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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叁期
自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签署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一百个年头。如今再次回首，我们可以发现《宣言》的发表，不仅是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开端，更为其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故本文将在简单梳理《宣言》签署前后的波折与妥协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孙中山愿意对苏作出重大让步和妥协的深层原因，权以纪念《宣言》发布一百周年。
“联美”与“建交”——孙中山和苏俄互相认知的戏剧化转变
1917年7月，为维护《临时约法》，打倒独裁的北洋政府，孙中山在广州掀起护法运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由此，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南北对立的局面。
图1 孙中山自香港回上海于船上合影（左一为日本革命家山田纯三郎，笔者注）（合北“国史馆“藏）
为争取国际声援，打击北洋政府，孙中山一直渴求着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他一直欣赏的美国。正如他一直强调的革命目标——“建设——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那样，其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有着极高的热忱，以至于在《建国方略》完成后，孙中山便寄送给美国政府一份，可见其对于美国的向往。
图2孙文著《建国方略》
而对于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孙中山出于革命者的同情，在国际社会大肆抨击苏俄时勇敢地向列宁发去贺电，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列宁收到此电后大为感动，视为东方之光明。但由于其自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孙中山对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并不感冒：“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
由于北洋政府下令封锁了北方中俄边境，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系陷于停滞，难以知晓苏俄政府具体情况。在国际普遍反对苏俄的社会背景下，如果选择此时与苏改善关系，必然会得罪一众西方大国，这对于当时的南方政府而言是无法承受的。故在1920年苏俄向孙中山提出“应当立即恢复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时，却被孙中山拒绝了。可见在孙中山与苏俄交涉的初期，其并无意与苏俄交善，其内心依旧盼望着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支持。
但在现实的沉重打击下，孙中山的思想逐渐开始转变。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北洋政府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反对北洋政府的思潮和政治运动此起彼落，故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这个突然兴起的南方政府只是诸多反对北洋政府的势力之一，并不值得重视。且当时的南方政府，无论是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与北洋政府相提并论，所以美国政府不仅对孙中山的呼吁反应冷淡，更是直接宣告：“（美国政府）只承认一个中国政府，一个在北京的中国政府；除了领事一级的接触之外，（美国政府）拒绝和任何其他中国的当权者处理问题。”这无疑往一向热衷于西方社会的孙中山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虽然孙中山并未因此而彻底改变联合西方大国的既定外交方针，但其由此逐渐增加与苏俄沟通的频率，开始转移寻求外交支持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后新建的苏维埃政权也在面对着西方诸国的合力封锁。苏维埃政权由于在欧洲遭遇了空前的封锁和打压，于是决定在远东寻求新的盟友，以便减轻其在国际的压力。
1919年7月25日，苏俄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宣言》，提出放弃沙俄时期所掠夺的中国领土、庚子赔款乃至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租界。与万国公会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歧视和背弃相比，苏俄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待，甚至主动提出返还沙俄时期掠夺的土地和特权，这对于中国来说简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惊喜”。苏俄如此的亲善姿态使得中国社会一时间“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
但实际上，《加拉罕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在华特权，如中东铁路、商业特权、庚子赔款等，其控制权早就因为俄罗斯革命动荡而落入了列强和北洋政府手中，且当时的苏俄刚刚新建，内外交困，更无从列强手中夺回这些权益的能力。如此情况下，所谓的宣布放弃与否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此时宣布放弃这些自己实际上并不拥有的“权益”，不仅仅可以博得中国人民的感激，而且可以为自己未来发展一个东方盟友张本，减轻自己在远东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图3苏俄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
但随着红军粉碎高尔察克匪帮，再次控制远东后，苏俄在远东的势力大大增强，便顺势调整了对华态度，意图谋取更大的利益。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发表了《二次对华宣言》，将第一次宣言中的“中东铁路无偿归还”条款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声称中国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收回中东铁路。同时，在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也仅是口头承认中国对于外蒙古的主权，并不同意撤回在外蒙古驻扎的苏俄军队。也就是说，此时的苏俄力图“一箭双雕”，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为自己减轻压力寻找一个盟友。但苏俄权益所涉的北方区域被北洋政府实际控制，故苏俄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与北洋政府打交道，否则以上的一切需求都是无稽之谈。正因如此，苏俄一开始就把谈判的对象定为北洋政府，而不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1920年8月，苏俄代表优林抵达北京，开始与北洋政府谈判。但由于苏俄在外蒙古迟迟不肯撤兵，且苏俄代表在磋商过程中私下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是严禁共产主义的北洋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故自1920年开始的谈判，至1922年仍旧毫无进展。而对于1922年的苏俄而言，战后破坏还没来得及重建，西方的封锁又接踵而至，使得苏俄国内经济形势空前严峻。在如此危局下，苏俄一面采取新经济政策缓和国内经济压力，一面更加迫切地寻求国外盟友，以缓和国际压力，这时，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便出现在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视野内。
但在苏俄开始进一步加强与孙中山联系之时，孙却还未完全放弃“联美”幻想，对苏俄依旧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1922年4月26日，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与孙中山联络的全权代表达林（少共国际代表）抵达广州。他来华的首要目的便是联系孙中山，以借机了解孙中山的对外政策及对苏俄的态度。但在达林面晤孙中山，建议成立国共民主联合战线时，却遭到孙中山的拒绝。而且在同年5月，孙中山还对美国作家马科森说：“帮助我们取得美国的承认，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胜利。”孙中山的游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但历史的变化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粤军突然叛变，集结重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逃到了白鹅潭中的永丰舰（即后来著名的中山舰）上。在苦等美援未果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同时，由于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态度坚决，谈判陷入僵局。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计划联合地方势力，借此向北京政府施压，实质上是利用中国国家内部的分裂以帮助苏俄攫取最大利益。于是在8月22日，越飞迅速致信孙中山，表示希望与孙建立密切联系。看到越飞的信后，孙中山不禁感慨：“我们已失去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大国帮助的希望，唯一有些援助我们迹象的……是苏俄政府。”9月26日，莫斯科驻华武官格克尔在上海与孙中山相见，表示莫斯科愿意承认孙中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愿意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由此，孙中山与苏俄的观念终于达成一致，而两者的联合也由此步上了快车道。
图4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即越飞，笔者注）
从“联美”到“联俄”，从“结交北京”到“联合广州”，孙中山和苏俄的互相认知都经历了一个极为戏剧化的过程。虽然一开始双方都对对方爱搭不理，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孙中山和苏俄最终还是选择了共向而行。
骑虎难下——《宣言》签署前后孙中山对苏俄的妥协和让步
在苏俄和孙中山达成一致后，双方的关系迅速发展。孙中山在对国民党员的演讲中不断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同时，俄共中央也提出：“十二年初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和他的党。”两者关系发展之速可见一斑。
但苏俄最终决定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结盟，背后不仅是希望通过国民党以维护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权益，更希望借国民党以实现输出革命的目标。尤其后者，苏俄更是视之为重中之重。如莫斯科对孙中山援助的前提就是：“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模式前进。”而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对国民党援助的多少，“要据他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愿望而定”。
这时对于急需外援的孙中山而言，妥协和让步是唯一的出路。故孙中山复函苏俄，表示对于苏俄的建议“将用大部分精力予以完成”°。在孙中山接受了苏俄的要求后，1923年1月17日，苏俄外交代表越飞抵达上海，与孙中山相见。1月26日，标志苏俄与孙中山正式结盟的《宣言》发表，由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宣言》是一个互相妥协的结果，孙中山同意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下“以俄国援助为依赖”，相当于同意在接受共产国际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时，在《宣言》的第三、四条，孙中山分别承认了苏俄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方面的权益：“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孙博士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但同意改组国民党并不等于接受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孙中山不容动摇的底线。越飞深知此点，故在宣言第一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宣言》发表以后，苏俄和孙中山的合作进入落实阶段。苏俄不仅开始向孙提供大量人员、物质和武器援助，更提供200万金卢布帮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兴办黄埔军校，大大加速了孙中山的革命进程。同时，苏俄也在大力推动国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以孙中山政治顾问和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的身份，先后以1919年俄共章程为蓝本修改国民党党章：“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而且，由鲍罗廷执笔和主导撰写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图5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马·鲍罗廷
为了实现革命胜利，孙中山的让步是巨大的。正如苏俄外交部部长加拉罕所言：“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这样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尊敬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孙中山愿意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是什么驱使着孙中山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
权宜之计——孙中山对苏俄让步的背后原因
孙中山之所以选择与苏俄联合，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被美英等西方大国拒绝后，别无选择下的无奈之举。著名中国史专家韦慕庭对此评论道：“孙中山期待着美国的援助；但是，十分明显，没有一个美国负责官员考虑过，怎么样帮助孙中山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问题。”孙中山的挚友布朗森雷也说过：“孙中山由于得不到他所期望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以致被驱赶投入苏维埃俄国的怀抱。”毛泽东主席更是直言，孙中山是“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
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言：“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可见对于孙中山而言，“联俄”某种程度上只是其实现革命胜利和自己政治理想的“抓手”。正如史扶邻教授所言：“甚至在最后遭到挫折而转向苏联的那几年里，他（指孙中山，笔者注）仍然坚定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
孙中山先生经常说：“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在《建国大纲》中，孙中山也强调国民党决不能永远采用俄共一党专政的制度，待宪政实行之后，则依宪法行事，一切还政于民。这就又回到了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终极目标上，体现了孙中山始终不变的核心理想——追求一个民主的中国。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暂时选择“联俄”这一权宜之计，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史扶邻教授评价孙中山，说他：“中国没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孙中山那样一直易受外部影响。日本为他提供了迅速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先例；英国和美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俄国则提供了组织方法……”但审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他开始一直谋求的“联美”，抑或是其最后选择的“权宜之计”——“联俄”，背后蕴含着一种弱国的悲凉。在当时的中国，为了尽快摆脱落后和贫穷，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只有尽可能多地吸纳外界积极因素为己所用，救国的理想方有实现的可能。与其说孙中山先生是“易受外部影响”，不如说他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断摸索。而为了在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些、更远些，他也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这背后蕴含的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牺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弘扬。
图6孙中山书写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手迹
文章作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张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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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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