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剥开的四季豆  责任编辑 | 淡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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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霞是谁？
最近，这个名字引爆了话题。
她既不是名人，也不是伟人。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她是前冬奥冠军王濛的母亲。
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盛典上，王濛第一次公开讲述了妈妈的故事。
王濛口中的“张晓霞”似乎是个一辈子都“不进步”的人。
对于父权，只能隐忍。
对于家暴，不敢反抗。
“她献祭了她的自我，最终才成全了我的自我。”
这句话不仅是王濛对母亲的评价，更是很多传统女性的真实写照。
张晓霞生于1962年，是家中长女。
从而，造就了她从小就是付出型人格。
张晓霞19岁就嫁给一个东北男人，也就是王濛的父亲。
那个年代的东北男人极度大男子主义，好面子。
张晓霞偏偏生下了两个女儿：王濛和她姐姐。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大家族里，这无疑被宣判了“死罪”。
等到王濛出生时，爷爷看了一眼又是个丫头，甚至发话：“看样子不好养活，不要也行。”
王濛父亲觉得没儿子就抬不起头，动不动就把怒火迁移到了张晓霞身上。
可是，年少无知的王濛不懂，只觉得家里人不喜欢她，因为她是女孩。
所以，男孩能做的事，她都能做。
结果，她上房揭瓦，调皮捣蛋，换来的都是一顿狠揍。
张晓霞对王濛从没动过手。
她性格极其软弱，也不敢反抗。
只能等每次王濛被揍完，眼泪汪汪地看看女儿有没有被打伤。
可只有一次，张晓霞坚决地站了出来。
王濛被七台河教练挑中练短道速滑后，她父亲死活不同意。
张晓霞却说：“既然孩子喜欢，就让孩子试试！”
这一“试试”改变了王濛的一生。
可对于自己的一生，张晓霞就这么“得过且过”。
在这个传统家庭里，王濛父亲的收入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更加决定了张晓霞在家庭中的地位。
父权在这个家庭中，是个强而有力的体现。
比如，王濛父亲只要心情不好、稍不顺心、听到什么闲话，都会对张晓霞动手。
可在张晓霞眼里，这不算家暴。
在那个年代人的认知体系里，这是父权社会一家之主管理家庭的方式。
有一次，王濛父母又吵架，甚至父亲跑到母亲单位大闹。
王濛就问他们能不能过了，不能过就离了吧。
没想到，张晓霞却说：“我还想跟他过。”
这时，张晓霞反倒只记住丈夫平日里的好。
像张晓霞这样的中国女性还有很多。
她们在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早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的生存智慧。
她们保持沉默，认为只有自己选择了隐忍，才能保全子女、守住这个家。
就如王濛所言：“她选择窝囊和忍受，才给了我横冲直撞和四处冒犯的勇气。”
这类女性通常骨子里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她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对于子女总想着办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虽然张晓霞工资少得可怜，总带东西给训练队的孩子吃。
因为练滑冰的大多是穷苦孩子出身。
她还跑到食堂做志愿者，单纯地认为：我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我女儿好。
她还把20万奖金都给捐了：“有得有舍，我得为了孩子舍掉这些。”
她默默地做着一切，只希望女儿能够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演讲结尾时，王濛说：“像天底下诸多母亲一样，张晓霞以一生的隐忍、奉献、守护、承受，回击着这个世界对女孩们的禁锢、偏见和打压。张晓霞们不曾拥有的，最终才得以在女儿们身上实现。”
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张晓霞的故事，却引发了巨大的共鸣？
从一位网友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张晓霞，她是无数父权社会下，妻子、母亲、女儿的缩影，看似柔弱，内核却坚韧。”
现实中，还有很多的“张晓霞”。
她们一辈子都在努力活成“被期待的样子”，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20多年前，“我宁可痛苦，也不要麻木”，来自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发出了这样一句呐喊，振聋发聩。
她向主持人张越诉说着心中的苦闷：
“在农村，你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不可以旅游。否则，别人就会说你不安分。要想打破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会感到无助，仿佛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你会自觉地遵守它。”
村里人都认为女人不需要有思想。
可是，刘小样偏偏苏醒了。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却没有遵守。
她渴望读书，向往外面的世界，总觉得生活哪里不对劲。
在农村，当一个女人的认知高于周遭人几个层次时，她必被视为“怪物”。
所以，刘小样很痛苦，却找不到出口。
刘小样的痛苦，正是父权社会下，很多女性痛苦的根源。
父权社会要求女性必须接受“洗脑式”三观。
比如，“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
很多女性从小耳边充斥着“赔钱货”的声音，让她们打心眼里觉得女性低人一等。
从而，导致了她们受教育和工作机会都受到限制。
但这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到人们的脑海中。
可悲的是，一些曾经深受毒害的女人们，到了中老年后，竟然也成为了父权制的施暴者。
“媳妇终于熬成婆。”
从这句千百年来流传的俗语方能知晓：那些年轻时被父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当她们“熬成婆”后，却反过来压迫其他女性。
她们终于熬到公婆死去，儿子成家，可以依靠孝文化，来做这背后的家长。
她们也变得重男轻女。
所以，父权的掌控者未必就是男性。
不仅如此，父权制还会利用性别来实现刻板印象。
父权制对于女性的指向标签就是：无知、顺从和贞操。
而赋予男性则是正面品质：智慧、力量、权力等等。
女人应该“服务”家庭，包括性、生育和家务。
这种性别的分工很自然地使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
并为各个性别制订出一套规矩准则，以此强化男性的统治地位。
“田埂上的诗人”韩仕梅，正是这种父权制下催生出的悲剧典型。
她的人生，毁于封建迷信和包办婚姻。
出生时，因面部朝下险些被迷信的母亲溺死。
14岁时，因家里交不出18块的学费而辍学。
19岁时，被母亲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智力有缺陷的男人。
丈夫没有责任心，时常赌博欠债。
婆婆也权当她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扎钢筋、挖涵洞、挖井口，她只为了挣钱还债，养儿育女。
就算怀孕时，仍用膝盖支撑身体，在田地里干活。
“母亲让我失去选择婚姻的权利，两个孩子牵绊了我的一生，最后连写诗的爱好，丈夫都要扼杀。”
痛苦无法化解时，她甚至想过结束生命。
韩仕梅鼓起勇气，在51岁时，起诉丈夫离婚。
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闲话：
“50多岁的老太婆还要离婚，脸面何在？”
“出名了就想甩掉原配，没良心！”
想到儿子还没结婚，女儿正要高考，怕影响孩子们的前程。
最终，韩仕梅选择了妥协。
梁启超曾在《新民说》说：“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
但实际上，女人正因为“为母”才变弱。
生育让女性反而成为了“弱者”。
在父权制下，当一个女人想要正当地活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法国女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提到过这个观念：“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
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观点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是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和塑造的。
传统中国是典型的父权社会，父权是家族主义的延伸。
女性由于先天条件的限制，在耕战方面无力参与，社会主要任务则由男性完成。
小农经济中，男耕女织的固定分工，又使得女性被困于家庭里，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低下。
女性作为附属物深受父权压迫，几千年来，皆是如此。
父权制不仅有产生的物质基础，更多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力量。
我们从很多地方的婚俗中，就可以发现端倪。
之前，江西婚礼新娘“坐簸箕5个小时”的新闻闹上了热搜。
有网友出来证实，确有其事。
她表姐嫁到江西，拜堂前，让她对着墙，跪在一个大米筛里。
表姐跪了十多分钟，就受不了了。
姐夫过去帮她揉腿，立马被父母训斥：“不跪的话，寓意不好。弟媳还跪了6个多小时呢！”
不仅婆家对儿媳苛刻，就连娘家也不放过自家闺女。
在元宵节，有一位河南女子兴冲冲地回到娘家，却被娘家狠心拒之门外。
因为当地有个说法，元宵节新婚的女子如果进了娘家门，就会对婆家不好。
有些地方，婚后女人衣服不能放在男人衣物上面，否则对男人不好。
还有地方，男方回女方家，不能和女方同睡一张床。
直到今天，有些落后的农村地区仍不允许女性上桌吃饭，甚至把月经认为是污名和禁忌，叫做“倒霉”……
这些风俗陋习都是父权社会的体现。
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人的小家庭其实在改善和进步。
其实，女性问题一直以来，都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
王濛在演讲中，还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她第一次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是在哈尔滨上体校的时候。
有一次放假回家，父母二人又争吵起来。
当父亲正抡起胳膊要打张晓霞时，她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父亲试图挣脱，却发现无济于事。
随着王濛愈发有名气，原本连祖坟都不能去的丫头片子，可以去了。
爷爷说她是“最宝贝的孙女”，父亲说“给十个儿子都不换”。
王濛感叹：“规矩这东西一直很势利。”
在父权制下，不是所有“张晓霞”都有王濛的勇气和力量。
也不是所有“张晓霞”都能有余秀华追求爱情的勇敢，苏敏自驾出逃的魄力。
大多数“张晓霞”没有逃离的条件，只能隐没在尘烟中，过着隐忍和不甘的一生。
性别平权并不是女人非要跳出来向男人夺权，而是女性要求以同样平等的主体地位被对待。
也不是说一提到女性问题，就要把男性放置对立面。
美国诗人南希·史密斯的诗歌《只要有一个女人》，最后这样写道：
“只要有一个女人，
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
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张晓霞”们会越来越少！
参考资料及部分图片来源：
1、《人物》：《王濛带张晓霞向前一步》
2、安小庆：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
3、心理学简报：《父权制对女性的期待：性、生育、家务｜心理学：现代女性如何自处》
文章作者简介：剥开的四季豆，至情至性，至真至简。写有温度的文字，温暖人心。本文转载自砍柴书院（ID：kanchaishuyuan）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力量，不限于表达自我，也不止于赚钱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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