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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四套房产，比最高价一共跌掉1000万！我这辈子都没赚到过1000万。”
“我，40多岁，被公司裁员了。他们拿我换了4个20多岁的应届生。我现在只能降薪找工作！”
“以前每年两次出国旅游是我家标配，现在改成国内游了……”
“今年以来，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个兴趣班了。本来还想选家门口的私立国际学校，现在想想，还是去对口的公立中学吧。”
中产家长不约而同地感到：随着收入的减少，消费真的降级了。而家长的消费降级势必也会影响到号称“教育界的奢侈品”——国际教育的身上。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产家长的消费降级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哪些影响？昂贵的国际教育又该何去何从呢？
▎避免断供，转回公立
根据美国Open Doors报告，在最近的2021-22和2022-23两个学年中，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跌破30万，即将被印度赶超，就要变成第二大赴美留学生源国了。
在这种减少的趋势中，K-12阶段的低龄留学人数的减少最为明显。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在美K-12阶段国际学生人数分别为42122、36842、25941、17375和13565，从占据美国的将近一半缩减为仅有的四分之一。
图源：Pexels
这些放弃留学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中产家庭选择回归公立学校。其实，早在疫情上网课期间，国际教育圈内就有不少学校被爆出，外教流失严重的问题。
当时就有一批家长选择转回了国内公立。
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在高考政策、国内一流大学的数量都有利的第一梯队地区，对于学术能力强的学生而言，国内国外两条路其实都能走得挺好。从经济上看，公立学校还有高性价比的优势。
曾经有位受疫情影响，收入大幅减少的家长懊悔地对我们说：“眼下我们家只能够得着留学支出的下限，真后悔没让孩子上本地的重点中学，然后高考，我现在可怕留学到一半断供了。一旦断供，孩子就得回来重新高考，重来一遍，之前的钱也都算打了水漂了。”所以，多数家里没矿的中产家长很可能会越来越看留学的重性价比和风险性。
▎DSE和香港留学开始兴起
即使继续走国际教育路线，有相当多的家庭也不再选择昂贵的英美澳加，而是转去了香港、小语种国家等学费便宜的地方。
最近听一位家长说，她孩子是一位大学霸，标化、GPA、背景提升样样领先。可孩子考虑到学费的问题，坚定地打算去香港读大学，不准备读美本了。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很小众的香港DSE课程，近几年却在广东地区红红火火了起来。
2023年DSE总报考人数为50823人，与去年相比又增加了759人。在大陆地区，北京有6所DSE学校，上海4所，广东有整整37所。我想，DSE和香港留学大热的原因，或许也跟消费降级有关。
从学费上看，当前广东地区的DSE课程的平均学费为13.51万元/年，低于所有国际课程的平均学费14.9万元/年。
而香港地区的大学本科学费大多在每年十几万、二十多万人民币，不像美国动不动四五十万，而且回国后的就业也不一定比美本差，难怪在重视教育回报率的今天，读DSE和香港地区的大学会那么火热了。
同样，学费便宜的小语种国家也在稳步升温。
下图显示，近五年来，像德国、法国等不少欧洲国家正在受到中国学生的青睐。以德国为例，他们公立大学学费全免，教育质量高，很适合家境普通的学霸型人才。
不过，正是因为德国的教育只看质量少有“油水”，能考上的学生自己也优秀，所以这条产业链一直比较“朴素”。不像去美英澳加留学，一环一环都需要包装，产业链各环节都能获利。
因此，目前国内的留学机构、国际学校专门做这些方向的比较少，但不意味着留学生人数真的少。
▎素质教育正面临退课潮
最近各类素质培训机构关闭的新闻层出不穷。去年8月，芭蕾舞培训机构Isee灰姑娘部分门店一夜闭店；10月，另一家知名少儿芭蕾培训机构天鹅湖畔也被曝出大规模关店；几乎同期，YBDL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公司经营遭遇困境，即日起各门店和总部都将暂时关闭；而曾获得曜为资本投资、请来麦迪站台的动因体育，也在近期于武汉、西安、深圳等多地陆续传出多地关店的消息；而钢琴培训更是一落千丈……
从家长的视角看，一方面自己的收入减少后，自然能不花的就不花了。而素质教育本来就是陶冶情操的“副科”，对很多家庭来说，算是“丢车保帅”里的那个“车”。
而且在上了一段时间后，孩子和家长其实就能分辨出孩子感不感兴趣，有没有天赋了。如果有，那还可往专业路上走走看，如果没有，就可能不想再强求了。
此外，还有家长反映，可能由于生源和营收的减少，不少素质机构的教育质量和服务品质有了明显的下滑。比如，接收各种水平层次不齐的插班生，不允许学生请假或者请假也不退费，甚至到了学期末，不论还剩多少课时一律清零的做法，都让家长感到机构为了赚钱，已经没有底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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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么明显的“割韭菜”，家长哪还肯陪玩啊。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担心机构跑路/质量变差，家长不愿意续费，家长不再续费，机构只有变差/倒闭。
素质教育一向是选择国际教育路线的家庭十分热衷的项目。可家长们渐渐发现，钢琴、小提琴十级的学生太多了；体育没达到特别高的水平，也当不了美本的特长生。
这些好不容易练出来的特长在外国大学招生官的眼里，显得乏善可陈，同质化严重，给不了大学想要的“惊艳感”。所以要么追加投资，哐哐大力砸钱，要么就不陪跑了。这么一来，素质培训机构的垮塌，就会间接影响到国际学校的发展。
毕竟不少素质培训机构与国际学校还是相互提供生源的合作共生关系，而且他们还承担着为国际学校提供课后课、冬夏令营等课程内容。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未来会怎样
据统计，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既然绝大多数人都要回国，那么国内的国际教育就得为这些学生做好准备，应当以国内的需求为准，而不能再是以外国大学的录取标准为准了。
前两年疫情的时候就有上海市教委委员提出提议，要通过改革建立国外高校学业成绩转换机制，也就是按照国际通用规则，把在国外已经完成的学分进行认证，纳入转入学校的学分当中。

为了外国大学喜欢而不顾孩子意愿的教育项目，为了名声好听而用大量金钱砸出来的，甚至旁门左道的项目，都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初衷，更难以让留学生应对回国以后所要面对的国内职场和人情世故了。
家长的教育理念，也正慢慢地从把孩子送入外国名校，转变成我们只是需要借助部分外国教育的理念、课程和部分必要的老师，从而使得我们的孩子有更国际化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人生体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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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民办国际教育一家独大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转变。
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把培养理想海归的任务转移到了公办学校身上，所以才有公办教育的大纲参照IB教学大纲进行了课程改革。
而目前我们民营的国际教育行业面向的客户群体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是既转不回公立，也难以提早留学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未来的个人发展应该是持续观望的态度。
教育的任务如果是要把这群孩子，培养成有能力且愿意回来做贡献的人，就需要为了孩子回国以后的就业、生活进行考虑，这样才能将国际教育效用最大化。
▎结语
“经历完跌掉的那1000万房产，我突然意识到，我实在没有必要再拼死拼活地加班了。把努力转化成成果，时运这个变量才是决定性因素。所以我的孩子以后要不要出国，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实力以及我那时的财力，还取决于国际关系、国内经济发展等因素。我已经不执着于非要孩子走我当年出国留学的老路了。”
“自从我被4个国内大学的应届生取代后，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要送孩子出国，那就要她坚定地留在国外。如果还想回国，那就一开始就选国内的大学就好了。因为没有跨国背景的国内企业招人，其实跟是不是留学生关系不大，而跟个人的能力和性格、是否适应公司和国内职场文化、忠诚度和奉献程度，以及索要工资的高低，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现在换赛道已经不能解决孩子升学的问题了，因为就算弯道超车去了国外读本科，然后呢？能留下吗？回国能自立自足吗？不也照样得跟国内985、211的那群毕业生抢工作吗？”
“我现在连全家出国游都省了，你让我再花几百万送孩子出去，我就要确定孩子以后是不是一定能赚几百万回来了。不然的话，我就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以后当给孩子托底了。当然，如果是不差这几百万的高净值家庭的话，还是可以把孩子送出去见见世面的，就是我们得从精神层面的角度，来思考留学的意义了。”
过去的经济腾飞，曾经使得国际教育的大门打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际教育从“另一个赛道”，逐渐变成了国内教育的一部分，也变成了很多家庭所接受和向往的终身教育的一部分。
而教育的本质终究是要回归个人，所以当经济下行、消费降级时，不少的中产家长开始重新思考国际教育的性价比，再度规划孩子的教育路线和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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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来讲，这样的变化也是一种挑战，过去的行业目标主要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国际人才，而今天的挑战则是要培养能在国外和国内都有强竞争力的人才。
适应这样的变化，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也是国际教育行业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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