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古原
那个要继承农业发展银行家族事业的孩子火了，火得一塌糊涂。
孩子是无罪的，他说的话可能也不完全真实，毕竟这么小，懂什么？
不管这事多大，我都希望这个孩子不受责骂，不被打，不蒙上心理阴影。
他或许只是说了一句天真无邪的想法。

但是，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就引爆全网了呢？因为，孩子的话里，触动了人们反对身份社会普遍情绪。

身份社会的痛苦

在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全世界都是如此。
古代中国，有贵族，那就是士大夫阶层和皇权家族，他们是社会的上层。欧洲的神权、皇权，也有一大堆的统治者。
米塞斯说：
历史表明，远古以来，强者就利用其强势攫取权力奴役广大弱者群众。在身份社会（status society）中存在阶层等级。一边是占有了所有土地的主人，另一边是他们的仆从，臣民、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下等人的义务是服侍他们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旨在仅仅维护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王公及其贵族随从——的利益和地位。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众服侍他们，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们要想从天赋才能中获益就必须尽全力为不那么有才华的多数人服务，此外别无它途。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身份社会。
想象一下，在上个世纪的某个时间节点，一个工人和一个干部相遇了。工人问干部:"同志，咱俩的身份咋就这么不一样呢?"
干部神秘地一笑:"那可不，你是工人，我可是干部，档案都不放一块儿。"
工人不服气了:"那我想当干部咋就这么难呢?"
干部拍拍他的肩膀:"别急，除非你是大学生，从部队转业，或者有编制指标，不然啊，想当干部，比登天还难!就算'以工代干'，那档案里也改不了'工人'俩字。"
工人叹了口气，突然福至心灵:"对了，干部的待遇是不是就比我们好很多啊?"干部嘿嘿一笑:"那是，光工资就差了十八个级别，住房啊医疗啊，那都是天差地别。"
工人恍然大悟，原来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人的命运，早就被身份给决定了。
计划经济时代，先不说农村，仅仅在城市就业的人们基本分为两大阵营：干部和工人。
在当时的档案管理制度下，干部档案归人事部门管，工人档案归劳动部门管，泾渭分明，难以逾越。这就像农村户口想进城一样难，是一种"楚河汉界"。
这个身份，可不仅仅是档案管理方式上的区别，更意味着天差地别的物质利益。工资、住房、医疗、养老，样样都有干部的专属特供。
形成这种格局，最早要追溯到 1955 年至 1956 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工资改革。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这场工资改革充满了等级森严的职务工资制色彩：党政机关干部分为 30 级，企业工人分为 8 级，专业技术人员也各有等级。一张工资标准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最高级的工人，也就相当于 18 级干部的待遇。
干部内部的差距更是天差地别：最大级差 55 元，最小才 2 元，相差 27.5 倍!最高与最低工资的比例，约为 28:1。各种相配套的住房、医疗、食品供应标准，更是明码标价，级别分明。
这还不算完，工人内部也有三六九等。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比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待遇好得多，平均工资高出一大截。所以，调动工作时，谁也不愿意从全民企业去集体企业。
这个身份社会的形成其实也曾经被多名领导人批评过，不少领导人都曾批评过由家庭出身衍生的"血统论"，对导致干部特权的工资制度也多次表示反对。
更明显的身份制度，还发生在农村与城市 。
农民作为最大的一个群体，被按在了土地上，不仅不能向城市流动，就连出门都需要审批，即便放开流动后的八九十年代，春晚小品中依然把他们叫作“盲流”，甚至在2000年以后，还需要暂住证。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能找到关系办一个农转非，就是家里亲戚有天大的官了。他们的子女，想要成为工人和干部，几乎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套命令系统，他必须是一个由上至下进行执行的体系，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各种生产命令的执行。

正如同现代国家的军队，因为其对战争目标的唯一追求及其计划性，必然需要一套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才能与之配套。

市场经济与身份社会不兼容

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也在沿用这种上中下层的概念在描述社会阶层。比如，我们也会高顶层、中产、底层叠 。
这种描述实际上是在把市场经济中获得更多财富的人定义为身份更加特殊的一群人。这一定义，甚至广泛被民间使用，不管是媒体还是私下交流，底层中层上层的概念被广泛使用。
然而，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变化的现象，与过往身份社会形成的阶层完全不同。市场经济能发展，是必须建立在破除身份社会的基础上的。
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它不是得自于满足消费者的过程，也不可能因为消费者的唾弃而失去，他们来源于奴役和世世代代的继承权，本质上，古代贵族的地位来源于军事征服或是继承了军事征服的特权。
在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固定阶层来源于计划经济的指令模式，他是由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构成的。
而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企业家们，他们的财富来源于消费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完全由消费者决定，如果消费者要抛弃他们，他们马上就被取代，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将马上消失。
过往改开史当中，无数知名的企业早已消失不见，大多数企业家最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失败者，是消费者抛弃了他们，是消费者选择让其他企业主为他们服务。
有人说，大清帝国时代也是市场经济，这完全是扯淡。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谁有能力服务消费者谁就能脱颖而出，大清帝国时代哪来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反市场经济更为严重的时代，代代相传的征掠者和士大夫们才是社会的主角。
即使在欧洲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也是破除封建王权和神权的时代。身份社会中，人们被划分为具有不同的地位、权利、资格的世袭群体，法律赋予有的人以特权，又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
那种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相容的。消灭贵族制度，并确立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原则，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才会存在私有产权和企业稳定的发展预期，市场经济才得以创造繁荣。
在一个基于地位、身份或种姓的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的活动都是固定不变的。他一生下来就具有某种身份，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僵化的法律和习俗所决定的，这些法律和习俗为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派了明确的特权、责任，或明确地规定他不具有某些资格。
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存在阶层跳跃。古代中国的科举，能够中举的也大部分是士家子弟，普通人连读书的机会都不会有。
在金庸小说中，穷人家的子弟逆袭成为贵族，往往成为主题，因为极其罕见，比如韦小宝。绝大多数普通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跨越身份的鸿沟。
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下，欧洲贵族讲的都是文雅的法语，第三等级用的是“白话文”，而城镇的低等级和农民一般都说本地方言、语法和词汇都不纯正的混杂语和行话，受过教育的人士是听不大懂的。
不同等级的穿着也不同。不管是谁，在随便什么地方碰见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的等级。
在大清刚刚垮台时，无数的遗老遗少们就对人人平等原则发出了怒吼，他们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社会将不伦，老爷的尊严都没有了，那怎么了得?
过往在国企里呆过的老工人们，也对自己当年的上层身份怀念不已，作为“主人公”，他们认为现在一些商人、企业家爬到了他们的头上，物欲横流的观念取代了过往根正苗红的标准，金钱成为了唯一的标准，那些粗鄙的、没有品味、没有身份却拥有了财富，享受了美好生活，而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人，现在却两手空空。
这些批评后面都隐含着一种观念，那就是当年他们的地位来源于自己的独特的身份，他们绝不会为当时的农民所付出的一切感觉到难过，他们只为自己在社会中高人一等地位的失去伤心不已。
要求公平分配财富，就成为了他们的诉求，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下，那些人发的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作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却没有分配更多。
然而市场经济是奖励那些努力生产、努力服务消费者的人，他不会在意任何一个人的所谓身份，只要你能为消费者服务，消费者就会用金钱奖励你。
他是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不管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上一辈祖先的身份加持，只要你有能力，努力服务于消费者，就能拥有更多的财富，试问，世间还有哪一种制度比这种制度更加平等？
以程序员为例，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深的开发技术，在互联网上都是公开的，甚至是免费的，只要一个人愿意学，成为大厂的年薪百万的程序员，根本不是梦，而是一个现实中一定可行的路径。

几千年的历史上，普通人累积财富的通道，从未这么通畅过。

在市场中，真正进行对具体的个人进行评价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家族，而是消费者。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当中真正的帝王，他能让一个人富，也能让一个人破产，他喜怒无常，今天喜欢很甜的饮料，明天青睐无糖饮料，谁能满足他们变化无穷的需求，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
抱怨市场经济不公平的人，只能证明一点，他们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不如另一些人。
法律上，没有任何手段禁止你去服务消费者，你可以挑战马云，挑战王健林，也可以挑战所在城市里某一个火爆餐厅的老板，挑战任何一个大厂程序员。
只要你能生产出让消费者尖叫的菜品，你立刻可以取代那个年入千万餐厅老板的财富地位。
消费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而选择你。
这是何等公平的制度？ 
一个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必然只能由市场经济来形成。

农业发展银行之所以会出这种舆论事件，因为他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份社会又一次刺痛了人们的心。

大多数的普通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要想发财要想在财富上晋升一个阶层，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比拼自己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但在计划经济的残留中，身份社会依然存在。
市场化改革才是解决方案

一方面，破除身份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使得更多的人们反感身份社会，要求进一步破除身份社会。
对官商勾结的不满，对官员花费巨额资金住ICU的不满，都体现了对身份社会的痛恨。

今天的中国，依然在不少领域有着身份社会的特点。
在一个市场社会中，不努力则不得食，不生产，则无消费。但凡是某一类身份标签的人，他们不生产（少生产），却可以消费很多，无不是这种身份社会的体现。
生产多，并不是劳动多，而是你生产的商品总量大，再辛苦的农民，如果产出有限，那收入低都是正常的。

如何让生产多，就是要追求资本的积累，只有资本的积累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比如各种汽车工厂全部自动化了，以前要一万个汽车工人才能生产出来的汽车数量，现在可能一千人就可以了。

过往数十年来，外资的进入、本土资本的累积，都在提升工人的生产效率，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哪怕一个现代化生产线上的农民工，他的所得，并不如很多生产远不如他的城里人。
这依然代表着身份社会的存在。身份社会中，你之所得，必是我的所失。有人有特权，就代表着另一群人被剥夺。
这种不公平，只有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身份标签，让所有人自负其责，自食其力，才能减少这种剥夺，进一步减少这种情绪。

大部分人并不仇富，宗庆后曾经贵为中国首富，但其财富来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越大，它就越多地被迫调整其生产以迎合群众——它的主人——的永远变化的不可捉摸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供应大众的大批量生产。正是大众的垂青使得企业壮大。
普通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至上的。他是“永远正确的”顾客。
只有让更多的人加入市场，才能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上帝”，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努力服务于他们。
这时，身份社会就彻底消亡了。何以解忧，只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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