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人对官位的迷信特别不以为然。 

在我读书的时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常说大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今天已经没有好坏了，只有大官。

以前在阶级斗争时代，假定家乡有个亲戚是国民党的师长，我们都会避而不谈，因为怕受连累。而今天已经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秦始皇还是唐明皇，只要是官就行，所有的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级别。

我读书的年代没有副国级、正部级、副省级、副科级这一大堆的论述。可是今天经常会有人这样问。甚至有人问我，你当过中文系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是什么级别？所有的人都问你是什么级，所有的人都迷信官位，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

几年前在一个重要的活动上，主持人问我：除了北大中文系教授，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很不幸，北大中文系主任我当了四年，退下来以后，至今还有人会这么介绍我。我说你知道吗，教授比主任大。教授是永远的，主任是短时期的，而且真正做得好的人，只要一个教授头衔就行了。

今天中国这个迷信官位的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毕业的大学叫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在广州，那个校园原来是岭南大学。1923年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视察，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这句话就刻在岭南大学的礼堂前面。

我读大学的时候每天经过那里，每天都面对孙中山的题词。

结果有一年回去的时候，那个题词不见了。我就写文章批评，觉得这是中山大学的灵魂。

中大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说：“陈教授，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装修，题词还会重新放上去。”果然后来又放出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山大学还是以这句话为荣。

中大标志性老建筑“怀士堂”外墙上镶嵌着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岭南大学发表演讲的题目“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我经常回中山大学去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我的同学是当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但校方为了表示他们对教授的尊重，在介绍的时候都是先介绍教授，然后才是某某书记。

我知道，当然是省委副书记对学校的贡献更大，可以给大学帮很多的忙，而我只是一个教授而已，但学校希望用这个办法体现对学问的尊重。

他们解释得很科学，说远方的客人要先介绍，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其他人就在广州。我的同学也不会计较，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知道当官的力量比一个教授大得多，所以不会介意学校先介绍我再介绍书记。

但是后来越来越令我不高兴的是，在好多会议上，可以看出主席台上是按照级别排列的，从大到小，而且有时候如果来的是大单位里的小官，也要坐到前面。

比如说教育部来了一个处长，也必须安排在前面，因为他代表了上级。诸如此类的排列顺序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好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经常会碰到主持人说：“今天到会的有某某部长、某某省长、某某厅长、某某处长，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座还有什么什么人‘等’。”

我就属于那个“等”。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一点没有脾气。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也不知道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是什么样子的。

前天，在我的师兄老温的座谈会上，有一个朋友说起来，他参加家长会，老师让孩子们各言其志，有人要当大官，有人要当商人。

他特别伤心地说：“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各言其志，都说要么当科学家、要么当医生，今天怎么都这个样子？”

后来终于有一个孩子说要当警察，老师很高兴，问他为什么想当警察，回答是：“我想抓谁就抓谁。”

还有另一个孩子说的也让他很惊讶，说想当小公主，爸爸回去后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没希望了，你爸爸不是皇帝，你这个小公主是当不了了。”

诸如此类的这一系列的风气变化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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