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
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着一句话：穷则不婚不育，达则去父留子。
很显然，这句话的主体是女性，在女性身体、生殖能力长期被规训的文化背景下，“不婚不育”或“去父留子”表达了女性要掌控自己身体的强烈意愿。
关于父权的起源有不少研究，简单总结，会看到父权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男性地位上升的过程，相对于这种地位的上升则是女性地位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地位互换的结果——父权之前，或者父权以外的社会，往往有着更平等协作的成员关系，没有任何单一性别处于支配地位。
父权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性别地位和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开始变得不同了。
女性的生育能力决定着部落繁衍，在早期人类社会，女性是绝对的力量持有者，但这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女性的生殖力为何成为了被控制的工具？女性强大的生殖身体又如何成了“劣等”第二性的标志？
今天的文章，独立性别学者Alexwood将从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来阐述女性在父权社会地位下降的过程。

讲述 |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从“创生者”到“第二性”

性别的等级，也就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等性，这是父权制制造的结构，也是父权制存在的前提，所以这个前提必须通过知识生产和观念塑造不断得到维护和巩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话语：“男人是完整的人，而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
除此之外，在所谓“科学”领域或者哲学领域，女性劣等性的话语也是无处不在，只是因为学科权威的加持更隐性，也更有害。
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公开宣扬，“女性（还有儿童和奴隶）不配做公民”；18世纪以前很多科学家在对性别的理解上采用“one-sex theory（单性说）”，认为男性代表标准人类身体，女性只是一个劣等的倒错的翻版，用古希腊医学和哲学家盖伦的话说，“器官和男性完全一样，只是完全长错了地方。”
后来人们意识到男女身体生理性的不同，“one-sex theory”发展成“two-sex theory（双性说）”，然而其中的生理差异只是再次被用来证明女性相对男性的“低等”，从而将社会化的性别角色固定下来，正当化了女性的较低地位。
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认为，男人女人天然就不一样，所以男性属于公共领域是天然的，女人属于私人领域，即家和厨房，也是天然的。女人天然就是为了给男人提供庇护和照顾而生的，她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也应该根据男性的需要来安排，好让她能更好地服务男人。
再往后，还有为人熟知的弗洛伊德和他的“阳具嫉羡”（penis envy)。他认为，女人如果无法从阴道纳入阴茎的交媾行为中获得高潮，那就是“不成熟”，甚至有精神疾患的表现，她可能是因为对母亲有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渴望阳具，所以有成为女同性恋的“危险”。
同样，如果女人享受阴蒂愉悦，在他看来也是“阳具嫉羡”的表现，因为阴蒂很长时间内被看作一个低等的，不完整的阴茎。
总之，女人是第二性，相对于作为默认和标准的男性性器官，女性的性器官也是第二性的。在知识和“科学”完全为男性掌握的时代里，对于次等公民劣等性的所谓“科学”发现，数不胜数。
《指环王1》
从曾经的“创生者”到如今的“第二性”，女人地位的下滑是一个缓慢但并不算复杂的过程，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和占有，是父权制度出现的根本动力，以及持久后果之一。
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师凯伦·霍尼（Karen Horney）提出了被后人总结为“子宫嫉羡”（womb envy）的著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控制和占有的动机。“子宫嫉羡”显然是对应弗洛伊德的“阳具嫉羡”，也透露着对后者的批判。
“子宫嫉羡”，即男性对女性怀孕、分娩、哺乳等一系列生育功能的嫉妒羡慕情绪。这种情绪和心理倾向是男性扩张欲和控制欲的来源，无法生育的焦虑导致男性试图对于女性（生殖）身体加以不断的掌控，并驱动男性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通过扩张获得成功，好弥补自己不能创造生命的“缺陷”。
而且，凯伦·霍尼认为，男性的“子宫嫉羡”比女性的“阳具嫉羡”更加强烈，因为相对女性，男性更需要通过贬损女性，来获得支配地位，建立自我的确认感，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令他们畏惧。
荷兰学者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在著作《乐园之丘》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发现：“男人要靠女人才能获得自己热烈渴望的子嗣，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从源头上扰乱了两性间的平衡……无疑影响了各种关系，使男性强烈地渴望被补偿：他们需要权力，渴望控制女性的繁殖能力，并禁止女性进入某些重要领域。”
从考古和人类学记录中，我们知道，早期人类男性对于女性能生孩子这件事，是极度羡慕并会加以模仿的。
人类学家麦文·康纳（Melvin Konner）曾讲述，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女性在怀孕临产期间，丈夫会吃很多导致便秘的植物，当妻子开始分娩，丈夫就到野外使劲排便，然后回到部落告诉大家他也生了，只是生了个死胎。
这与大家或许更熟知的“产翁制”异曲同工，甚至可以看作最早的“产翁制”。我们现称的“产翁制”风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过，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妻子怀孕期间，丈夫被禁止吃某些食物，做某些事情；妻子生产的时候，丈夫模拟女性分娩场景；妻子分娩后，丈夫则扮成产妇，也就是“产翁”，抱着孩子卧床，代替产妇“坐月子”，接受侍候，以及亲朋好友的探访庆贺，妻子则在生产后几天就要恢复劳动，还要照顾自己“坐月子”的丈夫。
瑞士人类学家约翰·巴霍芬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都认为“产翁”现象代表着一个社会从母系氏族制度向父权制度的过渡，是男性对父系生育权的争取。在母系社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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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父权制度的渗透和开展，以及男性地位的提升，男性对于母系传承的不满以及焦虑感，转化成对母亲“创生者”角色的替代企图。通过“产翁坐褥”这种种看似荒诞的模拟，男性向世人宣称“孩子是我生的”，所以血脉关系也应该按照父系继承（随父姓）。
“产翁”这种习俗的产生，就是为了让男性可以分享，乃至夺取女性生殖力带来的荣耀，及其相关的权利和地位。当时的男性已经明白，主宰了生育，即可以主宰家庭，以及社会。
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著作《父权的起源》一书中说，当男性主导的秩序建立起来，所有女性必须接受，男人或男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过程。
所以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男性一方面“嫉羡”，另一方面想据为己有，就产生了控制和占有。如今不再有“产翁”，男性不需要再假装分娩或坐月子来彰显孩子是自己所生，因为父权已经稳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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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权体制下，男性得以通过干涉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性关系、受孕/避孕行为、生殖自主权（生或不生的决定），以及孩子的继嗣权/继承制（冠姓、名分、家族谱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来掌握生育这种强大的能力。
一个社会中男性掌握的权力越绝对，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就越严苛，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侵犯就越严重。
汉莫拉比法典和新亚述法典中，种种对女性身体的非人性处置，其实至今还在延续，只是现在这些控制更好地隐藏在“法律”和“民意”之后。比如拒绝为非婚女性提供避孕药，或者将女性堕胎非法化，这在某些地方是近代史，在某些地方就是此刻现实。

02.
女神的降格和消失

崇拜同时忌惮，向往同时恐惧，原始男性对于女性生育能力有着种种复杂的情感。要摆脱这种失权感，男性必须把“生殖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过程也反映在人类创世神话的性别演变中。神话中女神被男神取代，被降格的过程，往往象征着女性生殖力被控制，从而失权的过程。
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以研究古欧洲石器时代文化的学术成就闻名于世。
她在1991年代初发表了著作《女神文明》，通过大量考证提出，在公元前7000-3500年，古欧洲主要是母系和母权文明，人们崇拜女神，社会由女性领导，男性作为猎人和建筑者劳作，而男性和女性，人类与自然皆能和谐相处，并无等级和支配关系，过着田园生活。人们制造瓷器而不是武器，建造聚居地而不是战争堡垒。
然后这一切被北方来的入侵者打破，负责创生和丰收的女神们被男武神们取代。女神们要不被配偶化，成了万神殿中的某个男神的妻子、情人、女儿，或是被带上了面具，化身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那些顺从但依然强大的女神。
比如成为性感符号的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被武装化成为战争女神的雅典娜（Athena）——这两个女神其实相当于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情人，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女儿，雅典娜甚至没有母亲，而是父亲宙斯头顶生出来的。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女性生殖力的“窃取”。
金布塔斯的观点基于实证考古，比如那段时间挖掘出的陶像和石像，其性别特征有70%以上是明显的女性，有乳房和怀孕一样的腹部，以及生殖器。
但是当考古学家缺乏性别视角，或者满含现代人的性别偏见，这些发现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当作女神崇拜的证据，而是被色情化，被理解为当时人类的性玩具，抑或是被简化归类为某种“生殖力邪教”的崇拜（Merlin Stone，《When God Was A Woman》）。
这个知识生产史本身就是人类女性在父权历史中被降格的体现。女性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创生力和生殖身体，在父权意识深深渗透的近现代，却只会被看做一个为男性社会服务的工具。而因为这样的父权思维，我们又不断与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性别历史失之交臂。
《权力的游戏》S1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一书中阐述了与金布塔斯相似的历史观点。当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基于等级的统治关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合作关系，社会完成了一次父系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转型。
虽然父权社会的奠定并非一日之寒，历史的发展也并不是“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线性进程，但女性一旦成为下位者，权力关系就很难再彻底的扭转，权利的流失变得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
中国的女神史呈现同样的模式。西王母、嫦娥和女娲，是三位有完整叙事的中国古代女神，她们最初在文献中的事迹都是独立的，后来都被配偶化。
西王母是住在昆仑山的神仙，可以支配宇宙力量，她的蟠桃树是天地间的枢纽，果实让凡人永生，她保护众生，掌管人间生死的灵丹妙药，所以备受人类崇敬。后来西王母被配了一位丈夫东王公，她也降为了女仙之首，主宰范围成了人间婚姻和生儿育女。
女娲在《山海经》记载中“一日七十化”——“化”即化生。不同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创世神话中总是一个男性神灵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完全是自己独立完成，没有任何男性介入。可她之后被配了一个老公伏羲，而且总是出现在伏羲之后，比如“伏羲女娲造人烟”。
嫦娥，据说本名是“恒我”——“使我永恒”，表达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景。后因汉文帝刘恒之的忌讳，“恒”渐渐变形为”娥“。最早关于嫦娥的神话文本并没有出现后羿，到了汉代人们将阴阳观念和日月的神话进行了整合，把嫦娥与后羿组团。嫦娥从一个不死永生的图腾，演变成家庭伦常中背弃丈夫、破坏团圆的人物。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
用比较文学学者叶舒宪的话说，“在父权制的社会，如果想要将一个单独的女性神灵留存下来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拉郎配的办法，把她配给男性大神作为夫妻。这样名正言顺，既符合男性社会的伦理道德，又便于在美术上加以表现……一般来说，没有配偶化，就被妖魔化。要想存在，就要变成男性神灵的对立面。”

03.
生殖能力如何变成枷锁？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女神伊南娜（Inanna）经历的父权改造，基本对应着现实社会中女性逐渐失权的过程。
伊南娜曾是苏美尔文化中最重要的主神，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随着男性为了保证孩子是自己所有，对孩子主张所有权和冠名权，苏美尔的村庄开始转为父系。但此时女性仍然掌握食物，苏美尔的男性和女性也依然一起劳动和建造伊南娜的神庙。
随父系传承而来的，是随夫居的习俗转变，女性开始嫁入男方的部落，也因此活动和移动变得更受限制。
父系部落单位的建立，催生了农业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地域扩张和军事化，女性此时失去了食物分配的权力。与此同时，伊南娜在苏美尔的神庙中降格，屈尊于其他男性神灵。
到了公元前3500-2800年，苏美尔经历了持续的部落战争，战败部落的女性被掠夺成为性奴或生育机器，强武的军事精英占据了部落和村庄的领导地位，并继续兼并扩张，神庙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的女儿被任命为女祭司，并以伊南娜之名，代表土地被嫁给男祭司——显然，此时伊南娜的生殖力已经被分割出来并工具化。
《女人们的谈话》
根据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梳理，从最早掌握生死、植物、天气和星辰的“万物之神”，到后来的的“爱与战争女神”，后来又成了一名“疗愈者”，一名男性主神之间的“说情人”。
伊南娜的地位节节下滑，直到美索不达米亚被亚摩利人征服，伊南娜成了“妓女之神”，而当时的妓女即被掠夺来的女性奴隶，身体成为统治者私有财产。
《父权的起源》一书中总结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古老文明，在父权制度发展下的女神演化模式：
首先，这个文明的大母神被降级，她的男性伴侣或者儿子的上位直至主导地位，然后这个男神和一个风暴之神被融合成一个男性的创世神，位于万神殿之首，统领所有男神和女神（“宙斯”不仅是一个神，更是一个套路）。这时候，创世和创生之力也从女神转移了到男神身上。
在《父权的起源》发表30余年之后，荷兰学者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在著作《乐园之丘》中，再度通过详尽的跨文化研究，确认并补充了前辈勒纳的结论。
她发现，很多文化中最早的母神都是自主诞育生命，无须男性介入，随着时间流逝，创生发展成一种男神和女神性合作的形式，比如女娲和伏羲，比如印度赫鲁索人（Hrusso）神话中的天空和大地。
在这个故事中，男神天空因为无法把大地母神纳入双臂，还要求她把自己缩小，才能“带着爱靠近她”。最后，能够独立孕育的大地母亲从画面中逐渐消失，她的男性配偶神逐渐发展成无需女性也可以独立创造生命的天神。
因为没有女性生殖器官，男神们在神话中展现了各种生育方法。埃及的远古力量努恩（Nun）是一个男性造物者，他与自己的手交媾创造了万物，一切都是出自他自己，包括他自己。刚果库巴人的神，班巴，从嘴巴里吐出了完整的宇宙。
万物之父宙斯，担心第一个妻子墨提斯生出的孩子雅典娜会超越自己，于是将怀孕的墨提斯吞了下去，然后从自己的头顶生出雅典娜。而雅典娜后来则为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俄瑞斯忒斯（Orestes）辩护，说生命的神圣根源是父亲，自己就是父亲生的，可谓是敬父贬母的代言人。
在一个楚科奇神话中，男性造物者雷文（Raven）看到妻子先是腹部鼓胀起来，然后生了两个她称为人类的孩子，他对此感到十分不快，以至于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自己也想要创造些什么。
最终他通过大小便创造了一个世界，包括上面的山谷和海洋，骄傲地把他的妻子诞育的人类放到这个世界上。另外，还有很多男神拥有乳房，好滋养他诞出的生命。
《女人们的谈话》
希珀还总结了一个神话演变模式：女性造物神作为生命之源，有着绝对的力量，但往往会变得苛求无度，睚眦必报，最终导致一个男性神灵（很多时候是她的儿子）代表正义与之抗衡，并最终将之制服或者除掉。
神话故事是人类最早的共同信仰，其中传达的观念和信念是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创世神话中女神的演变历史，也正折射着人类社会中女性权力被逐步剥夺的历史。神话中，女神的创生能力往往被一个男神接管，女神退位，而这种权力转移会因为她作为女神的任性、贪婪、不公正而被正当化。
女性的生殖能力和身体，在这些叙事变化中，常被指认为一切邪恶和混乱的源头，因为在现实中，男性强烈地需要这些自己缺失的身体部位，对之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
如希珀所写：“女性创造生命的能力被与一种必须被驯服的、无法控制的天性联系在一起。很多神话引入一个令人安心的、至高无上的男神或男性祖先作为一切生命的创造者，以此尝试给女性这种令人恐惧的生命力套上笼头。”
于是，“男性生育能力的缺失总会转化成一些成功的故事，故事中，神性的或男性的秩序总是能战胜和管控女性造成的混乱。”这对应着现实中，女性的生殖身体，包括乳房、阴道、经血，以及和生殖相关的身体活动，都被视为具有危险的力量从而成为禁忌，被加以限制。月经至今是用来贬低女人，将之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有效手段。

04.
支配源自恐惧

另一方面，女性的生殖能力在现实中被贬低。
古代埃及人认为，只有父亲才是后代的创造者，母亲只是为胚胎提供巢和营养。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生命的精华，也就是后代的“形式”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身体只是提供材料，被男人的生命气息嵌入子宫。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称，如果没有女人介入，男人就不能再造自己的同类，这是多么令人遗憾。
希珀论述道，想令生育的特权受到控制的人通常会采用两种措施：一方面警告人们注意女人所拥有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贬低女人。从而，男性在他们管理的社会中垄断了繁殖，以及关于繁殖的叙事。
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这种垄断对于男女地位的塑造——很多创世男神往往选择先创造男人，然后再用更劣等的材料，或者是男人的一个身体部位，比如一个脚趾或一根肋骨，创造出女人。这成为了女人应该服侍丈夫，男人必须主导妻子的性别秩序的基础。
希珀指出，通过创世神话，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大量相似之处被忽视，而对两性差别的强调可以使等级制度保持完好，因为这些差别成了女性“劣等性”的证明。
总结一下，父权建立过程中，女性的生殖力从“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绝对的无权”（米尼克·希珀，《乐园之丘》）。那些曾经或至今被恐惧或者贬斥的女性身体部分，恰恰是与男性身体差异最显著的部分，那些曾经或至今被视为禁忌和“见不得人”的女性身体活动，比如哺乳、月经、绝经，恰恰是和女性生育力密切相关的身体活动。
女性的生育身体令人渴望又嫉妒，不可或缺又难以控制，于是女人的生育能力，对于原始人类男性，就是她们需要被扼制和控制的原因。
随着父权社会一步步加强对女性身体和生殖力的控制，女性一步步失权，被迫屈服，而这个失权的过程也被捕捉到神话的性别关系演变中。
《仲夏夜惊魂》
至此，通过对女性生殖力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的溯源已经充分说明了，男性对于控制生殖力的需要是父权社会建立和发展的一项根本动力和目标。
男性集体在历史中的上位过程，和女性失去地位的过程，是同步的因果关系。制造等级，并以压制维持等级，是父权社会的基本形态。
我们至今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在父权社会之前曾有过母权社会，但我们已经很清楚，母系社会存在过，且依然存在，而且相对父权社会更加和平、平等。终结父权社会的答案，必须不能是一个父权性别关系的简单倒转，谁上谁下，都不是平等。
近些年中文语境出现了一种“母权主义”的话语回归，我能理解“母权”这个概念能带来的情绪共鸣和力量感，但我对这个现象还在观望和了解中。
另一方面，我们近年也看到一个可以称为“女神复兴运动“的迹象，对于女神的学术研究和流行文化兴趣都更可见。复原女神的生平和事迹，重新主张女神的力量，这与刚刚讲到的女神在早期父权传统下的降格和消失，形成鲜明的对比，透露出女性力量的复苏，以及现有性别秩序的颓势。
米尼克·希珀指出，“神话涉及影响整个社会的诸多关键问题。它们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世代相传。只要人们相信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故事所描述的秩序就会延续下去。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要向新的方向发展，那装故事的屋子就要重建。”
或许，我们所在的装故事的屋子已经出现了裂缝，重建已经开始。
《仲夏夜惊魂》
很多学者认为，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复杂情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男性自身，和男性主导的社会。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被遗忘的语言》中所说，“为了打败母亲，男性必须证明他并不低下无能，他也有生产的天赋。由于他无法凭借子宫生产，他就必须以另一方法生产；他以嘴巴、语言、思想来生产、创造。”
为了平衡在生殖力上的失权和恐惧，补偿无法延续自己的存在焦虑，男性在控制女性生殖活动之余，也加强对文化塑造的尝试，因此建立了男性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和文化。
这种“创造”本可以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它出自恐惧，那么创造出的文化就难以免除支配性和排除性。
为什么将女人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趋势长期存在？希珀在书中回答：
“乌兰巴人神话中的论证是女人拥有‘一切’。因为她们有子宫，可以制造人类一切男性和女性后代。这一令人感到极不公平的不平衡必须得到纠正，其方式是将女性从任何其他领域排除出去。
男人们自己的‘缺乏’促使他们通过权威的神话和故事、学术理论、评论、宗教戒律、笑话和社会禁忌来去除不受欢迎的女性特质，以一切方式令男性的表现理所当然显得优越，以此扼制女性的力量。”
这为男性展现的侵略性提供了一个有力解释。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13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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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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