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
（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著；（美）斯蒂芬·克雷斯吉、（英）莱夫·魏纳 编；党成孝 译 
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文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给我带来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借助它所催生的各种巡回演讲，以及书信往来，我和很多对书中提出的问题持类似观点的人建立了联系，他们比我想象中要多。
我发现，不仅在美国，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也有一些个人或小型团体，他们仍然保留着伟大的自由传统，但在试图重述和捍卫它的时候，大家就像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小团体一样，感到孤立无援。在伦敦经济学院，我最亲密的朋友莱昂内尔·罗宾斯，还有其他几位同道阿诺德·普兰特、弗兰克·佩什和弗雷德里克·贝纳姆，都和我的观点基本一致。
我发现，在和其他地方的同道——如亨利·西蒙斯和他的芝加哥小组、日内瓦的威廉·勒普克、瓦尔特·奥伊肯所领导的德国小组——讨论之后，我得到的启示不小，因此越来越希望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形成一个国际团体，讨论各自在努力恢复自由传统时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只有在秉持相同基本原理的团体内部，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而且我们得以借此互相学习，因为人们都在不同的方向推进着一些更为深层的理念，而在别的很多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难免要接受时下流行的想法，其中有些实在与自由原则相格。
虽然战后的头几年里，我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讨论，但如果不是在瑞士遇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组织者将我的计划付诸实施，那这个想法可能仍旧还是一个梦而已。
苏黎世的阿尔伯特·胡诺尔德（Albert Hunold）博士筹集到一些资金，使勒普克能够创办一份自由主义季刊，但他们之间出现的摩擦使这项计划无法施行下去。不过，胡诺尔德博士获得了捐赠者和勒普克的同意，用在瑞士募集到的资金来资助我提议的会议。当我成功地从一位钟爱《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人那里获得一些额外资金后，我把这次会议安排在1947年春天就变得大为可能了，我负责决定会议的成员和议程，而所有的组织工作则交由胡诺尔德博士完成。为期十天的会议在日内瓦湖畔沃韦的朝圣山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和欧陆国家的大约36名学者与时事记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非常成功，因此我们就决议将其变成永久性的学会，其名称就取自第一次会议的地点。
随后的12年里——其间我担任了该学会的主席，其成员在这段时间迅速增加——我在胡诺尔德博士的帮助下，得以每年在不同的地方组织会议，因此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收获了许多新的想法。所有的组织工作都依赖胡诺尔德博士，但他逐渐增长的世俗层面的野心使得合作最终变得不可能了，我意识到有必要坚持让我们俩都辞职，以便为新的领导腾出空间来。年轻的成员非常积极主动，在一两年的关键期过后，学会恢复了日常活动，而且在近25年后仍在蓬勃发展——尽管在1971年，经过了那个其理想在世界范围内显得过分超前的时期后，它又面临着集体主义新潮流的威胁。
我经常羡慕将知识学得烂熟于心的人，他们以一种有序且易于复制的方式储存着知识，不仅能在任何时候重述他们学过或者自己琢磨出来的推理链条，而且能用他们刚刚熟悉的语汇来完成重述。他们是能提供现成答案的人，是好的教师，我相信也是好的作家：后者要求一个人从整体上俯瞰自己的学科，并能够不断意识到他此时此刻在推理的大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
但我不确定，这种凭记忆力能随时调用自己知识的人，是否可能像那些头脑在既定习惯之下无法轻易游移的人一样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不管怎么说，我确信我把自己拥有的大部分原创思想都归于这样一个事实：我对众所周知的问题没有既成的答案，每次必须相当痛苦地重新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能发现普遍观点的缺陷或不足。
在将我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方法与同事及朋友作比较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存在着两种非常不同的心理类型，我则算是其中一种非常明显的代表。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精确记忆或易重现的论证链在一个人智力构成中发挥的作用。
我从记忆中重现我读过或听过片段的能力确实非常弱。即便年轻时，我虽然有相当不错的短期记忆，而且我所关注的论证或听到的故事会给我的思维带来持久的影响，但我很少能够重述它们。就好像它们突然成了一张合成照片的一部分，贡献了我对世界的观念，却无法成为那种我能够再次使用的对于世界的解释。
我拥有的原创思想，实际上并不来自一个有序的推理过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所有思维都发生在文字或总体来说发生在语言中这一论点的活生生的反驳。我能够肯定，自己经常意识到对一个问题拥有了答案——在我能够以文字表达出来之前，我就已经“看到”它了。事实上，这是一种视觉想象力，一种象征性的抽象模式，而不是一种重现性质的图像，可能在我的心理过程中发挥了比文字更大的作用。我相信，强烈的视觉记忆与言语式记忆的缺乏通常是相连的。
我一直被合成照片（即几张不同面孔的照片相互叠加产生的效果）的观念所吸引，这种东西在我的时代之前就流行过，但我从未见过。它似乎代表了我思维的一个特点——我无法记住单个论证，却能将它的一部分吸纳到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中。我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将一个论证挪用过来以便我能重现它，也许在我一无所知的主题上这么做会最容易，但对我已经思考过的问题，这样做几乎完全不可能。
不过，即使在学习一个新主题时，通读完第一本教科书的影响也是相当模糊且不清楚的。我从前不喜欢把同一本教科书读很多遍，而是会读同一问题的另外一本。渐渐地，事情就会回归正常，当我通过自己思维的辛劳所得，获得对于相关问题的答案时，我不会对头脑中已经准备好的东西有一个清晰的概观，也无法对一个主题给出两次相同的阐述。
大约在我刚搬到剑桥的时候，特别是在国王学院高桌上的宾朋相伴下，我常常因为跟不上英语对话而变得沮丧。直到战后我再次到讲德语的国家时，我才发现不是我对英语的理解力退步了，而是我的听力在严重退化。我的左耳早已失聪（我以为是战争中炮弹爆炸造成的，但医生说这是童年时感染的后果），但直到40岁时，我另一只耳朵的听力还是很灵敏，足以弥补这一缺陷。此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地剥夺了我享受社交以及看戏的机会，而看戏一度是我的常规娱乐之一。虽然后来的情况没有变得像我曾经担心的那样糟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看起来比实际更不合群的原因。
虽然我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纯粹学者，而且现在不想要过其他形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也不是我认为最适合我的。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外部环境——大部分时候作为一个外国人，要比大多数同伴对日常生活更陌生一点——使我被隔绝在了实际参与公共生活之外，甚至作为一个学者，这种情况也使我的科研从更具体且更具经验性转向了更为抽象的方面，在那里我才能够期望比同侪有些优势。
如果我一直留在我的祖国，甚或在完全被同化后继续留在英国（这主要是由于在英国经历了战争，我的同情都献给了英国），那么我肯定会被卷入公共性或政治性的活动，或者是行政工作之中。对后者我并不真正关心，尽管我觉得自己不擅长这些，这也不完全是对的。有必要时，我相信我至少可以胜任我的职责。
我常常敏锐地意识到——我觉得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一点——我的思想完全是指向未来的。我似乎很早就失去了安静享受当下的能力。对我来说，生活的乐趣在于为未来规划——满足感主要在于完成了计划要做的事，而羞愧感也主要来源于我没有执行我的计划。我没有太多的雄心壮志，也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我通常能成功，而且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相当满足，至少在我有明确的任务要完成的时候。
（本文摘自《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编辑：许瑶）
责编 | 要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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