，家长还能有意识地保留、培养他们个性化的创造力。

《美术老师的放牛班》剧照

美育当然很重要，但这却很难靠标准化的考试来驱动，而需要日常就让孩子多一点自由空间，带他们去感受美的事物，在美术馆、音乐厅沉浸在其中，容许他们的天性自由舒展，发挥他们的个性，尊重每一个不同个体的感受。

乍看起来，这好像没什么用，这种“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正是中国社会一贯排斥的。我在一次教育访谈中遇到一个初中女孩，看上去有点畏畏缩缩，她很喜欢跳舞，却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她的同学已经上了不止一年舞蹈课，落落大方，她说舞蹈老师就一直教导说要自信地舒展肢体。

《摩天大楼》剧照

也就是说，真正的美育，势必要落实到对个体自发、自由、多元的尊重上。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分析社会价值观时早就发现：“审美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这也提醒我们，美育为什么重要：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尊重差异、对个体和特殊性感兴趣，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慢慢很自然地导向文化多元，更能容忍、欣赏和鼓励创新，这不是标准化，恰恰是个性化，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宽容，才能打破各领域千篇一律的沉闷局面，更好地发挥14亿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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