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去丹麦之前，我对这个遥远国家的唯一印象就是安徒生。去了两次，我才感到丹麦的骄傲远不只是童话作家安徒生，还有教育家格隆维、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这三位大师首先都是思想家。这个人口573万（2016年）、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却曾经是欧洲强国之一。世界上第一面国旗便是1219年诞生的丹麦国旗，被称为“丹麦人的力量”。丹麦于1950年5月1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第一个是瑞典）。丹麦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清廉指数位居世界首位，幸福指数长期排名世界前三，2019年是第二位（中国是第93位）。500多万人口的丹麦有13位诺贝尔奖得主，以“人均”计为世界第一。丹麦为人类贡献了不少著名科学家，如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电流磁效应的发现者奥斯特，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并测定光速的奥勒·罗默，世界上第一台磁性录音机的发明者波尔森，发现原子核结构理论的本·莫特森，等等。玻尔创办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使哥本哈根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的圣地。现在风靡世界的以问题为导向的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居然是70年代在丹麦的奥尔堡大学形成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奥尔堡方法”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切的背后显然有着教育的力量。自由、平等、民主、个性、开放……这是丹麦教育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当然知道，丹麦的国情与中国不同，丹麦教育的做法不可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土壤上，但人类总有一些根本的共同价值认同——对自由的渴望，对创造的呼唤，对文明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下午，是院长摩根·戈德鲍尔（Mogens Godballe）为我们上课。这是一位慈祥而具有学者气质的长者。当然，所谓“长者”是对年轻人而言，对我来说，他只比我长一岁。因为他第一句便自我介绍说：“我今年61岁，在这个学校当校长13年了。”民众学校的历史。1844年第一所民众学校在日德兰岛建立。那时75%的丹麦人是农民。1849年民主宪法诞生，规定只有3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这是民主的雏形。虽然给了35岁的男性公民选举权，但怎么选举？75%的农民没受过教育，如何选举他们不知道。基于这种需求，第一所民众学校便诞生了，目的是帮助这些不会任何社会交流的农民行使他们的权利。对这段话我一直有一个疑问，1849年才有规定公民选举权的宪法，怎么1844年建立学校帮助公民选举了？但这个问题课后没来得及问。后来我请教了拉尔斯（Lars）教授。他针对这一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回复：在1849年宪法诞生之前，丹麦社会的参与意愿越来越强烈。格隆维认为有必要通过教育来使民众有资格参与民主，主要接受这一想法的是农民。第一所丹麦民众学校于1844年，在宪法诞生之前成立。民众学校为宪法和丹麦民主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民众学校不仅是帮助农民知道如何投票的学校，也是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民族认同和农业技能的学校。主要目的是普及教育或扩大启蒙，丹麦民众学校在辩论和转换其目标和方法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丹麦六个月都是冬天，这些民众六个月都在学校学习如何做公民。学校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作为个人应有的权利，知道了“我是谁”、“我在社会上是什么身份”。只有知道了你的文化，你的语言，你才知道你是谁。在民众学校，不只是教抽象的理念，还教语言、诗歌、数学、画图、生活技能……因为这个教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所以要教农民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可以运用于生活中。他们在提高，在学习。他们不会为学习而学习，而必须学一些实用的东西。格隆维做了很多与这个社会有关的事。最早他是反对民主的，他觉得国家大事应该由国王作决定，民众懂什么？后来他的想法转变了，但他认为民主不是空谈，必须有一定的基础，有文化，有经验，有相关的思维模式，才能谈到民主。有一位叫哈尔·科赫（Hal Koch）的学者写了一本书《什么叫民主》，认为民主就是一种文化；民主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四年一次选举，更是要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生活中建立的一种思维模式，而这一定要从孩子开始。1864年丹麦在和德国的战争中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国土。德国强大了。这给了丹麦一个启示：不能用武器去赢得别人，但要让自己的内心温暖，强大自己。在外面失去了领土，必须从里面赢回来。第一所民众学校后来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因为原来的那个地方被德国占领了。农民从民众学校毕业后，回到家里就琢磨如何使农业现代化。那时全球的农业也发展了，因为有铁路，可以把农产品运出去。所以农业的发展模式也变了。丹麦很多年都产玉米，产量高了，价格就下降了。农民面临着破产，这就逼着他们去革新思维，找到新的发展方式。他们从民众学校毕业回去就开始合作，而不是一个人做。他们是自己主动这样做的，因为土地是自己的，不是国家的。有了合作，他们就实现了知识共享。一个农民就有一张选票。彼此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有一百头牛，还是十头牛，都是平等的。这就建立了民主和平等。多长出来的玉米，就可以拿回去喂牛，有牛就有了奶。这就是新的思维模式。农民意识到了民众学校的重要性，因为需要新技术，就更渴求知识。他们觉得民众学校太重要了。这和中国的产业变革转型有点相像。产业升级需要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需要更好的教育。教育方式的革新，一开始就强调必须让孩子有想象力，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着这种需求，民众学校也在发展，不是只教农民一些知识点，而是更加专业。不管怎样发展，格隆维的思想一直是基石。他主张尊重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教育是把人生点亮。不只是老师给学生讲授，同时老师也在学习，互相学习。丹麦的教育是从最底层开始建立起来的。尊重每一个老百姓，尊重他们是谁，尊重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基于这一点使他们提升，通过对话去学习。有一位老师问：“在民众学校如何认定一个老师的资格？”摩根院长回答道：“对老师的资格，没有必要作一个正式的认定，学校是自由的，只要校长认为你合格你就是合格的。没有写在墙上的标准。主要是看你的性格、经验、沟通能力。”针对“如何考核学生”这个问题，他说：“民众学校是没有考试的。学生来，我们会问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根据他的兴趣去教育。一旦有考试，所有的焦点都在考试点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考试上，教育就没意思了，就失去意义了。”“那如何评估老师的教学效果呢？”提问者追问。我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问题”，但摩根院长还是耐心地作出回答：“在民众学校学习结果的好坏，在课上的考试是看不出来的，而是在一年、两年后或更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考试也好，激励也好，考试这个过程就已经把人分开了——把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
优生在考试上赢了这一次，他却可能失去了很多，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在人生路上已经失败了。大脑里装了很多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生活的信心和热爱。我们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学者，或知识掌握者。”
他说：“我是校长，政府对我也没有任何考核，政府只看我的学校有没有人来读。只要有人来读，就说明我的学校办得很好。”
他又说：“丹麦的小学是没有考试的！”他还说：“在丹麦，允许孩子不去学校上学，但必须接受教育，即家长承担教育责任，也可以几个家长合起来办家庭学校。国家鼓励社会办这样的学校，还补助72%办学经费。目前丹麦有四五百所这样的学校。”年轻人完成了初中或高中教育，觉得需要一年“课间休息”，需要学会与人交往、与社会交往，于是就到这里来学习；有人读书读得没自信心了，可能就来这里；还有很多人觉得在别的方面有了困惑，也来这里。
总之，和最初的民众学校不同，现在民众学校的使命不再是民主启蒙，而是人生导航。许多年轻人遇到人生的困惑，或找不到自己，感到自卑，便到这里来，学校让他们很顺利地找到人生标识，找回自己，获得身份的认同。
我再次想到了摩根院长的话：“大脑里装了很多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生活的信心和热爱。我们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学者，或知识掌握者。”
如果我们的每一位教师和家长都具备这样的理念，中国教育可能才算真正成功。 风雨廿载，感恩每一份支持与陪伴，感恩每一份付出与收获。下一个二十年，未来更多个二十年，我们仍将勇敢前行，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我们一起参与到教育问题的解决中，遇见教育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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