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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改革开放初期，顾城的诗风靡一时。
寻找光明是人的天性，光明，代表一种尽善尽美的秩序，一种美丽新世界，人间的天国、地上的乌托邦。
儒家崇古，言必称三代大治，上古三皇五帝时期，尧舜禹天下为公禅让帝位，民心淳朴路不拾遗，天下大同。天下大同市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是没有私有制，民众没有私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社会劳动，老弱病残孤寡受到社会照顾，没有特权和世袭制，掌握权力的人由大家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国家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在儒家的描述之下，天下大同颇有几分原始共产主义的风范。
只是儒家对上古的推崇更多是一种虚构的想象，心目中的理想国，而非事实。真实的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民众苦苦求生；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禅让充满了权谋和血腥，大致类似西方选帝侯推选强大的国王为盟主，并非这些所谓的大帝们（部落盟主）不想搞家天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实力不够而已。
无独有偶，西方对于理想国的追寻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假托与老师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描绘了心目中的理想国，可能是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导致的否决政治深恶痛绝，正是多数人的暴政导致雅典人投票处死了老师苏格拉底，对海军将领的严厉处置导致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失败，因而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不是雅典民主制度，而是类似于斯巴达制度。
在柏拉图的描绘中，理想国是由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的，而这三个等级应该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只有各个等级保持分工合作的状态时社会才能保持普遍的和谐。也就是说，由哲人王来治理国家，这一点，跟儒家的“内圣外王”不谋而合。看来，东方圣人、西方圣人其理一也，都有一个持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空想，在现实中能够成为王者，靠的是武力和权谋，西方选举制度之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道德楷模圣人成为王者。唯一有些沾边的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夺权，在上位之前声望一时无两，有“在世圣人”之称。
王莽养望数十年，天下人都觉得：“王公不出，奈苍生何？”王莽不做皇帝，天理难容。而且王莽上位之后，忠实推行儒家那一套崇古复古理论，结果却玩脱了，理论跟现实脱节，削足适履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身死国灭，以至于儒家也不得不与他忠实的信徒王莽划清界限，说他是伪君子，虚伪小人。
其实王莽要真是伪君子就不会如此下场了，有些理论，只能是挂在墙上给人看的，说得做不得。有些潜规则，则是恰恰相反，做得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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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二者《圣经》旧约部分是相同的。基督教跟犹太教不一样是多了新约，还有就是要建立人间天国。
基督教耶稣教导信徒们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基督是希腊文的音译，本义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也就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之意。耶稣自称基督，就是要带领信徒们建立一个人间天国。
耶稣跟犹太教士的区别在于：耶稣认为有教无类，只要信仰上帝就能得救；而犹太教士们认为犹太人跟上帝立约，是上帝的选民，只有犹太人才能得救。
因此在犹太教士看来耶稣这个弥赛亚（基督，救世主）是自封的，因而向罗马派来的总督举报，坚持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而导致耶稣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创业未半而中道崩阻，不过耶稣的理想由他的大弟子彼得和其后人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得以实施，罗马教宗一度凌驾于欧洲众王之上，在西欧教宗旨意所到之处，莫敢不从。
然而，在教宗掌权的中世纪，并不是一个理想国，而是被后来历史学家描绘成“黑暗的中世纪”，代表着文明的退步，科学匍匐于神学之下，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力相对于罗马共和国时代都有较大幅度的倒退，直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才迎来了工业革命科技大爆炸生产力大发展。
参照犹太教基督教而建立的YSL教，一度横扫四方，建立了横跨亚非拉的大帝国。阿拉伯人如此能打，跟他们宗教改革关系很大。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原始部落进行了改造，对商人收取十一税，社团内部平均分配，奖罚分明资源共享，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调集资源，举国对外作战，以战利品来激励士兵们奋战，所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随着国家的扩大管理复杂（大公司病），对外征战的收益不能弥补内部资源消耗，帝国停止扩张，则必然内卷，矛盾爆发。MSL社会所谓的理想国，是为战争而生。
3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源头。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血腥的原始积累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构建一个理想国乌托邦。
16世纪初期，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公众选举产生。托马斯·莫尔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这其实跟基督教、YSL教敌视工商业发展的思路一脉相承。在《圣经》中，对富豪们的批判随处可见，例如，“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对“乌托邦”进行了实践，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欧文创建“和谐大厦”失败，使得他由一个亿万富豪变得一贫如洗。
这些形形色色“乌托邦”的失败，在于反人性。他要求每个人都是无私的，而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利益驱动，没有欲望，人都是好逸恶劳，最终导致系统崩溃。也许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被超级计算机掌控，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占据顶端，个人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超级生命”的细胞和螺丝钉，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无私无欲？
但哪怕是人，对于细胞的操纵，靠的也是信号，其实也是“利益”驱动，细胞层面上的利益，驱使着细胞去完成指令。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没有利益信号的驱动，会导致信号缺失系统紊乱，短期（战时）也许可行，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系统崩溃，这也是乌托邦为何行不通的原因。
之后的苏联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本质跟MSL社团性质一致，都是为战争而生的。战时共产主义能够最大限度调集资源作战，布尔什维克最初只占领了首都彼得堡一小块地盘，全俄几乎是白军的天下，最终却是红军笑到最后，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调集资源功不可没。
但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法持续，集团农庄导致乌克兰大饥荒，也埋下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离心离德的祸根。列宁在赢得内战之后也开始改革转向新经济，斯大林上台后由于欧陆面临战争阴云，重启计划经济集体农庄模式，靠着举国动员体制赢得了对德三战争的胜利。而德三直到44年才战后烧到德国境内才全面动员，因为小胡子用经济福利作为大饼通过选举上台，因而不敢全面动员。
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抨击，认为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个人自由，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信号缺失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模式竞争本质而言是经济效率竞争，一种经济体制如果效率低下早晚会被淘汰。
反乌托邦小说则从社会层面进行了反驳，四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描绘了一个由玻璃建筑和精确控制组成的社会，人们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生活完全按照科学和理性来安排。《美丽新世界》描绘了一个通过基因控制和药物控制来维持的社会，其中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爱情和思考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被分为不同的等级，按照预定的计划生活，而真理和自由则被彻底否定。美国HBO科幻大剧《西部世界》世界观模仿和致敬《美丽新世界》。
《1984》《动物庄园》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大作，《1984》讲述了一个被严密统治的世界，其中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受到严密监控和控制。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监控着一切，“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注视着你！）是《1984》中的名言，与当下个人在网络世界中无处遁形有几分类似。
《动物庄园》则是一部寓言小说，该作讲述农场的一群动物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革命的带头人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对动物的压榨比人类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动物庄园》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猪）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灰色的。光明与黑暗都是相对而言，《道德经》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黑暗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极致的光明等同于极致的黑暗。流行于中亚的摩尼教，俗称拜火教，是明教的源头。其教义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是指世界的二个本原，即黑暗与光明、善与恶，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过程：即初际（过去）、中际（现在）和后际（将来）。光明和黑暗争斗，造成种种灾难和问题，最终在将来明暗二宗，各归其位，光明归光明，黑暗归黑暗，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
而并非光明消灭黑暗，黑暗是无法消灭的，有光就有影，就有黑暗，只能和其光同其尘，约束黑暗，想要追求极致的光明，结果只会造成更大的黑暗。通往地狱的道路，由鲜花铺就。
当今世界纷争不休，由于公地的悲剧存在许多阴暗面。我们最终会走向世界大同，走向星辰大海。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如果人类被困在地球上不能走向宇宙航海时代，最终会因为气候问题和技术退化而毁灭，所以目前我们不过是处于史前时期。但历史的终结、不再有国家全球一世界大同之后就没有争斗，没有黑暗面了吗？也同样会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运动是事物的本质，不存在什么圆满无缺的美丽新世界，浪奔浪流，似大江一发不可休，转千弯转千滩，亦未平复此中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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