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改前非的周处本来是腐败、自相残杀、争权夺利的西晋官场的一股清流，但终究未能逃脱被算计、被陷害的命运。
周处除三害：谁才是真正的大害
文/邓峰
最近，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大陆上映，既叫好又叫座，获得大量观众的喜爱。这部电影借用《晋书》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通缉犯陈桂林误以为身患肺癌、生命将尽，希望像周处那样留名，决心除掉全台湾通缉犯排行榜中排在自己前面的两大罪犯的故事。影片剧情流畅、精彩，尤其是陈桂林除掉第一大通缉犯林禄和与他用来洗脑、骗钱、祸害社会的灵修中心的一幕，具有讽刺现实的意义。
在片中，当作为全台湾第三大通缉犯的陈桂林除掉第一大、第二大通缉犯，然后自首赴死时，恰好包含周处除三害之义。不过，应该追问的是，作恶多端的第一大、第二大通缉犯藏匿多年，竟然最终要靠第三大通缉犯来为民除害，本身便带有极大的想象成分，属于电影艺术范畴。如果现实中真有恶贯满盈的罪犯只能靠普通人来伸张正义，那只能说明政府部门惩恶扬善、维护公正秩序的能力存在不足。
抛开电影不谈，周处除三害其实是中国文化中颇为有名的典故，是“浪子回头”的经典故事。据《晋书》的记载，青少年时期的周处，“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被当地父老视作与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列的三害。周处有改过自新的志向，于是入山射杀猛兽和投水杀蛟，三天未返，当地民众以为周处已死，“皆相庆贺”。当周处平安归来，得知民众庆贺三害皆除的事情后，幡然醒悟，决心洗心革面。从此，一个“纵情肆欲，州曲患之”的周处已经“死”去，一个“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的周处留在史书中。
西晋八王之乱，令百姓生灵涂炭，导致王朝覆灭。
据《晋书》的描述，周处先后在新平、广汉两郡担任太守，既可“抚和戎狄，叛羌归附”，又能在“郡多滞讼，有经三十年而不决者”情况下“详其枉直，一朝决遣”。后来周处又担任御史中丞，有监督和弹劾百官的职责。周处为人正直，“凡所纠劾，不避宠戚”，甚至连身为朝廷宗室与权贵的梁王司马肜都因违法被周处弹劾，导致一些朝臣不满于周处的“强直”。所以当西晋爆发大规模叛乱时，不满于周处的梁王司马肜和朝臣趁机挟私报复，逼迫只有五千士兵的周处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去进攻七万叛军，“弦绝矢尽”、“力战而没”。痛改前非的周处本来是腐败、自相残杀、争权夺利的西晋官场的一股清流，但终究未能逃脱被算计、被陷害的命运。当权贵作恶不被惩处，当为民请命的正直之士被肆意陷害，真正的大害是挟私报复周处的梁王司马肜和朝臣，是最终酿成八王之乱的西晋朝廷。
战国后期的中国思想家韩非子曾论述过坏人与坏人当权的区别：“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能祸害那么大，成为史书中臭名昭著的暴君，是因为他们有权力的“南面之威”，假若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作恶的范围将十分有限，容易受到惩处。这正是电影《周处除三害》与史书中周处悲剧命运所指向的权贵作恶、坏人当权的区别。解决电影《周处除三害》指向的问题，靠的是法治环境下政府能力的提升，改变史书中周处悲剧命运只能靠民主、法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ND
推荐阅读
邓峰：给民主另一种可能，扬长避短的新方案
潘光旦：真正的自由不是散漫和放纵，而是自知和自制
北大教授钱理群：伪精英的六种病征，他们一旦掌权，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改变中国的微信、快递，离不开李同志他们的努力
那些充满激情的男女欢爱，为什么大多不能长久？
李泽厚27年前的预言，直击今天中国人身不由己的最大痛处
十点公社
一个时代的记录
自由评论
只为苍生说人话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