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就像一个明星,既怕没粉丝,也怕粉丝太狂热。
文|雪小顽
编辑|苏建勋
来源|36碳(ID:carbon_36kr)
封面来源|IC photo
ESG坐了一年过山车,境遇已经改变。
多位国内从业者告诉36碳,企业靠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有的工厂一年节省了大约400万元废弃物处置费用;某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提升后,在资本市场上带动数亿资金流入;还有的项目组在公司ESG评比中拿到一等奖,获得了1万元奖金。
ESG正在摆脱“花钱赚吆喝”的刻板印象。
从企业视角来看,不赚钱,一度是ESG的原罪,让它被扣上“成本”、 “负担”甚至“洗绿”的坏名声——企业过去大多是为了应对监管,不得不被动地做ESG,抱着“交作业”的心态,做得不情不愿。
“现在公司里的业务部门都会主动去做ESG。”有近20年ESG从业经验的陈德亮说。他近几年任职于国内某新能源头部企业,明显感受到业务方对ESG的态度转变:无论是做营销、财务还是质量管理的各部门,都意识到本职工作和ESG的相关性。业务方不仅会自发推动ESG项目,还会把这些信息提交给公司,希望被写进企业的ESG报告。
“我们收集数据的时候,对方配合度高了很多,很积极。”陈德亮说,“我们不需要再去向他们提太多要求。相反,他们对ESG的思考还能给我很多惊喜,他们自己就在想怎么做这件事。”
这背后是有真金白银的经济效益在推动。上述新能源企业的一家工厂,一年大约会产生一两千吨废液。过去单是把这些废液运输到外部处置公司,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一个ESG项目帮业务部门降低了这笔运输成本。车间里安装了一套环保设备,就地把废液蒸发浓缩,产生的中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真正需要外运的废液体量被降到原来的1/10-1/20。
经测算,这个ESG项目一年不仅可以帮工厂减碳260多吨,还能省下约400万元的费用——一场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国内市场太卷了,企业到处寻找降本的机会,发现ESG能做到。”陈德亮观察,尤其是在E(环境)维度,节能减排类项目带来的降本效果更直接,业务方自然更愿意做这件事。现实中的好处还不止降本。ESG项目效果好的话,业务负责人还能拿到奖金,帮助升职加薪。
政策面也给出了明确利好ESG的风向标。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24年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这些都是ESG涉及的典型命题。
监管侧也在发力。2024年2月,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时发布ESG信披指引。这意味着ESG将真正迎来强制披露时代。
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截图
来自国际贸易政策和欧美客户的信号,也推高了ESG的地位。
36碳在访谈中了解到,一些海外客户来到国内厂商做尽职调查,会专门去了解和观察工厂的环境保护、用工条件等ESG相关议题。业务方接待客户时,能感受到客户对ESG的重视。
落实到可量化的维度,客户看重企业的ESG评级。这也倒逼企业有针对性地去研究所在行业、客户关注的评级标准——哪里薄弱补哪里,给自己涨分,冲刺“XX行业最高评级”的头衔。
曾在多家跨国企业负责ESG管理30多年的ESG专家周国银介绍,过去30年来,欧美跨国企业一直在全球供应链推行ESG管理,将ESG标准作为采购业务和供应商认证的重要内容。
“如果你不愿或不能做到ESG达标,很可能会丢掉客户。”周国银说。欧美法律和贸易政策,会通过客户的采购协议和采购订单传导到国内出口企业。“这种与订单绑定的ESG标准的影响,甚至强于国内ESG监管。”
典型例子就是欧盟碳关税、新电池法案的影响下,企业需要评估、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才能符合海外法规、保住市场优势。“企业出海需要重视ESG,否则它会成为一道障碍。”陈德亮说,“如果一家企业的海外业务占到三成,就需要认真考虑这件事了。”
告别“面子工程”,ESG摇身一变,从一个花钱的成本项,变得可以帮公司降本增效、拓展客户。面对监管、市场的重重合力,企业也坐不住了——摆在他们面前的ESG议题也不再是做或不做,而是如何做好。
很多企业都走过这条路:质疑ESG,理解ESG,做好ESG。
从“重要但不紧急”,到“开始紧急”
ESG重要,这是企业们已经达成的共识。
36碳在访谈中了解到,企业初期重视ESG,更多是出于监管压力。管理层普遍认同ESG很重要,但真正投入给ESG的资源有限,尤其是两三年前,企业大多是聘用第三方出一份报告,拿个及格分即可,ESG项目在公司内部推进艰难。
“我们两年前就成立了ESG委员会,但它不算一个正式部门,只是一个松散机构,也没有明确的人事任命、绩效考核这些常态化机制。它的职责主要是编写报告,是个空壳子。”某新能源企业ESG从业者说,“CEO是主席,但从来不参与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就是挂个名。”
“多数情况下,企业对外部压力往往是被动响应,起初会有抵触反应,被监管压力推着走,推一步挪一点,不推就不动。”周国银说。对企业而言,主营业务、经营绩效的优先级都远远排在ESG之上。
重要但不紧急,是ESG面临的一个窘境。
时下这种境况正在发生改变。今年短短前三个月,有关ESG的政策不断出台,监管侧密集释放信号:企业将要面临一场“ESG大考”。
时间线已经明确。根据今年2月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的ESG信披指引,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最晚在2026年4月30日前,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上述规定涉及450余家A股上市公司,合计占A股市值的51%(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对这些企业而言,ESG报告将真正成为“第二份财报”,是它们在资本市场上的“硬性标配”。
更重要的是,监管侧给出了明确的Deadline(截止日期)。这提升了ESG在企业中的优先级。
新规发布后,很多企业做出了迅速反应。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以来,有36家A股公司新设ESG委员会,或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变更为ESG委员会,并大多由董事长担任委员会的召集人、主席或主任委员,而去年同期仅有10家设立ESG委员会。
除了监管侧推进,近一个月来,各地方也在密集发布ESG促进政策:上海的《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北京的《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发布的ESG行动计划和激励政策——这些文件都把ESG提上了地方产业发展的日程表,相应地,ESG也成为企业发展中迫在眉睫的一环。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截图
从国际视角来看,今年也是ESG进程中的关键年份。
2024年1月1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两项准则:IFRS S1(一般披露)和IFRS S2(气候披露)正式生效。这是首套全球ESG报告标准,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香港及其他境外上市企业在编制可持续报告时,可能会主动或被强制要求应用ISSB准则,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需要充分重视。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ESG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每年会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新的规则指引、行业动态、评级情况等等。”李森2019年进入ESG行业,现任职于国内某港股上市公司。“ISSB新规出来之后,我们也在关注和研究。”
面对步步逼近的ESG,企业们已经有了紧迫感。
ESG落地前,先算一笔经济账
从概念到落地,ESG正在面对来自商业视角的审视。
在向董事会汇报ESG的例会上,李森不仅要介绍政策、风险和趋势性的内容,还有一点不能缺失:对ESG具体项目的评析和建议,以便管理层做出决策:要不要投入、投入多少。
这是公司管理层的要求。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是一场短期投入与中长期收益的博弈。“管理层做决策非常谨慎,一定是算过经济账的,在商业上立得住。”李森说。如果是不见收益的纯投入,很难被接受。只有论证做ESG的确对公司有益,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能带来价值,管理层才会支持。
这也是汇报时的难点,ESG的商业价值究竟在哪里?
首先来自资本市场。这背后的一个大趋势是,很多金融政策鼓励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市场盛行ESG投资,主张将资金投向环境友好的低碳项目。
这让公司通过ESG项目尝到了甜头。李森所在上市公司通过成熟的可再生项目,低成本拿到了融资。“我们之前发行过一些绿色债券,利率非常低。公司也在这方面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未来绿色融资工具更成熟之后,我们已经占住资源,肯定有优势。”
来源:IC photo
ESG项目做与不做的背后,都是企业的精打细算。
ESG对主营业务也有帮助,李森称之为“绿色竞争力”。他向36碳还原了一次“算账”的过程:公司考虑在生产环节和包装上做技术研发投入,降低产品的碳足迹。短期来看这会增加额外的成本,算下来每个包装会比原来贵1分钱。
在现阶段,公司市场部不愿意接受1分钱的涨价,担心消费者不会为溢价买单。但在李森分析来看,政策端正在推动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也有地方部门在和企业沟通,要给市面上的产品做碳足迹报告。
他判断,未来的趋势是产品的碳足迹标识就像配料表一样,在包装上一目了然,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尤其随着绿色消费意识越来越高,这种影响就更明显。
“通过前期投入、提早布局,如果未来公司的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的碳排放低百分之三四十,这就会成为我们的优势。其他企业到时候再去做这件事,就比我们慢一步,成本会比我们高很多。”李森说。
“这就是在衡量前期投入与中长期回报之间的关系。所谓竞争力,无非就是先做的人占便宜,后做的人成本高。”
陈德亮所在公司目前尚未上市,ESG给公司的回报直接体现在业务上。“我们不断教育业务部门的老板们,做ESG既可以帮公司拿下海外客户的订单,也能在行业里树立正面形象和领先地位。这反过来会让产品和解决方案更好卖,是一种竞争力。
这种务实还体现在ESG报告的议题设置和侧重点上。
公司会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和差异化地设置ESG报告议题。某ESG资深从业者告诉36碳,企业ESG报告中有大量和“碳”相关的内容,因为碳业务是公司发力的重点。“多写一些碳,有利于让客户和潜在客户把碳和公司联系到一起,形成一种心智,也强化了自己的招牌。”
“在国际上,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ESG标准,这些就是企业要披露的重点。”周国银说。企业往往从政府、客户、投资者、竞争者和社会公众等五个角度,评估外部ESG要求的影响大小,从而决定是否和如何采纳ESG标准。另外,与公司业务关联强的,客户或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重点关注的,也都是企业要重点披露的议题。
企业正在深挖ESG的商业价值。只有经济账真的算得过来,企业才心甘情愿为ESG买单。
拧巴着,冷静着,往前走
尽管ESG在近一年按下快进键,但从业者的普遍感受是:企业做ESG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某ESG从业者告诉36碳,所在公司虽然两三年前就成立了ESG委员会,最近也招聘了专业背景不错的ESG从业人员进来,但组织架构上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依旧是个松散机构,主席由CEO挂名,CSO(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也不参与委员会的日常运作:“大家就是开开会沟通信息,以委员会的名义去做一些项目。”
更重要的是,总部视角下的ESG与公司业务存在脱节。“总部喜欢搞一些虚的东西,比如生物多样性这类的项目,与公司业务、工厂运营完全没关系。”上述ESG从业者对36碳表示。
在他看来,总部之所以热衷这类项目,是投海外客户所好,迎合对方的标准。公关部门也喜欢这类项目,可以扩大品牌影响力。但对公司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公益活动,员工们参与一下,做个志愿者,图个热闹。
而总部主导的ESG报告,也有大量的以前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子——企业有选择性地披露信息,报喜不报忧,难免有洗绿的嫌疑。
“真正的ESG实质性议题,一定是落在业务方,在工厂,而不是在总部大楼里。”
来源:IC photo
李森用“矛盾”这两个字来形容最近一年做ESG的感受。ESG在企业里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但进入深水区之后,他感到推进ESG的难度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
ESG能带来商业价值,带来好处,为什么依旧难推进?
李森向36碳解释了这种“拧巴”:“我们想用新技术去降低一款包装的碳足迹,这会带来成本增加。哪怕只是每个包装贵1分钱,市场部现在也不愿意接受,我们也不能保证消费端需要多长时间能接受这种绿色溢价。但另一方面,绿色环保又确实是未来的趋势,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和竞争力,我们必须推动内部往前走。”
一边是不知道多久才会到的未来,另一边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眼前的要务是保住价格优势活下来——这是一道摆在ESG面前、左右为难的现实问题。
李森摸索到了一些方法:先不全线铺开新技术,从单一产品的小规模生产和售卖开始。把产品放在线上售卖,配合环保主题的品牌营销宣传,主打年轻消费者群体,最终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随着今年一系列新规出台,ESG的火越烧越旺。在陈德亮看来,ESG过热未必是一件好事。一旦过热就会有泡沫,反而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忽略掉真正值得关注的ESG价值所在——它本质上是一个赋能业务的工具。
就像一些明星,既需要有名气,才能有更多的收入和影响力。同时也害怕粉丝太狂热,可能会影响他的作品创作和日常生活,需要把握一个度。ESG同样如此。”
ESG一片欣欣向荣的同时,离不开冷静思考。沪深北三大交易所今年初发布ESG信披指引后,周国银判断,上市公司做ESG信披会面临一场阵痛。
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按照双重重要性,即对企业价值产生较大影响(财务重要性),和企业表现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影响重要性)来披露重要议题的信息。在周国银看来,从披露ESG绩效信息转换成与ESG相关的财务信息,这中间跨度和难度都很大。
难点在于,企业如何判断某个ESG议题和财务之间的关联性。要讲清楚某个议题与财务,包括现金流、投融资之类的关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很多企业都讲不清楚。
“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模型,形成共识,披露出的信息才有参考价值。”周国银说。在他看来,ESG信息披露标准太复杂,披露成本太高,也是ESG信披的痛点。“企业披露其内部ESG管理过程,可以参考IPC-1401ESG管理体系标准,类似于优秀的质量管理要参考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据李森观察,企业做ESG的共性痛点还有数据管理。很多企业的数据管理非常薄弱,有些企业的数据散落在各个部门,没有专人统筹;还有些企业的数据收集手段非常原始,缺乏信息化平台。至于面向供应商数据的范围3披露,大部分公司都还在摸索中。
“我相信未来趋势会慢慢变好,只不过现在每一步都不会那么容易。”李森说。
ESG前路光明,却也遍布曲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森为化名。实习生薛昱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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