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相对理科，文科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科学家需求可证实的结果，熟读历史、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则努力从历史固有的模糊不明中提炼出可供行动参考的见解。科学实验能证明或质疑以前的结论，科学家能够改动变量，再试一次。但领导人通常却只有一次机会，其决定将是不可逆的。

基辛格：相对理科，文科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文/郑渝川

来源/学术星球

《论领导力》是已故美国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的重要作品。这本书探讨了冷战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六位著名领导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夏尔·戴高乐、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评述了这些人的成长经历、施政成绩以及发挥领导力起到过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相较于政治学界、历史学界的学者作品的价值在于，基辛格本人与上述六人有着比较深入的交往，曾经参与过或者知晓过每一位主题人物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本人也曾带着问题意识，与上述六人分别进行过坦诚而不失尖锐的交流，这就使得他得以捕捉到主题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关决策背后的动机、顾虑、决策权衡。

相比之下，普通的政治学者、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通常就只能采用相当程度上的揣摩，各种说法、记录之间的校验。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学、历史学既有、固有的研究方式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认为，政治学、历史学以至于其他更多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有限信息下推演、评估问题，思考答案，恰恰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很多领域的决策思考是相似的过程。

基辛格自己在《论领导力》这本书的导言中就提到，我们所说的“战略”，指的就是领导者在稀缺不足、囿于时代、竞争激烈和情势多变的条件下作出的决断。也就是说，战略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甚至在很多维度上必须巧妙地实现平衡，否则看似完美的战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基辛格进一步指出，作为战略家的领导人，无论是大国的领导人，还是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其实决策和行动时都面临一个固有的悖论，那就是情势需要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决策空间最大之际又正是相关信息最少之时。

如果等待，等到信息、数据渐趋齐备，行动空间也将丧失。

拿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而言，虽然历史上屡次出现过大规模传染病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但历史本身也同时提供过几种不同类型的疫情发展和应对选择的组合：第一种，应对不足，持续不作为，最终引发严重灾难；第二种，应对不足，造成了一定后果，但疫情最终莫名消失；第三种，防疫严阵以待，但疫情没有大量扩散；第四种，存在一定的应对准备，但仍不足以遏制疫情的快速、大规模扩散，最终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且迫使疫情在相对转入低估时，取消或放松调控。

也就是说，如果遇到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出现的事件，每一种选择都面临特定的社会或政治风险。而采取观望，等待事情更加明朗再予行动，这就类似于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应对方式，被证明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出现。

《论领导力》书中提到了一个典型的领导决策情境案例：

1952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表示，德国如果满足让所有占领军包括苏军都撤出，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地位不加入任何联盟，德国接受二战后的边界，德国有权建设本国武装力量等条件，苏联就支持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马上统一。斯大林的这一提议让当时的联邦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陷入很大被动，因为德国统一的确是德国社会各界的一致愿望。但阿登纳很明白，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提议，正是因为要阻挠联邦德国在政治、军事上加入北约，破坏联邦德国与法国等国和解并筹建经济联合体的努力。如果阿登纳接受了这一建议，虽然有可能马上获得德国统一，但也将被美国主导的西欧政治、经济、军事联盟排除在外，剩下的选择就只剩下单独发展，或者投向苏联主导的华约的怀抱。

更危险的是，阿登纳意识到，如果不尽早与法国等国实现和解，让（联邦）德国融入与其他欧洲国家联合的经济体系，就不能真正让那些在一战、二战期间被德国攻击过、伤害过的国家放心。那么，欧洲大陆上将继续保持着国家之间的紧张对峙，德国为了获得安全感，必须努力筹建军备体系，波兰、法国等其他国家也将如此，欧洲和平将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基辛格在书中指出，阿登纳当时面临非常困难的决策情境，因为联邦德国国内其他政治势力不能理解他的苦衷，而民主德国甚至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之施加更大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国、英国、法国对于德国战争潜力、战争热情的担忧，显然也没有消失。联邦德国在当时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盟国信任，又不至于过度触怒苏联以及东欧诸国；如何一定程度上恢复德国国防自主，终结美英法军队的占领状态，又不至于引发美英法的猜疑，更关键的是，不能因此造成德国偏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复苏，重燃狂热。

书中列举了阿登纳在兼顾、平衡上述多方面敏感、利益需求与德国重建目标之间所展开的艰苦努力。毫无疑问，阿登纳这种在复杂情境下，冲破有限信息带来的困难，为（联邦）德国争取到了尽可能有利、但又避免引燃民粹的各种政策条件，完成了与欧洲盟国的和解，为欧洲经济联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的这种狗领导力，对于后来的勃兰特、科尔与默克尔有着很深的影响。

换言之，领导者在复杂、危险情境下的决策力，领导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觉和判断。那么，这种直觉和判断来源于什么？

《论领导力》书中指出，这其实就源自历史研究。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寻求趣味性地去寻找与现实决策情境具有相似性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使得决策者、领导者能够在面临艰难的现实决策情境之前，就代入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类似艰难情境，去校验、训练自己，领悟到完成权衡、取舍、快速反应、补救的真谛所在。

这也就是基辛格所说的，文科相对于理科的价值：

“科学家需求可证实的结果，熟读历史、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则努力从历史固有的模糊不明中提炼出可供行动参考的见解。科学实验能证明或质疑以前的结论，科学家能够改动变量，再试一次。但领导人通常却只有一次机会，其决定将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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