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志勇（1920年7月1日-2024年1月27日）。图源：中国工程院官网
导读：
盛志勇（1920年7月1日-2024年1月27日），我国著名烧伤外科医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反击战的医疗队，领导建成了全国第一家、亚洲最大的低温异体皮库，年近九旬还亲自带领团队攻坚大面积烧伤后皮肤出汗问题，为中国面积烧伤救治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黎润红 | 撰文
2024年1月27日清晨，我被一阵不安的情绪唤醒，拿起手机，看到盛志勇院士离世的噩耗。就在不久前，我还与一位资深军医前辈回顾了盛老的近况，我们都深知岁月的无情，但当这位科学巨匠离开我们，心中仍然充满深深的哀伤。
回望2010年，当中国科协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时，盛老以近九十岁高龄荣登首批采集名单。尽管军队与地方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盛老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对此表示了极高的重视，为资料采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便利。
从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我有幸与盛老进行了十余次深入的口述访谈。在这些珍贵的对话中，盛老分享了许多未曾公开的故事，包括他与沈克非教授之间的学术交流。在这些交流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盛老对恩师的尊敬以及恩师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此外，我们还有幸访谈了盛老的同僚、好友以及学生们，从他们口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盛老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风采。在撰写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我被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和耐心的导师。他对待后学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分享，让无数年轻科学家受益匪浅。他的谦逊和亲和力，使得每一位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喜爱。在访谈之余，我们也搜集了大量与盛老息息相关的实物资料，这些包括各类荣誉证书、奖章，以及重要的档案、书籍原件或复印件。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盛老的临床实践与学术生涯，更是他一生奉献精神的见证。
谨以此文献给这位致力于烧伤外科、治病救人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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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战火之中完成学业
1920年7月1日，盛志勇出生于上海市杨树浦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祖籍是浙江省德清县（原武康县）的庾村，父亲盛清诚出生在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到从杭州来度假的外国牧师Dr. Eubank资助培养，曾在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学医（1911-1917），毕业后任绍兴福康医院医师（1917-1918），之后回到德清县创立经营“清诚医院”（1918-1919）。1919年，盛清诚受上海沪东公社工业医院邀请，担任主任医师（1919-1924），与妻子搬到上海沪东公社所在的杨树浦地区。
盛志勇5岁时即进入小学学习，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上就读于沪东公社，初二下转入沪江大学附属中学直到高中毕业。1936年，年仅16岁的盛志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他入学时，正值上海医学院的新校舍全部落成，成为第一批入住新校舍的学生。不过好景不长，次年“八一三事变”，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受战事影响，刚迁入新校舍不久的上海医学院也被迫再次迁入海格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左侧的临时院舍内。学生们也开始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医学专业的学习，有些学生则因为战事而耽搁了自己的学业。
1938年2月，上海医学院的颜福庆院长，应国民政府电召，赴汉口任卫生署长。颜福庆将上海医学院交朱恒璧代理。随着战争进一步扩大，上海失守后，1939年6月，国立上海医学院做出内迁安排：一部分教职员暨三、四、五年级全部学生及六年级的部分学生，携带医用仪器、图书等，于暑假起分三批陆续内迁抵达昆明，在昆明郊区白龙潭设校（简称“滇院”）。
1939年9月，盛志勇与其他同学一起跟随吴绍青教授一起从黄浦江乘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后改乘滇越铁路进入昆明。抵达昆明之后，盛志勇开始了临床课程的学习，除学习书本知识外，还需要到门诊跟随教员分科临诊，并在病房见习。在昆明的那一年，他们主要是在惠滇医院上临床课程，经常往返于医院与学校之间。此时的昆明也常受到日军空袭的侵扰，若遇日军机来袭，师生们不得不赶紧跑出城，经常躺在学校北门外的农田里躲避空袭。
1940年暑假，盛志勇和其他几名同学从昆明回上海，后因战事未能返回昆明。他们向学校提出申请在上海继续第五、六年的学业。由于当时上海医学院还有部分教师留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请留守上海的教师去给他们带课。于是，盛志勇等就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完成了后两年的医学课程，并在其附属医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见习与实习。1942年盛志勇医学本科毕业，留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担任住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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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结外科，为国效力
盛志勇在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担任实习医生期间，跟随内科教授乐文照学习。乐文照当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兼任心内科主任。当时医院有进行科室大查房以增进学习交流的传统。作为实习医生，盛志勇在跟随那些教授们查房时觉得他们学问很高，因为一说起某些疾病，他们就会做很详细的分析。因此，在实习医生结束时，盛志勇想以后做内科医生，而且他想从事内科的同时做一些科研工作。分科考试时，他就报了内科，成为当时被录用的五名住院医生之一。对于被录取，盛志勇非常开心。但他也被外科的最高主治医邵幼善看中。邵幼善曾经在大学期间给他们上课，建议盛志勇从事外科并积极向医院申请进行人事调整。就这样，盛志勇做了外科医师。
在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担任住院医生，一般要到五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晋升为住院总医师。在盛志勇之前，有一个住院总医师是毕业以后第六年才当上，因此在盛志勇这一届当住院医生的第四年，有两位表现很好的住院医生被推荐为住院总医师，其中一个就是盛志勇，另一个是比他高两班的王姓同学。综合评估下，最终医院选择了盛志勇来担任住院总医师。
住院总医师要负责整个大外科，包括胸外科、脑外科、泌尿外科、骨科、普外科等的工作，除了要了解每一个重症病人的情况，还要对住院医生的病历书写、病程记录进行检查，把关最后病历的归档，每个病历最后的诊断等。住院总医师随时有可能接到主治医师的电话，接受对病人情况的询问，如果答不上，就会挨批。此外住院总还要带住院医师进行查房，因此每位住院总都十分紧张而忙碌。
1947年，盛志勇在沈克非的推荐下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进修实验外科学。在美国进修期间，盛志勇主要通过计苏华[1]了解国内形势。当时计苏华在芝加哥大学毕林氏医院进修，曾发动留学生向美国总统写信反对美国借钱给国民党打内战，盛志勇也在信中签了名。受计苏华等人的影响，盛志勇在美国买了一本英文的《共产党宣言》，开始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在美国指导他的普斯（Edgar J.Poth, 1899–1989 )教授对盛志勇的才华极为赏识，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工作。盛志勇考虑再三之后婉拒了普斯教授的友好邀请，于1948年12月31日回到了上海。因为上海局势混乱，他一直在其父亲所在的沪东医院上班，直到上海解放后，才于1950年回到中山医院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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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中的医疗服务
在战场医疗领域，盛志勇有着十分特殊的经历，他不仅亲眼目睹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而且亲身参加过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反击战的医疗队。作为后方医生，他见证了几次重大的局部战争，并亲自处理过诸多类型的伤员。
1950年12月15日，上海医务界成立了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发表《致全市医务工作者书》，号召医务工作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月23日下午，上海市医务界在上海市政府的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欢送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大队，参加手术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以及各界欢送代表两千余人出席大会，会上时为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主席，欢送第一批上海市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的总指挥颜福庆发表了讲话。据盛志勇回忆，他印象特别深的是颜福庆当时讲话的时候，把“抗美援朝”说成了“抗朝援美”，说完之后，台下哄堂大笑[2]。另外，在会上，黄家驷[3]作为总队长代表讲话，另外还有受旗仪式等。
1951年1月23日欢送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大队大会现场
1951年1月25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大队在人民公园出发时的情景，手持相机者为盛志勇
盛志勇作为第二医疗手术大队的队员，参加了首批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前往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参加救治志愿军伤员的工作。
医疗队到了沈阳军区第二陆军医院后，主要是对伤员进行后期的救治管理。由于在前线已经对一些伤员进行了一些初步处理，而且可能到了通化又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因此伤员到齐齐哈尔之后，以中后期的伤为主。当时有一种战伤后遗症叫灼性神经痛，就是神经损伤以后，由于交感神经的原因会引起疼痛，因此就算伤口愈合了，也还会遗留有十分剧烈的放射性肢体疼痛。盛志勇在第二陆军医院就做了好几例手术，术中切除伤员交感神经节的胸2、胸3部分，去掉之后就不疼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伤病，较多见的是因燃烧弹、汽油弹烧伤的伤员，医疗队主要对伤员进行一些初步整形、伤面处理等。
1962年，中印边境燃起战火。为了保障前线部队伤员得到更好的医疗救治，总后卫生部派出一个专家组医疗队前往边境进行医疗支援。当时医疗队由301医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组织的各科医生组成，医疗队由盛志勇负责带领，队员有吴之康等十余人。
盛志勇一行从北京到格尔木、再到拉萨，然后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到了达旺。盛志勇是第一次乘坐军用飞机从格尔木进入拉萨，当时的军用飞机没有特定的座位，只有一些铝制的凳子，只要人一站起来椅子就“啪”地上去了。而且因为没有高压舱，飞机内外压力是一样的，所以飞机到昆仑山上空的时候，医疗队的好几个人都得了紫绀，机组人员将一个铅桶放在飞机中间以备大家呕吐。中途还出现了机舱门打开事件，幸好那时候机舱里头没有压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昆仑山上几千米的高空，谁也不敢过去关门，结果一个飞行员一手拉着跳伞的杆一手去关门，可是将门关好后刚转过身，门又开了，就这样反复两次才最终关好。好在有惊无险。
1963年2月西藏军区总医院欢送总卫科研组合影。吴之康（二排左二）、盛志勇（二排左四）
在达旺，盛志勇给前线的军医们分析了由于前线医生处理不当引起了脓毒症而死亡的一个病例，为他们培训了如何正确处理臀部、肛门伤以及避免伤者因直肠瘘形成脓毒症的基本知识。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后，盛志勇接受总后勤部的任务前往广西，巡视、检查军队医院的战伤治疗工作，并根据各医院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做不同主题的指导性演讲，例如介绍腹部伤、胸部伤应如何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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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与科研齐头并进
1952年4月，盛志勇从抗美援朝医疗队回上海不久，被调往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当时华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宫乃泉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沈克非任副院长。在沈克非的指导下，盛志勇结合在美国进修的实验外科专业，军事医学科学院组建了实验外科系。沈克非推荐盛志勇出任实验外科系副研究员，他们共同开设了实验外科学课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实验外科基地和野战外科实验基地。在实验外科系工作近十年，由于很多都是保密的工作，比如防治原子武器损伤、防治化学武器损伤以及防治生物武器损伤这三个方面，因此公开的成果较少。
1961年4月，盛志勇从军事医学科学院调往301医院担任创伤外科系（烧伤科当时并未独立）主任，开始深入对烧伤进行研究。他带领郭振荣等做烧伤植皮实验，包括各种动物的皮肤，最终发现效果最好的还是人体皮肤。但是人体皮肤不仅获取不易，而且保存也十分困难。临床上常常遇到有皮的时候没有伤员，有了烧伤病人急需植皮的时候却又找不到皮源的情况。于是，盛志勇提出建立皮库的设想——把平时搜集到的异体皮肤保存起来，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
从1972年开始，他和同事朱兆明不断到北京北郊农场学习人工储存精液的经验，到中国科学院低温研究所请教怎样在低温环境下保持皮肤组织的活力，尽可能减轻对组织细胞的损伤，到首钢联系液氮的供应。对于皮肤的采取、消毒、加工、降温、复温，抗冻液的筛选配制，不同温度下冷冻对组织和细胞的直接影响和损伤等皮肤储存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实验。他们先后攻克了储皮装置研究、皮肤活力测定、抗冻液配制、皮肤消毒方法以及在不同温度下降温、复温控制等技术难关。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研究出了用液氮储存皮肤的玻璃化储存方法，建成了当时全国第一家、亚洲最大的低温异体皮库。
盛志勇查房时为烧伤患者查体
1981年末，中央军委决定创建创伤外科中心。最初任务交给301医院，结果301医院因床位有限，难以满足创建中心的需要。当时304医院的条件不如301医院，但是床位很多，于是决定将这个创伤外科中心建在304医院。因此，在建立创伤外科中心时，盛志勇被调到304医院任副院长兼任创伤外科中心主任。后来由于创伤外科不符合国家学科分类标准，创伤外科中心于1995年8月更名为为全军烧伤中心。

考虑到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的结合，在盛志勇的带领之下，1996年10月，全军烧伤中心被确定为全军烧伤研究所，烧伤研究所设临床部和基础部，展开床位70多张，收治来自军队和地方的烧伤与整形病人，而基础部，研究团队也日益壮大，无论从临床还是从科研方面，304医院的全军烧伤研究所在国内都走在了领先的水平。盛志勇指导学生们就烧伤脓毒症的发病机制、诊断标准及防治措施等，进行了大样本临床回顾和前瞻性研究。并提出细菌内毒素是引起烧伤、战后脓毒症的主要原因这一重要的外科学理论。
盛志勇在实验室与学生们一起做实验
烧伤早期最主要的病理生理变化就是内皮细胞损伤、通透性增加、血浆成分外渗，因血容量减少而引发休克。严重烧伤病人救治的第一道难关是休克关，因为伤后48小时内大量血浆成分外渗，兼有血细胞的破坏，极易产生低血容量性休克。虽然休克发生在烧伤早期，但对烧伤救治全程有着重要影响。盛志勇提出的烧伤病人休克期综合复苏措施，大大提高了复苏的效果，减少了后续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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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治疗新观念
大面积深度烧伤的病人，虽然经治疗保住了性命，但无一例外的在身上留下了终生无法抹掉的疤痕。盛志勇认为，现代烧伤治疗的目标不应仅局限于保住生命，还应包括患者身心、外貌及功能的康复，使他们能够生活自理，有较高的生活质量，最好还能够走向社会，为社会所接受，成为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20世纪80年代初，盛志勇和同事在烧伤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国内最早研制出适用于烧伤患者涂用的化妆油彩，解决了浅度烧伤愈合后皮肤色素沉着或脱色素的问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们根据烧伤的不同情况，总结出一套不同手法的体疗按摩规律和系列功能康复疗法，以实现无疤预防，有疤早治，促进功能康复的效果。许多四肢疤痕挛缩畸形、长年卧床的患者，在他们的治疗下重新站起来，有的重返工作岗位工作多年。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替代皮肤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进展，但如何解决大面积烧伤后皮肤出汗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烧伤界的重大难题。
21世纪初，在国家“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下,盛志勇和付小兵带领课题组开始进行骨髓干细胞体外诱导培养再生汗腺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于2009年6月在国际学术期刊《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发表。该杂志主编专门为此撰写述评，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盛志勇说，这一研究只是找到了一种方法，真正用到病人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要建立汗腺细胞库，缩短转化的时间，用动物胶原替代现在用于覆盖创面的异体皮。
谈到在烧伤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盛志勇说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是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善于临床观察，从大量成功失败的病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用心总结；二是临床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没有科学研究，临床效果就不可能有突破。
他认为，医院的科学研究应该着眼临床，把临床救治中的难点作为科研的重点，用科研取得的成果指导临床救治。他和其他同行在烧伤领域里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使得我国大面积烧伤救治水平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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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时刻为患者着想
1971年301医院的第二批农村医疗队要赴山西平川、长治一带。盛志勇报名参加。盛志勇对其中一位患者印象特别深，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挺着一个大肚子，肚子比一些妇女怀胎十月时还大，被家人搀扶来的。孩子在不停地咳嗽。
经询问病史以及初步简单的检查之后，盛志勇认为孩子患的是腹膜后囊肿，估计这个囊肿是个天生的，从孩子出生后就开始不断长大，目前已经压迫了横隔，肺部有炎症，而且还存在肺不张。在当时各种条件都极其简陋，麻醉设施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能够怎么办？盛志勇左思右想觉得要是不做手术孩子经常患肺炎对健康是极大的隐患，而且巨大的肿块压迫横隔疼痛会非常厉害，如果不能彻底根治，有可能会夺去小孩的生命。在权衡了利弊之后，盛志勇先给孩子用药一周控制肺炎，然后决定冒险给小孩做开腹切除囊肿的手术。
当时手术室设在村里的小学教室里，将四张课桌拼起来搭成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当时由于村里刚刚兴建起来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可以发电照明，因此就把手术安排在了晚上，采取了使用多个灯泡照明的技术，这样就比曾经用过的手电筒照明手术要亮堂一些。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手术比较成功。术后对这个孩子进行观察了几个星期，最终恢复得也很成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盛志勇觉得自己的胆子还真是挺大的，不过他也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把这个孩子的肿块去掉解除他的痛苦。
有一次，从烧伤研究所的2楼走到医院新盖好的一栋大楼ICU去查房，有幸与盛老同行。走到楼下，他继续跟采集小组人员说道：“现在医院很多时候都不是为病人着想，你看这个楼，要是为病人着想就应该把那边作为病房，现在病房都朝西，有西晒，夏天多热啊！作为一个医院，身为一个医生，要为病人着想，这些都是一些细节，作为医院设计整座楼房的时候就应该想到的。盖楼之前我都不知道里面是这样设计的，盖好了我才知道……”
当时就惊讶于盛老的这种时时刻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不仅仅是看病，而是从最基本的做起，就连住院的时候病房的朝向，都始终将病人的福祉放在首位。他不仅仅关注病人的疾病治疗，更从病人的全面体验出发，关心病人的生活环境和舒适度。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学习和传承——通过这样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理念，更好地服务于病人，提升医疗服务的整体质量，建设更加人性化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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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的烧伤外科是在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不断的被建立与发展的。烧伤外科从普外科中分离出来的同时，许多医生也在不断地走向专业化，或者说是更专业。盛志勇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医生。他在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与方向时，极具学科敏感性，并且勇于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盛志勇在多个单位工作过，而且早期给很多学生上过课，因此很多上过他的课的学生尊称他为老师。现在很多学生已经出生成名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军队院校，也有在国外的。每当说起自己的学生，盛志勇总是很开心。他对每个学生都总结出了各自的特点，这个学生聪明，另一个学生实干，还有一个是勤奋等等。“我国烧伤领域后继有人，是我最感欣慰之事。”盛志勇说。
本文全文被收录于《苍生大医：21位医学大师的职业追寻》，《赛先生》获作者授权发布，发布时有编辑。
盛志勇简介：
盛志勇，1920年生人，祖籍浙江省德清县。1936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42年医学本科毕业，旋即留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工作。1947年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进修做访问学者。1948年回国，先后在上海沪东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1952年调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任副研究员。1961年调任301医院创伤外科、烧伤外科主任。1981年调任原解放军第304医院（现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副院长兼军医进修学院创伤外科中心主任，直到退休。
他先后发表论文数百篇，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三等奖。1986年被邀请为美国创伤学会荣誉会员，Fitts讲座发言人，1996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0年获第八届光华工程科技奖。2013年获吴阶平医学奖。
作者简介：
黎润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青蒿素研发历史采集工程主要完成人，与饶毅、张大庆合作出版《继承与创新：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呦呦有蒿》《“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等著作。
注释：
[1]计苏华（1917-1976），江苏苏州人， 1935年9月就读于上海医学院，1938年9月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医学院党支部书记。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2年至1945年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46年任上海中山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林氏医院进修，被聘为博士后进修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毕林氏医院外科的临床及研究工作。1949年3月回国参加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工作，1949年9月到山东济南省立医院任医务主任和山东医学院外科教授兼教务长。1952年11月调卫生部北京医院任副院长，1961年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兼北京医院副院长。
[2]KS-002-1录音-盛志勇口述访谈20101213
[3]黄家驷（1906—1984年），胸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1933年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时为第一批上海市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总队长兼第二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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