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最终吞下战败苦果，但其企业改革经验，依然值得我们重视。19世纪70年代，启动改革不久的日本政府，很快意识到发展国有企业的弊端，转而支持民营企业，并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公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内部，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增长红利，是回应增长挑战的利器，这一点应成为当前共识。
1876年1月25日上午，河北保定。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来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对话。一边是29岁的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一边是54岁的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两代人的对话。这时候，中日两国都处在一段难得的安定时期，各自在国内开展经济建设。日本在搞明治维新，中国在搞洋务运动，都在建工厂、造枪炮。
整个对话，森有礼说的都是英语。而李鸿章旁边是一名翻译。两个人的穿着打扮更是大相径庭。李鸿章穿的是清朝传统的官袍朝靴，留着辫子。森有礼穿的是欧美式的西装和皮鞋，头发也是西洋式的中分短发，而不是日本那种把前面一半头发全部剃光，后面留着发髻的传统男性发型。
森有礼被称为“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1875年任日本驻中国公使
李鸿章：“近来对贵国所作所为很是赞赏，然独有一事不明，贵国为何模仿欧洲，舍弃传统服装而穿着西装？”森有礼：“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国旧有服装（和服）穿着宽阔爽快，但只适合与世无争安逸度日的人。对勤劳干事的人来说不适合，所以改了。我国从中受惠良多。”李鸿章：“衣服制度，乃是人们追忆祖先遗意之所在，在子孙者，宜当引为贵重，万世保存。”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活到今天，在这件事上的做法跟我们一定没有两样。一千年前，我国祖先发现贵国的服装比我国的更好，就采用了。无论什么事情，只学好的，是我国的一大优点。”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饰，堪称最贤之事。我国服饰乃是织品，甚为便利，贵国国内原料也足以制造。现在模仿欧洲服饰，真是莫大浪费。”森有礼：“虽是如此，但在我们看来，贵国衣服，论精良与便利还不到欧洲服饰一半。如头发长垂，鞋大且粗，最终不能为我国人民适应。贵国诸般之事，思之皆不能行之于我。”“至于改穿欧洲服饰，如果让一个不懂经济原理的人来看，的确浪费。但您也知道，勤劳乃富荣之基，怠慢乃贫穷之原。我国旧服饰宽敞松快，适合怠慢而不适合勤劳之人。我国想用勤劳致富替代怠慢致贫，因而舍旧就新。现在投入一点，将来可以期望无限回报。”
两国都是被西方的大炮轰开国门的，日本的命一点儿也不比中国更幸运。美国军舰直接开到东京湾，炮口顶着日本人的脑门下令：如不开放国门，立即交战。日本只得忍气吞声。出让租界、商品倾销、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不平等条约……一个都不能少。在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笔下，当时的日本是：“试看今日都下之情景，骑马乘车、趾高气扬、令人回避者，多是洋外之人。偶有巡逻、行人抑或驭者车夫，与之发生口角，洋人则旁若无人手打脚踢，而我国侍懦卑屈之人民竟无还手之力……其状恰如弱小之新妇在老悍之姑婆身边一样。”为什么日本人不敢还手，看一眼都知道。两百多年来日本闭关锁国，足足吃了两百多年素食。由于常年缺少蛋白质，男子平均身高还不到1米5。要跟牛高马大的西方人动手，从个头上就先矮了三分。见识到差距以后，日本人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盘西化运动。1871年，日本派出50多名政府少壮派官员组成的考察团，先后考察欧美12个国家；1872年，政府下令，废除传统服饰，正式礼服一律改为西服；仿造美国军队样式，为日本军队统一制订西式制服；1873年，明治天皇身着西服、采用西式中分发型的照片被下发到全国各地悬挂，令官民朝拜、效仿。日本二百多年来的素食制度被废除，政府号召，国民应吃牛肉、喝牛奶，以改善体质……吃和穿只是生活层面的改革。日本人的思想还有更大的改变。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大英帝国，日本考察团足足考察了25个城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厂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富国强兵。这个代表团里有个大久保利通，被称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他回国后，很快写了一份报告，叫《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其中有几句话，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很快，日本政府发行大笔公债，用来引进西方的工厂、机器、技术，雇佣西方的经理人和工程师。很快建起一系列的工厂。
1865年，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图为炮厂车间
而中国这一边，干的事情也差不多。李鸿章带头搞起洋务运动，口号是“自强”“求富”。他的思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开始，日本跟中国一样，搞的都是国企。由政府直接出面，买地皮、买设备、雇员工，从事生产。这也是无奈之举。刚刚改革开放的日本，民间既无资金，也无技术和管理人才，商人也多在观望，没有投资的能力。就这样，日本的铁路、矿山、水泥、玻璃、造船等一批国营企业，有模有样地建立起来。政府的口号是“劝业”，想靠这些企业给民间做示范。但是没多久就发现不对了。有一些企业的确盈利了，但大部分都处于亏损状态。国企算的是政治账。因为知道自己的“劝业”性质，它们并不把盈利放在首位，没有兴趣进行精细的成本核算，只要造出东西来就可以交差。卖不出去就堆在仓库里。它们也不去研究市场，打开销路。就这么一家企业，还是国企，老百姓不买它的又能买谁的呢？如果卖不出去，企业亏损，那就向政府要补贴。不然企业关闭，国家损失可就更大了。“政府直接管理的许多事业完全无利可图，不但不能成为国库的财源，而且有成为库款的漏卮之势。”而且，政府的初衷也完全没有达到。创办国企不但不能“劝业”，反而让民间更不敢兴办类似的企业。道理也很简单：你怎么敢跟政府争利？“何谓劝业？是谓政府从事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行业之兴起，绝不能达成劝业之目的。”让日本政府对国企彻底失望的导火索，是1874年的“征台战争”。日本出兵侵略中国台湾，当务之急就是运兵。当时，实力强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占据了日本海运的几条主要航线。日本人想雇它，但美国不愿趟这趟浑水，拒绝了。于是，政府又把目光投向国有控股的“邮政汽船公司”，它有24艘蒸汽船。邮政汽船公司的船都是“老破小”，它也怕自己担不起这样重大的任务，推三阻四不接活儿。理由是：船只性能不行，需要进口。而且即使进口了足够的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实在抱歉！日本政府气得够呛，又无可奈何。这时，有个在日本政府当顾问的美国人建议说：有一家叫“九十九商会”的民间航运公司，虽然规模不大，只有6艘蒸汽船，但它善于经营，效益很好。不如让它试试。“九十九商会”的创始人叫岩崎弥太郎。这个人是个下海经商的小公务员，蛮有企业家精神，经过仔细核算，他跟政府签了协议。日本政府花钱进口13艘蒸汽船，借给他的公司。一边学习驾船，一边摸索航线，一边开始运输。这场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中日两国签署了合约。但岩崎弥太郎证明了自己。到当年年底，他的公司共完成24次运输任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由于精打细算，不但收费很低，企业还有所盈利。日本政府非常满意。第二年，那家邮政汽船公司最终维持不下去，破产了。日本政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它的资产连同那13艘蒸汽船全部无偿交给岩崎弥太郎，扶持他与美国人竞争。岩崎弥太郎也很争气。仅仅两年时间，他就发展到拥有国内蒸汽船总吨位的73%，手下员工三千多人天天996，不但迫使美国、英国的邮船公司退出日本市场，还开辟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条海外航线——大阪到上海。
1874年，三菱成为当时日本第一的海运公司
公司有个高管叫近藤廉平，后来当上了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这位未来的总经理，有一天写家信的时候，无意中抓了一张公司的信纸，被岩崎弥太郎发现了。他当即宣布：为了这张一分钱都不值的信纸，近藤当月的70元月薪将被扣除15元。岩崎弥太郎的公司最终又把业务发展到金融、炼铁、信托、采油……最终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它的名字也改了几次，最终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从三菱开始，日本政府痛定思痛，彻底改变了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要来真格的了。
在三菱事件之后6年的1881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部委，就叫：这个部门的职能，有点类似于农业部+商业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发改委。它的第一号任务，就是加快速度，把大批国企卖给民间。日本人意识到：这条路走错了。要真正把日本变成工业国家，政府必须退后一步，鼓励市场竞争。一开始，政府只想卖掉那些亏损的企业，而保留少数能赚钱的企业。价格定的不低，还必须一次性付款。根本没人买。“没有收益的官办事业改称民业，或许也能有所收益；有收益的官办事业若依然官办，则将诱发政府专办之势，违背当初劝业目的之宗旨。”日本政府想明白了。迅速指令农商务省降低国企的价格，而且允许民间企业分期付款。日本第一家玻璃工厂——“品川玻璃制作所”，政府投资19万日元，只以8万日元就卖给了商人西村胜三，而且可以分55年偿还；这家公司，就是如今执日本耐火材料之牛耳的品川耐火材料株式会社，产品行销50余个国家。日本第一袋水泥的生产者，“深川工作分局”价值17万日元，以7万日元卖给了商人浅野总一郎，分25年偿还；有了这家公司，浅野总一郎从一个卖糖水的路边小贩最终成为日本的水泥大王，跟三菱一起位列日本“十大财阀”之一；跟政府关系良好，在关键时刻靠得住的三菱自然更是获益良多。政府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作价54万日元卖给它，分25年支付；但它最终只付了9万。日本政府这次抛售国企的决心和力度，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它不仅让政府丢下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救活了一批奄奄一息的亏损企业，而且引发了民间的投资兴业热潮。从此，日本的纺织、机械、铁路等事业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就从蕞尔小国迅速“弯道超车”，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有了实力做后盾，日本把西方列强加给它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也都陆续作废了。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土地税在国家财政比重中已经只占三分之一多，铁路总长度已达3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的十倍；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年间增加了三倍，以中国1/30的国土面积和1/10的人口，在财力方面做到了跟中国并驾齐驱；同时，日本政府还可以把国家力量集中到军事工业上。在步枪、火炮、铁甲战舰等兵器方面，日本已经开始自行研发和制造。而中国却一切都要依赖进口。这些年间，中国却始终在坚持洋务运动，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转圈。日本人能走出这样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跟他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个国家的原有文化背景越深厚，在接受外来文明时就越多地排他。福泽谕吉在他的书里把世界上的国家归为三类。中国和日本同属一类，“半开化”国家。他说：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早在1862年，另一位维新领袖高杉晋作到上海考察，特意去逛书店，想尽可能多地寻求信息。这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详细记录世界各地历史政治、风土人情，号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书，在日本先后出过20多个版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超级畅销书、现象级产品。
李鸿章和森有礼那番对话二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老大帝国败给了蕞尔小国。李鸿章耗费半生心血建立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鸿章亲自前去日本谈判议和，最终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3仟两白银。他引以为椎心之痛，终身不肯踏上日本国土半步。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今日本下关市）春帆楼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
这次谈判的情景，被很多美术品和照片记录下来。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得到。坐在谈判桌前的双方，依然一方是官袍朝靴，留着辫子；一方是西装革履，中分短发。不知此时的李鸿章，是否想起了二十年前那番关于衣冠服饰的对话？“贵国全部放弃旧式服饰，效仿欧洲穿着，贵国的独立精神多少被欧洲人支配，阁下不以为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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