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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叁期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确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针，为扫除国内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国共合作这一政策的出台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国共双方在其合作的方式、主体以及限度上均有过不小的争论。而在两党之外，苏俄及其共产国际的态度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层层博弈的背景下，这项政策经历了种种波折与反复，在各方利益达到平衡时才得以通过。
国民党“联俄”政策的延续
虽然国共合作的主体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但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一方针的实现，必先要经过中国共运的总指挥——共产国际的同意。孙中山对苏俄道路的经验是十分看重的，他刚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就立马意识到，这场革命在中国同样有着很强的可借鉴性。所以他致电列宁，对苏俄革命的成功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并希望中俄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同样急需外部的朋友，所以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同样给予了很大肯定，甚至高呼：“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双方一拍即合，苏俄随即派出代表马林前往中国与孙中山会谈。马林是荷兰著名共产主义运动家，还曾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着充分的认知与独到的见解。共产国际指派马林与孙中山接洽，证明其对广州国民政府的重视。
1921年12月23日，马林抵达桂林，随后数年间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流。马林对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巨大缺陷，那就是组织涣散，缺乏行动力。基于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了解，马林随即提出，要以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方法来改造国民党，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性政党，这也是共产国际交代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可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军事上的困难，北方的军阀在实力上远胜过广州政府，所以他希望苏联能尽快提供紧缺的枪弹及资金援助。但问题在于苏联此时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及军事压力，想要大规模地支持国民党是不可能的。这让孙中山十分失望，长期以来，由于军事上的弱势，他不得不长期依靠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在各派系之间纵横捭阖，这种办法能求得一时之安宁，可终究无法消灭军阀，实现国内统一。此时苏俄方面希望孙中山可以选择与中国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吴佩孚合作，孙作为思想领袖，吴作为军事领袖，两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但这并不符合孙中山的利益，因为吴佩孚和背叛自己的陈炯明（1922年6月叛变）有很深的关系，双方几乎没有联合的可能。相反，孙中山反倒对同样拥有着雄厚实力的张作霖很感兴趣，他认为张作霖虽是一介武夫，却是个很聪明的人，对背后的日本人也是阳奉阴违，具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这令马林感到十分忧虑，因为张作霖一贯持有反苏的主张，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政权成为中国的主宰，所以双方暂未能达成一致。
孙中山
双方争论的表象在于，国民党能否得到它所期望的军事财政支持。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苏俄对于中国国民党执政能力的怀疑。马林在给廖仲恺写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表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导致新生的民国仍然保留着封建阶级的统治权力，而国民党却自认为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前提下，就可以建立一个新中国。结果他们“只依靠军阀，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这种单纯军事路线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军事势力在新生的民国中获得了控制权。烽火连绵迫使国民党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完全忽视了政治教育和鼓动工作。这就导致国民党不仅没
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与其他军阀几乎并无区别。马林愤怒地提出：“国民党今天的所作所为使其领导人的辉煌历史大为失色，也败坏了那些为主义而献身者的声誉。
马林
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必然要先对国民党予以改组，引入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党员，完善各项组织制度法规，以缔造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政党。而执行这一任务最好的对象则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以其擅长的组织和宣传对国民党加以补充。此时孙中山也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积弊已久，必须作出一定的改变。不过这一意向却激起了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阴谋论”论调，例如国民党广东支部邓泽如等11人就曾联名上书孙中山，他们认为苏联之所以支持国民党改组是别有用心的，而引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则是“施其阴谋”。
孙中山倒不认为后果会有那么严重，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们还只是一些“少年学生”，两党在体量上有着巨大差距，因而中共并不具有太大的威胁。即便二者真要合作，也是共产党融入国民党内，完全听命于自己。孙中山的大力推动为两党合作奠定下坚实基础，但这种基于不平等地位的思想却也就此延续下来，为后续的国共关系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
对于孙中山而言，国共合作实质上是“联俄”政策的延续，也是换取急需的财政军事支持的必要手段。所以他对改组国民党的真正含义尚没有充分的认知，这也影响到其他国民党人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定位。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带着大量的援助来到中国后发现，国民党的状况比想象中的更严重。大量的国民党员过多地滥用了国民党的名号为自己谋求私利，使原本忠诚的革命者也失去了信心。而这些优秀的党员放弃了组织群众的工作后，完全投身于军事当中，并逐渐地变得军阀化，导致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军阀在为什么打仗。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群众性组织感到失望，而在于他们对改组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这些人的领袖，即孙逸仙本人在兜售与某种党性精神相抵触的思想”。
某种程度来说，国共合作是孙中山“拉—派，打一派”思想的延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当然不能够从实质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孙中山开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先声，在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
作为国共合作的另一当事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只是当时的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对于很多问题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看法，关于国共合作的议题在党内同样有着很多争议。因为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且“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这天然地给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交流制造了障碍，马林与中国共产党人刚一接触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而更不巧的是，以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为首的一批人对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持有怀疑态度。1922年4月，陈独秀曾专门就此事致信共产国际的另一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列举出两党性质及宗旨的不同，并表达出对孙中山难以接纳己方意见的担心，认为两党合作的基础尚不成熟。
一方面，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陈炯明与孙中山政见不和，展开了激烈的争执，陈独秀身处其中难以应付，甚至被视为陈炯明一派的人而遭打压。早在1921年时，广东省就曾经掀起过“驱陈”运动，逼得陈独秀不得不黯然离开。这次事件本来是国民党内派系及权力斗争的结果，却让陈独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给他带来了长久的心理影响，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不愿常驻于广州。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认为贸然加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可能很难独善其身，往往会卷入政治斗争旋涡而难以自拔，亦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内还有很多人对国民党缺乏信心，他们认为一旦实行国共合作，则很容易被国民党消化吸收，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所以1922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痛陈辛亥革命之所以至今在中国未能取得成功，都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这个所谓的“民主派”，自然指的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并无必要与这么一个刚出生就已落后的政党合作，这也是党内多数人达成的共识。
陈独秀
但马林仍然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不仅因为他想将国民党推向亲苏的一边，同时也是马林对于中国现状的观察与思考。在他看来，中国产业基础薄弱，工业落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根本不能形成西方人认知中的那种工人运动，更加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所以他给出的建议是，“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
为了改变中共方面的态度，马林做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承诺，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并不会导致全党为国民党所“吞并”，相反，利用国民党已经成熟了的机构组织，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将国民革命引导向新的方向。对于此时规模尚小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说法有着一定的说服力。所以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认为为了达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可以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党派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党外合作方针，这与孙中山的设想并不相符。
此时的马林并没有坐在中共二大的会场中，他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马林长期以来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收到了效果，共产国际认可了马林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认为达成国共合作是十分有必要且迫切的。很快，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回到中国，此时，中共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这封指示信拥有着很强的法理性，因而在8月底召开的西湖会议中，全党上下达成一致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逐步实现改组国民党的目的。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是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马林和中共代表建议之后作出的综合总结，也是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关系和革命形势的一个整体判断。这份决议先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质进行了肯定，认为它是中国当时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然后认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这一前提下，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派出党员参加国民党，对工人、群众加以组织和教育，同时努力地促使国民党倒向苏联。其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表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不少人的顾虑。
就在不久之后的1月26日，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共同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也在官方的层面重点强调了“联俄”的方针，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鼓舞，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重要基础。
虽然根据组织和纪律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履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思想的转变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不久之后的二七惨案正好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契机。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了积蓄已久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第一次工人运动的最高潮。遗憾的是，这熊熊烈火尚未燃起，就遭到军阀吴佩孚的严厉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场罢工以血的教训告诉了中国共产党人，光靠罢工是阻挡不了军阀的，只有以武力对抗武力，才能保全革命的火种。此时正在扩大武力、筹划北伐的广州国民政府无疑成为最为关键的助力，就连陈独秀也一改往日的态度，积极地为国共合作呐喊。在他当年4月发表的《怎样打倒军阀》一文中，陈独秀就提出，但凡是有志于革命的革命者，“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
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为了表达对国共合作战略的支持，也为了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发展，马林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央应当由上海移往广州，并在此召开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前，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各种方面都有着很多优势条件，所以才将中央驻地选在此处，同时这里也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情报搜集与指挥中心。但是马林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而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所以广东最具有革命的土壤。他还积极建议共产国际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将广州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这一计划很快便得以实现，随着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到查封，连陈独秀也遭逮捕。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北京，但在吴佩孚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后，北京也不再适合活动。此时由于陈炯明叛变而远遁上海的孙中山再度返回广州，重新打出“打倒军阀”的旗号，广州作为国民革命中心的条件已然成熟。所以在1923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迁往广州，并筹备起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孙中山革命行动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在1923年6月12—20日召开的中共三大中，陈独秀明确了将要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党内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对于《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的表决，有21人投赞成票，16人投反对票，另有3票弃权。《议决案》仅以5票之差得以通过，可见双方争论之激烈。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整体来看，持反对意见的人多半是担心能否享有独立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可以被号召起来单独地实现革命目的，不需要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而支持国共合作的人多半是受到马林的影响，承认共产国际的论断——“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而共产党的实力又尚且弱小，所以必须与之合作。不过还有少数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毛泽东，他虽然投了赞成票，却并不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行得通的。他认为应当团结更广大的农民阶级，“如果我们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这样的局面”°。这一“另类”的论断在中共三大中并未得到广泛重视，但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被证实，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这份《议决案》基本上延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精神，总共八个部分。开篇就提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给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义务”，把中国的革命与世界的革命形势紧密联系起来。然后提出统治中国的军阀政府实际上是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傀儡，所以反对军阀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 《议决案》再次肯定了国民党的革命作用，将其视作中国最有能力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党。但在同期的三大宣言中也提出了国民党的两大弱点，一是单纯地指望外国援助中国革命，二是重视军事行动而忽视民众宣传。考虑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尚且弱小，不能够产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现状，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并不会消解其自身的独立性，相反，可以弥补国民党工作的不足，促进国民革命。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合作中可以不断扩大自身的组织，巩固群众的基础。
总的而言，虽然中共三大的代表们在国共合作这一议题上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都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景所作出的判断，不能简单地评价某一种方式正确与否。而两种道路在今后的革命历程中均有实践，虽然结果各不相同，但也都为中国革命的推进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结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史的走向。它的背后是三方势力的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博弈中达到平衡，亦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复杂的国情，以及基于不同立场的人对于中国现状的思考与探索。
如今中共三大已过去百年之久，其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历久弥新，在新时代中绽放出不一样的色彩。在实行国共合作的短短数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推动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为实现共同的革命任务而斗争。这些宝贵的经验之后被毛泽东同志总结为“三大法宝”中的“统一战线”一词，并逐渐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在今日仍然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
文章作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昕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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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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