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街头失败发生之前，统治者早已在意识形态上战败了，在王宫大臣的脑海里、在近卫军官的内心里，早已顺从了新原则的合理性，即政权的维护者首先失去了对自身权力基础原则的信心，然后才是乌合之众的轻轻一击，才得以轻而易举地掀翻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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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理解法国大革命实质的人，都会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意识形态，并非空洞无物的论述，而是生死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路易十六的王权为何弱不禁风？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因为早在巴士底狱失陷之前，王权的道义原则首先就在王宫大臣和近卫军官的内心中失败了。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当时法国流行着两种思潮：

第一种，乃是伏尔泰、卢梭、西耶斯等掀起启蒙思潮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的上流新生代精英，在当时贵族妇女们举办的沙龙和俱乐部里面，受欢迎的演讲家们漠视上帝的权威，鼓吹天赋人权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潮从实质上就已经否决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君权神授。实际上，点燃大革命的火种来自上流社会而非底层群众，发动革命的核心成员奥尔良亲王、米拉波、拉法耶特、巴伊等人，都是新观念的深度信奉者。
这些人在平常时刻，利用自己的资源，猛烈抨击王权政治的种种弊端，若隐若无地否决王权的合法性，散播各种诋毁王室的谣言，在动荡时代，则煽风点火，推动革命。虽然最可笑的是，这些推动革命的上流精英们随后也遭受了革命的残酷反噬，沦为可悲可鄙又可怜的小丑。
奥尔良亲王路易菲利普二世，路易十六的表兄，乃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煽动者之一，他追求时髦，自诩卢梭思想的信奉者，在大革命爆发前将自己的王宫让给煽动家居住，成为革命者联络的场所，并提供经济支持，这些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通过非常规手段在政治上赢得更多。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时，他带领一批贵族投靠革命派的三级会议，成为整个局势恶化的关键推动人之一，自己则获得了短暂的巨大人望；在妇女骚乱事件中，又是他策动了决定性的谣言；在路易十六审判时，他投下了关键性的处死票；为了取悦革命，他改名为“路易平等”，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作为革命叛徒的潜在嫌疑人，被革命处决
第二种，乃是对王权的各种否定性谣言散播极为剧烈，这些谣言实际上是由那些信奉了第一种思潮的作家、贵族们煽动或制造的，如王后项链事件（对王室名誉造成巨大伤害）、路易十六耽于木匠疏于国事（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王后奢侈亏空国库（实际上是因为战争）等，包括引发大革命中妇女事件的“国王试图饿杀巴黎人”的谣言，这些谣言叠加当时巴黎人相对艰难的生活——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严重加剧了巴黎的食品供应压力，产生了巨大可怖的潜在政治风险。
总而言之，这两种思想，从根本上分别否决了王室在精英和庶民中的合法性，就像托克维尔所言，大革命的教训就是，革命在爆发之前就早已胜利了，它首先在贵族新生代的年轻人中获胜，然后在市民新生代的年轻人中获胜，最后在年轻的军人心中获胜，人们坚信伏尔泰和卢梭言辞的正确性和必胜性，淡化了对上帝的信仰。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革命的推动者因此大胆无畏，不惧死亡，义无反顾地迎接未来，而上帝与国王的捍卫者则胆战心惊，瞻前顾后，恐惧现世的报复。因此，当大革命的洪流在街头涌动的时刻，拥有强大武力的统治者竟然没有想过抵抗，如同1991年的苏共一样，他们不敢抵抗。
就像革命家巴纳夫在大革命期间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人会抵抗必胜的正义，也没有人会捍卫必败的邪恶，1789年的故事就是如此简单”，所谓正邪胜败的论断，是早在大革命之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决出高下之后，就已经为大革命在巴士底狱的胜利铺就了顺理成章的坦途——革命的敌人在政治失败之前，就已经在灵魂上战败了。
刺客信条中的巴士底狱事变，其中充斥着荒诞的刺客故事，但实际上整体而言是符合当时的大致情况，暴民攻克了巴士底狱，将莫奈侯爵及其家属的人头挂在竹竿上——当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刺客，而是会使用大炮的退伍军人和叛军士兵
无独有偶，苏联的崩溃同样源于此，在苏共走向灭亡之前，首先失败的是他的意识形态，而后才是他的政权，正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丧失了对自身道义的本能信心，一旦苏联显示出现实的颓势，那么整个情势的恶化就不可避免。从某种角度看，恰恰是因为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实现本能自洽，苏联就必须显示出现实世界的物理强势，但这是一种极端透支硬资源的无奈做法。
所以，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是基于人的本性。普京和埃尔多安政权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大幅波动和严酷制裁下延续至今，就在于他们拥抱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两个民族的本性；日本昭和天皇在二战末期最艰难的时刻，之所以从未面临内部危机，同样亦是因为他最大程度上顺从了大和民族的本能认同。这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意识形态不败之地，就在于顺从一个民族的本能。当然，在现实中调和妥协也是避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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