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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定君  编辑：莉莉丝
全文共2840字 | 阅读需7分钟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难免会有个三灾五病，磕磕绊绊。一帆风顺是只有童话里才会出现的美满想象，其实对于一个文明来说也是如此，在文明的建构与生长的过程中，难免遇到重大的打击，或是天灾或是人祸，尤其是遇到难得一遇的大型灾荒，很多稚嫩的文明就因此而走向灭亡了。
在大江大河大平原旁生长起来的农耕文明，以储存和结成互助的关系最终走向国家的方式来对抗灾荒。
那么，在大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文明，又是如何面对灾荒的呢？
农耕文明更喜欢改造自然和顺应自然两种方式相互结合，而游牧民族对于自然和气候的依赖，其实是远远高于农耕文明的，对抗自然灾害的方法也和农耕文明迥然不同。
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价值观出发的，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房屋、田地都是不可移动且不可抛弃的财产，同时也是赖以生存的资产。但对于游牧民族，土地和房屋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重要，“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随时可以抛弃这片牧场转向他处。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财产是死的，是相对固定的，而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则恰恰相反，财产是活的，是可以移动的。他们的财产，就是他们所蓄养的各类牲畜。这些牲畜和农民的房屋田地一样，既是财产，又是生产的工具。
因此，当灾难来临，农民需要用平日的积蓄艰难度过，而游牧民族只要选择“走”就可以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财产和生活方式都是“活的”，这既是优势，也是其生存的困难之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安稳的“停下”，就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游牧民族心中的灾难，就和农耕文明心中的灾难就截然不同了。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抗灾防灾的关键，在于积蓄和互相帮助，在于“等待”。而对于游牧文明来说，抗灾防灾的关键，则在于保证牲畜的生命，因此，他们不储蓄，而是迁徙。
那么，游牧民族所面临的牧灾，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白灾”和“黑灾”，以及干旱、狼患和瘟疫等。
白灾指大雪覆盖草场，致使牲畜觅食困难。黑灾指的是草原冬季少雪甚至无雪，牲畜无水可饮，导致膘情下降，甚至造成大批死亡。干旱同样如此，牧草枯死，牲畜无食可食。而且，在草原上，一种灾难的爆发，往往会导致其他灾害的连锁反应，譬如说牲畜大规模死亡后，瘟疫就会随之而来，导致更大的灾难爆发。
总的来说，牲畜就是牧民的生命线，如同收成对于农民一样，牲畜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草原上的社会环境，甚至影响政权。
那么，具体的抗灾措施有什么呢？
  • 1.迁徙
迁徙避灾，是最为常见的抗灾措施，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防灾的重点往往在于灾前的准备工作，但对于草原上的牧人来说，各种灾难往往无明显前兆、影响范围广大、持续时间漫长。对于牧人来说，保护牲畜，就是保护财产，因此，当环境不适宜牲畜生活时，离开并寻找合适的生存环境，找到了，灾难也就自然化解了。实际上，牲畜本身就是一种“储蓄”。
其实迁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简单，在迁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民族发生关系，特别是与定居的农耕民族，这样一来，又容易演化为社会冲突。
呼韩邪单于为什么选择附汉？翻看那些年的史书“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饿死。”明白了吧，大型白灾来了，牧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向东迁徙，还是向西迁徙？
向东是强势的汉朝，向西则是不可揣测的前路。选择向东的就是追随呼韩邪单于的南匈奴，选择向西的就是北匈奴。
由于汉朝的强盛，迫使牧人们做出了“和亲归附”的选择，从对抗到合作，单纯的从防灾的角度考量，这其实是一种进步。
  • 2.“五畜合群”
我们的史学家和我们的史书，往往更关注汉匈之间的对抗与和平，对于牧人具体的防灾措施记载寥寥，不过在这一方面，当代尤其蒙古族学者的田野调查填补了大量史料的空白。
从这些资料来看，牧人们也和农耕文明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技术对策，在农民精耕细作的过程中，有很多能够达到增产的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其实牧人也同样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五畜合群”。
所谓的五畜合群，就是将骆驼、黄牛、绵羊、马、山羊五种不同的牲畜混合放养，这五种生物虽说都是食草动物，但物种归属却不相同，但他们在一起，展现出了万物和谐之美。
骆驼能忍受干旱，取食于树木，能为畜群抵御狂风以及沙尘暴，当遭遇大风和沙尘暴，其他牲畜就需要骆驼们站出来遮风挡雨了。马善于奔跑，在迁移过程中往往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在大雪覆盖草场时，马蹄还可以刨开积雪，能够确保马和其他牲畜不会饿死，甚至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其他牲畜还能靠吃马粪来维持一段时间。山羊取食于灌木和落叶，黄牛和绵羊食用矮牧草。
五种生物的饲料恰好是错开的，这既有利于畜牧业的产量，又减轻了草场的负担，同时还能抗击一定的灾荒。甚至这样的组合，还能使牧群提前察觉到狼群的到来，减轻损害，可以说是非常奇妙了。
  • 3.狩采相举
灾荒来临，牧人往往需要宰杀牲畜来作为口粮，在这种时候，狩猎和采集就成为了游牧民族获得食物、避免过量的宰杀牲畜从而度过灾荒的重要手段。
本始二年，匈奴左大渠“乃自请与呼庐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呼韩邪单于在位的时候也遭到了灾荒，一面请求汉朝援助，一面组织狩猎，结果“塞下禽兽尽，射猎无所得”，最后北归大漠，继续狩猎。
而采集，对象主要是草原上的各种野果、野菜、菌菇、食物根茎等等食物，阴山岩画里就有牧民采集野果的图样。
狩猎和采集相结合，增强了牧人获取食物的能力，也就加强了游牧民族抵御天灾的能力，更重要的，这种方式可以降低与农耕民族正面冲突的风险，有效的降低了自然灾荒转化为社会灾害的可能性。
  • 4.无论亲疏，一力相抗
对农耕文明来说，依据亲属关系结为组织，是应对灾荒的有效手段，而在草原上，却恰恰相反。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财富形式的差异造成的，房子和田地，可以按照亲属关系分给子孙，但畜群，却不能这样简单粗暴的传承。
因此，在草原上，饥荒来临后，由于机遇碰到一起的个人、家庭甚至是其他的游牧部落，只要遇到了，都会同舟共济，一力抗灾。正是由于这样生活的磨练，牧人们往往具有不关心个人利益得失，而着眼于整个集体的利益得失的胸怀。收继婚制，正是诞生于这种背景之下，你可以觉得这种制度野蛮，却不能否认这一制度让相对弱势的妇孺从未被抛弃，保证了孤儿寡母也能得到群体的抚养。
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游牧民族的防灾抗灾手段与农耕文明截然不同，但同样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智慧。正是因此，农耕民族不能取代游牧民族统治草原，游牧民族也不能代替农耕民族治理平原。
最后就自然的表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替执政，这铸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今天。
参考资料：
【1】《蒙古族生态经济研究》 暴庆五
【2】《草原“五畜”与游牧文化》敖仁其，单平，宝鲁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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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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