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多川到松本人志：日本娱乐圈丑闻的起源和责任探讨

2023年至今，日本娱乐圈爆发过若干起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从年初BBC报道已故的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喜多川生前性侵旗下男艺人，杰尼斯事务所解体；到宝冢歌剧团爆出宙组重要成员有爱きい因为不堪欺凌和工作压力选择自杀；再到松本人志被文春爆出在酒席上性侵素人女性，松本人志所在的吉本兴业事务所将和报道此事的周刊文春就名誉权上庭打官司；加上第四代市川猿之助涉嫌协助父母自杀被捕，永山绚斗因为吸毒被抓，以及导演榊英雄涉嫌强奸被捕，漫画家芦原妃名子因为自己的漫画真人化过程中被NTV篡改一事不堪骚扰和心理压力而自杀。这些事件中，存在与事务所和团体无关的个人行为，也有与事务所和团体相关的事件。各种丑闻中包括性侵，霸凌，吸毒，甚至还有协助自杀。

虽然很多人会将日本娱乐圈的黑暗归因为“万恶的资本”、“邪恶的财阀”，但是这种“万能”而空泛的归因在具体事件中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给人以大而空的感觉，如梯利在评价卡斯特的著作时所指出的：就像一个大多数螺丝都没有拧紧的巨轮，航行在海上摇摇欲坠[1]。不同的丑闻主要成因并不一样，本文旨在根据不同事例的具体情境进行分析，探寻其背后产生的因素。

作为深陷性侵丑闻的娱乐圈名人，喜多川和松本人志之间既有较多的相似性，也存在诸多不同。

两件丑闻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二者的身份，这直接决定了辩护者的辩护逻辑以及辩护动机。喜多川·杰尼斯是杰尼斯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很长时间里面杰尼斯事务所实际掌舵人，是诸多杰尼斯男偶像的制作人和提拔者（伯乐）。从在娱乐圈的定位来说，喜多川是幕后之人，他在21世纪后已经很少站在媒体面前，仅仅出现在狗仔队的照片中，与大卫·格芬等好莱坞奢侈的行业巨头形成鲜明对比。与韩国同行相比，日本老板们甚至与世隔绝[2]。极少数出镜使得喜多川不可能在媒体资源高度发达的日本享有大量的个人粉丝；但是鲜少出现在镜头前的选择，为喜多川本人披上一层神秘感，很容易让人产生“天才喜多川”的认知。又因为杰尼斯男偶像的成功离不开喜多川的提拔和资源的堆砌，所以喜多川的辩护者大都是“杰姨”，也就是杰尼斯具体艺人（如木村拓哉、樱井翔、二宫和也等）的女性粉丝。她们相信喜多川是杰尼斯艺人的伯乐，没有喜多川就没有这些艺人的成功。

喜多川辩护者的结构组成让为喜多川辩护的粉丝产生了两种心理：一方面，喜多川直接创造了杰尼斯的辉煌，让杰尼斯艺人走到了舞台上，受到粉丝喜爱，这让杰尼斯女性粉丝对喜多川非常尊重（在喜多川被爆出性侵后依然称其为“喜爷爷”）。因为杰尼斯艺人的特点就在于保证偶像不可接触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偶像制作的参与[3] ，粉丝通过参与偶像的成长在心理上拉近了和偶像的距离，产生了“一家人”式亲密关系的想象[4] ，而很少真正出面的喜多川就很容易被想象为杰尼斯这个大家庭 “慈爱”的“父亲”，从而很容易得到杰尼斯偶像粉丝的认同和支持。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喜多川性侵了杰尼斯年轻男艺人，破坏了杰尼斯粉丝想象其偶像的大前提：偶像不可接触。性侵这一与性相关的行为，更是破坏了粉丝心目中杰尼斯男性特有的、去性别的“小男孩”形象[5]，使得粉丝对偶像的爱欲无处放置。尤其是大部分杰尼斯的粉丝长期陪伴偶像成长，例如，杰尼斯事务所大红的Snowman组合的重要成员目黑莲2010年出道，2020年Snowman组合结成，而另一个大火的组合Sixstones成员松村北斗2009年出道，2020年随着组合出道，杰尼斯事务所在这些组合上采取的策略是对年轻Jr的长期培养、形成一定体量的固定粉丝后再进行出道；而在为偶像花钱方面，根据日经娱乐的统计，杰尼斯艺人粉丝为自己的偶像一年花钱平均在5000日元上下[6]，在所有艺人的粉丝花费中属于中上，多的可以达到1万日元以上，花销相当之多。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组合的粉丝投入了极大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由巨大的沉没成本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让粉丝天然拒斥喜多川性侵的事实，并心甘情愿为之辩护。

喜多川性侵事件的结果极其严重，作为杰尼斯辉煌的象征，他和杰尼斯事务所深度捆绑，以至于杰尼斯事务所就是以喜多川的姓氏命名。当他名誉扫地，杰尼斯事务所也轰然崩塌，偶像们大量出走，留下的偶像也沉浸在流言蜚语中。

相对于幕后制作人喜多川，松本人志则是站在台前的明星。松本人志隶属于吉本兴业事务所下属的DOWNTOWN组合（搭档是滨田雅功）。吉本兴业事务所是日本最大的搞笑艺人事务所之一，有“吉本なしでは、番組が作れない”（没有吉本兴业，番组就无法制作）之说。事务所由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NTV、TBS和东京电视台）及其副台（关西电视台、每日放送电视台等）、京乐产业、电通、博报堂（掌管广告放送）等和娱乐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持股，在日本娱乐圈有霸主级别的地位。像国内观众耳熟能详的明石家秋刀鱼、山里亮太、渡边直美和博多华丸大吉等搞笑艺人都出自吉本兴业。

松本人志在圈内地位非常之高，在他和滨田雅功主持的综艺节目《水曜日のダウンタウン》中，曾经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统计了日本最有名的名人TOP100，其中松本人志本人分别位居第17和15名；在评价艺人人气的日经娱乐权力榜中，松本人志在过去三年分别位居25、16、22名；他主持的节目《Wide na Show》连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都会去捧场[7]。作为观众天天可以在电视节目和广告中看见的艺人，松本人志积累了大量的死忠粉丝，这些死忠粉丝对松本人志有着高度认同，或是对他各类行为采取包容的态度，或是不相信松本人志会做此类事情。

松本人志作为男性搞笑艺人的身份，致使其粉丝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艺人粉丝的逻辑。首先，日经娱乐的统计表明，松本人志的粉丝中男性比例达到了60%（只有专门针对御宅族的日本动漫或者秋元康制作的偶像女团拥有更高比例的男性粉丝）。大比例的男性粉丝可能也是粉丝包容其性侵行为的原因之一，这些粉丝将这类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行为视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行为，并不认为此举有何问题。

其次，松本人志本人是搞笑艺人，他主持的《水曜日のダウンタウン》等节目中包含大量整蛊、扮丑等消极因素[8]，日本搞笑艺人经常会在节目对话和电视上发表一些没有边界感、不尊重人的言论。虽然电视节目本身是一场真人秀，所有参与者在参加节目前大概率会有心理预期，但是综艺的负面内容很容易吸引那些价值观比较偏激的社会成员观看，并成为松本人志的粉丝。这类粉丝缺乏对真人秀和真实世界之间边界的认知，相信综艺上的整蛊即使发生在现实也没问题，因此他们并不认为松本人志的性侵行为存在严重错误。

最后，一部分松本人志的粉丝包含着“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所有和“性”和“强迫”有关的镜头都应该被问责，而不仅仅只针对其一人，否则松本人志就不应该被清算。这些粉丝努力的结果，是成功炎上（指由于不当发言而招致大量不满评论和反对意见）了批评松本人志的艺人指原莉乃，后者因为曾经在镜头前“强吻”田中美久、矢吹奈子等HKT48偶像团的后辈，而被视为和喜多川的行为性质相同[9]，这直接导致指原莉乃制作的化妆品品牌“Ririmew”取消原定的直播宣发[10]。虽然当事人田中美久等人已澄清此事[11]，但是该事件不仅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更反映出松本人志粉丝在真人秀和现实世界之间区分的模糊：指原莉乃“强吻”小偶像都是发生在镜头前，相比于松本人志在真实世界中性侵女性，更多是一种镜头前的“人设”，属于真人秀的一部分，事实证明指原莉乃和她的这些后辈私下关系都很亲密。即使将这种行为视作霸凌，那更应该指责的是节目的制作者，而非真人秀的参与者。

在处理娱乐圈的问题中，死忠粉丝的强烈反应是阻碍事件处理的重要因素。从松本人志粉丝对指原莉乃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出艺人在娱乐圈重大事件中保持沉默的原因——如果擅自发言，很可能被当事人的粉丝冲击形成炎上，进而产生代言解约、缺少资源等减少自身收入和阻碍未来发展的风险。

粉丝不直接影响艺人本人，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实际的行动告诉艺人惹恼他们的下场。日本艺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代言，一支十几秒的广告可以获得上千万日元的收入[12]，而哪怕是一二线演员参演一集黄金档电视剧，也不过100多万日元[13]。随着近年来电视广告效果的下降，广告商发现他们需要接触到更容易接受其信息的粉丝观众。向粉丝受众做广告，包括将与名人的认同感和亲密感转化为提高品牌忠诚度的行动，粉丝经济是日本娱乐圈维持运行的基石，大量的粉丝为自己的偶像花钱足以让市场繁荣[14]。反过来，粉丝经济也会影响娱乐圈的自我净化和进步，粉丝最多的人在市场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大到使别人担忧自己声望，不敢指责他们的错误；很多人指责日本音乐发展有“加拉帕戈斯化”（指在孤立的市场环境下，独自进行“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的倾向。换言之，21世纪以前日本有YMO这样引领世界潮流的音乐家，而现在日本音乐和欧美潮流逐渐脱轨，J-POP的输出能力已经不如K-POP。这和庞大的日本市场、J-POP粉丝口味较为保守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歌手满足于迎合日本本土市场的需求，庞大的粉丝经济足以让他们失去主动改革的动力[15]。由此可见，粉丝经济带给日本娱乐圈的繁荣，同时也阻碍了诸多娱乐圈的变革。

日本事务所体系基于粉丝经济产生，同样成为娱乐圈革新的双刃剑。日本事务所体系和粉丝经济的关系如同国家机器和经济基础一样，虽然以此为基础但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的法国国家机器类似，事务所负责表演者的创作、管理和整体制作，他们培养艺人，然后将其送到电视台参与节目录制和拍摄广告，事务所直接决定了艺人的长期发展高度。

因为事务所存在的基础是粉丝经济，基于粉丝的喜好，事务所倾向于推动那些能够顺利成为其他公司全国代言人的明星。最为明显的，是事务所倾向于“可爱”的女性偶像[16]，这导致很多具有特点、或者具有引领性、艺术性的艺人被排除在外——如XJAPAN这样的日本艺人都是从个人厂牌或者地下厂牌出道，主流事务所对签约他们缺乏兴趣。

事务所受到粉丝经济影响之处还在于，事务所选择制作人的保守性，以秋元康为代表的制作人出道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四五十年，却依然被事务所选择参与艺人的制作和指导，原因就在于粉丝的保守性——作为一个老龄化国家，日本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后者相对固定、也相对有钱的属性（毕竟大都成家立业、手有闲钱）使得诸多事务所愿意迎合他们的口味去制作艺人，甚至时不时复刻几十年前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事务所会基于粉丝直接干预艺人的未来发展，这种倾向很容易导致粉丝多、话语权高的艺人得到包庇，因为事务所需要依靠这些艺人赚钱，提高事务所的声望，吸引年轻有潜力的若手艺人加入事务所，实现阿尔都塞所谓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宝冢歌舞团内部霸凌事件中，宝冢管理方阪急电铁一直极力否认自己的责任，强调团体内没有霸凌事件发生。如此有恃无恐，就是因为其粉丝花钱多（日经娱乐统计平均15000日元）且粉丝体量稳定，管理方不太担心因为此类事情损失粉丝。

但事务所并不总是受到粉丝经济的支配。随着事务所体系统治日本娱乐圈，事务所之间的结构也逐渐固化。事务所世界的总体产业结构，尤其是新公司很难进入的事实，本质上意味着同样的人在几十年内持续负责打造新星[17]。这并不尽然是粉丝经济的结果，正如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所指出的那样，当经济和政治中存在显著的交易成本时，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就可能基于不完全的信息反馈，而制度变迁的路径就会更多地受到人们的主观认知模式，即意识形态的左右。此时，由于制度的收益递增性质，一种无效制度一旦因为人们主观认知模式而偏离有效的路径，它依然会持续下去[18]。哪怕北川悦吏子写的脚本已经不合时宜，经常被人批判[19]，但在路径依赖下，总有电视台找她写电视剧脚本。事务所很容易陷入路径依赖，因为其制作惯性并不容易因为观众口味的变化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虽然一方面，事务所会放弃某些粉丝比较多的艺人，例如因为出轨丑闻而被解约的广末凉子就被事务所雪藏，最后脱离事务所单干；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普通艺人“背靠大树好乘凉”，凭借事务所的庞大体量为所欲为。

选择合适的粉丝是群体事务所在艺人制作上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在人们喜好越来越分化的时代，既然事务所很难推出能够讨好各类粉丝群体的艺人，那么选择讨好有钱且有着较高发言欲望的粉丝群体变得更为重要。此类粉丝群体不仅有钱，讨好他们意味着取得稳定的收入。例如杰尼斯选择的是消费能力很强的日本女性；这些粉丝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可以通过粉丝力量影响“公共空间”（例如社交媒体），比如X（推特）上的趋势，引起各路媒体的报道。事务所也善于利用媒体的报道去影响舆论，保守的媒体报道会让批评者感觉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派，因此不敢发言、保持沉默，无法用行动干涉事务所的选择。在这种种情况下，出现了大事务所 “脱离粉丝基础”去制作艺人的情况：一方面，大量的路人对于事务所选择的艺人表示不解，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艺人依旧活跃在娱乐圈，似乎根本不受影响。

大型事务所保护涉事艺人的手段包括起诉报社侵犯名誉权。相较于美国，日本的法律更偏袒名誉受到损害的原告：日本不要求原告在某些情况下造成经济损害才能发起诉讼；在涉及公众关注事项的民事案件中，日本的被告必须证明他坚信故事的真实性，日本不接受实际恶意的原则。在美国，原告必须证明媒体的实际恶意；在涉及私人事务的民事案件中，日本的新闻界如果损害了一个人的荣誉，即使故事是真实的，也要承担责任[20]。偏袒原告的诽谤罪法律体系导致日本诽谤罪起诉频率奇高无比，2004年，在日本，申诉人向检察官提出了741起申诉。在这741起案件中，101起被起诉。相比之下，在美国，从1965年到2004年的40年间，只有64起诽谤案件被起诉[21]。在日本，因为起诉数量多，但是整体赔偿金额不大（甚至可能没有赔偿），因此对于不需要考虑真实性的周刊小报来说，他们可以随意报道；作为对应，他们将重大事件娱乐化，失去唤起人们批判意识的能力。而主流媒体被起诉很容易损害自己的声望和名誉，所以主流媒体在娱乐圈问题的报道上非常保守。事务所强大的法律团队有助于被曝光的艺人起诉媒体和个人诽谤成功，主流媒体偏向保守与不报道，个人则容易耗在长期的诉讼过程中损失大量的收入，因此也倾向于非必要不主动揭发问题。

事务所保护涉事艺人的方式，还包括通过非法的手段让报社和个人望而却步。以吉本兴业和BURNING系为代表的日本大型事务所经常被人怀疑和黑道有勾结。在2019年，前吉本兴业艺人前田五郎就指控在80年代每周都会从黑帮那里接到工作[22]。2014年12月，在东京的一家酒店举行的诈骗集团年会上，多位吉本兴业知名艺人到场，而著名日本黑帮山口组和吉本兴业在历史上交情匪浅[23]。这些和黑帮相关的因素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净化娱乐圈的努力，因为无论是报社还是个人，都不愿意惹上黑社会，就算没有性命之忧，工作本身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喜多川性侵、宝冢成员自杀和芦原妃名子自杀的共同点在于，三件事都是单方面的压迫和对一方权益的侵害，参与两方都是娱乐圈圈内人士（松本人志事件被害人是素人）。但是，三件事之间具有很多不同点值得深思，它们分别代表日本娱乐圈等级压迫问题的不同方向。

喜多川性侵的行为是作为制作人和领导对艺人的迫害，艺人隶属于公司，而作为杰尼斯事务所的最高领导的喜多川，凭借着职务便利对自己旗下艺人进行迫害。日本是一个集体意识很强的国家，为了集体名誉和利益“家丑不外扬”说假话是被允许的，而且日本团体含有极强的脱离法律以外的自治属性，问题需要内部解决[24]，因此哪怕其他人都知道被害人的经历，也不敢说出去。但是，喜多川性侵比单纯的领导迫害艺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其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在日本，哪怕是未成年人性交易入刑都比较缓慢，一方面是参与者少之又少，由于《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法》，每年约有1000人被捕，但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网络色情案件，更多的是关于色情，而不是性交易；另一方面，社会并未严肃关注该类型的事[25]，这助长了喜多川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而在性骚扰角度，日本法律着眼于个人权利，特别是身体接触，导致如果没有抓到现行，那么之后起诉成功就不容易，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日本没有“性骚扰”这个概念，这无疑也加剧了起诉难度[26]。对于被喜多川性侵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很难将自己的遭遇说出口，也很难寻求法律的庇护。

宝冢成员自杀则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根据文春报道，宝冢成员有爱きい自杀的原因在于团内前辈成员霸凌，以及团队重担压在一个人身上，导致其心态崩溃最后选择自杀[27]。团队霸凌经常发生在等级森严的艺人团队中，尽管宝冢管理方极力否认此事，却恰恰证明团队在管理问题上的失职：缺少外部监督机制、下级后辈只能无条件服从上级前辈的命令，不能反抗，这种旧日本昭和式作风必然会导致心理问题。而宝冢管理方并没有去干预此事，既未出面阻止霸凌，也没有进行心理疏导，无论知情与否，管理方都对该事件负有巨大的责任。日本娱乐圈霸凌并不算少见，2019年AKB48的姐妹团NGT48就爆出成员山口真帆被团内成员雇人袭击的丑闻，此事最终导致AKB48集团的解体。宝冢之所以逃过一劫，主要还是因其粉丝团体的稳定，而且地位崇高，不太担心其口碑的动摇。2023年宝冢收入比2022年同期提高13亿日元[28]，2021-2023年收入稳定在170亿日元左右。目前有爱きい自杀事件对于该团体经济收入的影响还不得而知，尚有待观察。

有爱きい自杀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根据逝者家属的律师给出的时间表，有爱きい在2023年经常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某些时候3天只能睡4个小时。如此惊人的工作时长，加上有爱きい需要指导后辈、被前辈指手画脚，还得组织排练，工作量也惊人，最终导致其不堪重负自杀。

和有爱きい类似，芦原妃名子自杀也是由于不合理的工作压力所致。芦原妃名子是2023年10月上映的电视剧《セクシー田中さん（SXY田中小姐）》的原作者。在NTV将原作真人化的过程中，编剧对前8集的内容进行大量改编，以至于严重偏离原作者的意思，由于原作者允许真人化的条件是忠于原作且如有不符，则需进行加笔修正，所以9-10集均由原作者改编[29]。当电视剧播完后，编剧相泽在Ins上称：“1-8集由我编写，9-10集由原作者编写，这是相当苦涩的经历。”官方TikTok账号甚至下场狂赞批评电视剧最终回的评论。此后，网上出现“异常数量”的对原作者的恶评和对编剧的支持。芦原妃名子后开通X，对NTV观点进行反驳，后经过原作者芦原妃名子和漫画出版商小学馆的协商后，芦原妃名子删除了相关内容。但最后芦原妃名子无法忍受舆论，于是删除X账号自杀[30]。

芦原妃名子自杀一事揭露了日本电视剧制作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不对等关系：由于日本电视剧大都是由小说和动漫改编，但是原作者、小说出版方和电视台三方关系并不对等。理论上原作者有最高的决断权，可以主导改编方向，但是实际上原作者只是一个没有报酬的“乙方”，他们参与原作监修的工作，但是承担了相当巨大的工作量，不仅需要进行修改，还需要向电视台解释和指导。最关键的是，如此大量的辛苦工作却得不到额外报酬。一般艺人和工作人员可以从日本庞大的事务所处赚取固定工资，生活不成问题。但很多作家和漫画家都没有签约事务所或者出版方，能不能赚到钱完全看天，即自己的作品能否大卖。为电视剧监修占据了作家和漫画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他们创作，却没有报酬，这大幅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压力。芦原妃名子恐怕也因此最终选择自杀[31]。另外，日本漫画价格极其低廉，著名的漫画《周刊少年JUMP》定价仅仅290日元（大约15元人民币），一共有485页；《周刊少年Sunday》定价仅仅360日元，一共有500多页，低廉的定价很明显会压缩漫画家的实际收入；为了周刊连载页迫使漫画家必须没日没夜低头伏案画画来满足读者需求。日本有流传漫画家平均寿命只有57岁的说法[32]，虽然统计数据不一定可靠，但是非自然死亡的知名漫画家数量不在少数，可见漫画家工作压力之大。

从收入分成角度，日本各类著作权大都属于事务所和大公司，例如音乐的版权属于索尼等音乐公司[33]，小说和漫画版权属于出版公司，这导致创作者获得的分成比例并不高，一首歌或者一本书大卖，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个人的分成则相对少得多。对于歌手来说，他们签约了事务所有固定年薪，姑且可以说事务所帮助他们化解了风险；但是作为独立创作者的小说家和漫画家来说，公司不会为其承担风险，因此很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失去话语权。相对低的收入、缺少话语权、不稳定的工作和极大的工作压力使得漫画家工作非常艰辛。

在这些被压迫的事件中，鲜有吹哨人（Whistleblower）出来揭发具体的问题，哪怕在芦原妃名子自杀一事中，各路同行大都仅仅喊着一些不痛不痒的口号，或继续沉默，追责的人也主要希望请求小学馆给出合理的回应[34]，而非深度揭露此类事件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或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在日本法律上，吹哨人一直受到排斥，法律也无法为他们提供保护。其根源也是在高度集体意识下，即使所属的组织存在某种不当行为，个人也应该避免将信息泄露给外界，这就是日本所认为的公共道德。2006年以前，日本没有专门的举报法，《劳动标准法》第104条仅规定，员工不得因向行政官员或劳动标准检查员告发违反《劳动标准法案》的行为而受到指控，但相关措施通常只提供狭义的保护，不能避免排挤等更广义的报复措施。日本有关报复性解雇的判例法对举报人没有统一的保护。决策基于断言的真实性、诚意和举报方式[35]。日本人对举报者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在某些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会主动揭发问题，但是其他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会揭发自己团队的问题[36]，这种多样的心理阻碍了潜在吹哨人的出现。总而言之，日本法律的缺少相应保障以及社会文化下社会成员对举报的复杂态度阻碍了吹哨人的出现，同样掩盖了日本娱乐圈的问题，阻碍了娱乐圈的改进。

永山绚斗吸毒的具体分析限于全文的篇幅不再展开，相比于前几件事的公共属性，永山绚斗的吸毒行为更多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寂寞”导致。飞鸟凉、尾崎丰等知名音乐家学习美国的民谣和摇滚歌手，通过吸毒寻找灵感；艺人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处于萨特式“自由之苦”，为了逃避这样的“地狱”选择吸毒。

上述的事件都涉及一点：主体性。性侵、团队霸凌等行为，如果经过揭发和正确的处理，完全可以扼杀在摇篮中，奈何大部分的参与者都仅仅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有考虑公共利益，在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保持沉默或者顺从更有权势的大腕，放任违法事件不断发生。在战败后的日本，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战后主义者痛惜于战前日本国民逃避政治的个人主义产生了顺从于军国主义的顺民，强调要树立“主体性”，承担个人的政治责任[37]。

当代日本娱乐圈的问题也在于，所有人仅仅追求私利，忽略了娱乐圈秩序的公共性，最终不断生产出各类丑闻。只有在所有人产生公共意识，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可以逐渐减少丑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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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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