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崩盘：孤独社会、“平成废物”与“失去的三十年”

文：任泽平团队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安倍称为“国难”。

日本的应对措施谈不上成功，比如错过鼓励生育的时机，老年人口过多社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平成废物”、“草系”年轻人步入“孤独社会”，社会医疗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国开放等。

日本老龄化严重，叠加90年代初股市房市大泡沫破裂，债务通缩循环，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学习。

1.1 总量：总人口连续13年下降，自然增长率降幅连续16年扩大

2023年日本总人口连续13年减少，较最高点下降2.8%，未来总人口将加速减少，按出生率中位数预测，到2070年总人口将减少超30%。

从总人口看，日本总人口2008年达到最高点1.28亿后开始下降，2023年8月较高点下降2.8%至1.24亿。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假设死亡率在中位数水平，按出生率低位数、中位数、高位数三种情况预测，预计2070年日本人口分别为8023.7/8699.6/9549.0万人，即使是最乐观情况，人口仍将减至2023年的3/4左右。

从自然增长率看，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2007年转负为-0.1‰，此后开启连续16年负增长，降幅不断扩大，2022年为-5.8‰。

从全球看，2020年日本总人口首次跌出前十至11位，2023年降至12位。

1.2 结构：儿童青少年占比全球倒二，老龄化程度世界第二

不婚不育、晚婚晚育使日本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22年0-14岁人口占比全球倒数第二，仅次于韩国。

从结婚率看，日本结婚率1947年见顶下降，1972年反弹至10.4‰后持续降至2021年的4.1‰。如果将50岁未婚的定义为终身未婚，那么1970-2020年，日本男性、女性终生未婚率分别从1.7%、3.3%增长到28.3%、17.8%。

从结婚年龄看，晚婚现象加剧，日本男性、女性初婚年龄显著增长，影响生育子女数量。1972-2021年，男性初婚年龄从26.7岁增至31.0岁，女性从24.2岁增至29.5岁。

从婚后生育率看，婚后不生孩子、晚生孩子比例上升，1970-2021年女性婚后生育首胎的平均年龄从25.8岁增至30.5岁。1975-2021年，婚后一年内生育首胎的比例从39.4%降至23.4%。

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导致日本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进入少子化时代，1992年降至1.5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22年总和生育率仅1.26，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倒数；0-14岁人口占比仅11.6%，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

低生育率，叠加医疗技术提升带来的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使日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9.0%，创历史新高，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摩纳哥居世界第二。

从老龄化程度看，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金字塔由扩张型转为收缩型。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5年占比超越20%，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早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国家。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老龄化时间晚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美国用了65年，法国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仅用2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德国36年，日本仅用11年。

1.3 迁移：东京都成为唯一人口正增长的都道府县，东京都市圈人口单极化逆势增长

2022年，东京都成为日本唯一人口正增长的都道府县，占日本总人口的11.2%，人口增速0.2%。

日本都、道、府、县是平行的一级行政区，全国分为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京都府）、43个县。2022年，仅东京都实现人口正增长，从1401.0万人增至1403.8万人；23个县人口下降率持续扩大，其中，岩手县、福井县、和歌山县的增幅最大；京都府等19个都道府县的人口减少率有所下降。

三大都市圈人口占比百年来持续增至52.9%，2010年以来人口向东京都市圈单极化集中。

日本人口分布不均衡持续加剧，人口呈现向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聚集趋势，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大都市圈人口占比百年来持续增长，1920年，三大都市圈人口占比33.3%，2022年，这一数字已增至52.9%。

2010年以来，东京都市圈人口在日本总人口持续负增长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2010-2022年，东京都市圈人口从3561.8万增至3687.3万，占总人口比重从27.8%增至29.5%，人口单极化向东京圈流入。而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同期分别下降45.0、16.4万人，但由于日本总人口下降，两大都市圈人口占比基本稳定在14.4%和9.0%。

日本农村地区青壮年人口大量迁移至城市，农村老龄化少子化程度远高于城市。

2022年，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临海的农业县秋田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38.6%，而最低的东京都仅22.8%。少子化程度最高的依然是秋田县，0-14岁人口占比低至9.3%，老龄少子化叠加使秋田县劳动人口全日本最低。

2.1 劳动力短缺，需求疲软，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破坏经济潜在增长率。1990年前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劳动生产率放缓，叠加当时泡沫破灭、政策应对失误、国际环境动荡、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因素，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1961-2022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经济走势基本同步变化。伴随1961-197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速维持在1.5%的高位、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2.7%峰值，实际GDP平均增速也维持在7.7%的高位；1976-1988年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分别维持0.9%、3.1%的低速增长，实际GDP增速也降至4.4%；1989-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从0.9%、4.5%大幅降至-0.4%、0.7%，实际GDP增速从5.4%降至1.5%。

从国际看，2022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仅58.5%，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垫底，远低于OECD成员国平均64.8%的水平。劳动生产率为每小时52.3美元，人均劳动生产率85329美元，与拉脱维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持平，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劳动生产率在38个OECD成员国中排名30、31位，均创1970年以来最低水平。

日本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改变消费结构，消费增速降至冰点，医疗消费需求显著提升。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高、平均消费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导致经济中消费的比重上升，但消费增速会下滑。1991-2022年家庭消费占比从51.6%升至54.1%，1973-2022年家庭消费增速从21.0%降至5.3%。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偏好不同，年轻人偏爱汽车等耐用品，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求旺盛。日本老龄化影响消费结构，2000-2022年汽车销量从821.4万辆降至630.2万辆，降幅23.3%。1992年以来，国民医疗费用占GDP比重从4.9%增至8.2%，在OECD国家处于较高水平。

人口结构变化使日本储蓄、投资需求显著下滑，股债房表现低迷。

我们以（GDP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差值）/GDP计算国民储蓄率，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劳动人口占比较高时，收入增速高于消费增速，储蓄率保持在50%以上。随着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老龄化加速，储蓄率显著下滑，由1989年的50.2%降至2022年的46.3%。

储蓄率和投资率有明显正相关性，储蓄率持续下降导致投资率下滑。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投资率曾达到36.4%的高点，而1996-2020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69.1万亿日元峰值降至145.3万亿日元，投资率从31.6%降至26.0%。

日本股市随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上升而繁荣，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1986年达到峰值86.2%，日经225指数1989年冲顶，，2022年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降至52.7%，日经225较1989年下滑33.0%。债市利率因老龄化下滑，1992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日本长期贷款利率从8.1%的高点跳水后长期低利率，2022年为1.25%。房市住房开工量与主力置业人群规模正相关，均呈“倒U型”曲线，日本主力置业人群1972年增长放缓，住宅新开工套数1972年达峰；1995年主力置业人群达峰后下滑，住宅新开工套数也下滑。

2.2 孤独社会时代到来，社会创新力衰退，社会保障难以为继

资产负债表衰退、老龄少子化加剧使日本走向“孤独社会”，以低活力、低欲望、躺平为代名词。孤独社会是日本学者三浦展提出的概念，即以“孤独”作为消费动机的社会，可细分为“下流社会”“单身社会”“虚拟社会”。

“下流社会”指日本中产阶级的消亡、向下流动的新阶级扩大，90年代泡沫破裂后，日本年轻人因预期收入下降对生活、工作、学习、消费态度消极，不愿奋斗，追捧“做二休五”，社会活力急剧下降。

“单身社会”则指日本社会中单身家庭逐渐成为主流，催生外卖、单人公寓、老人介护等单身经济的发展。根据日本内阁府预测，2040年，日本男女终生未婚率将增至29.5%、18.7%。

“虚拟社会”即当代日本年轻人更容易从虚拟生活中得到精神满足的社会。

平成时代成长起来年轻人不愿意追求二战后昭和年代建立起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薪资制，更倾向躺平，从事非正式雇佣、小时工，追求虚拟世界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被称为“平成废物”。

根据2022年日本内阁府调查数据，选择“家里蹲”的人数占15-39岁人口的2.05%，占40-64岁人口的2.02%。

日本老龄化挤出科研资源，叠加曾经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制限制，导致日本创新能力下降、错失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机会，独角兽企业数量大幅落后。

一方面，日本老年人占比持续上升，政府、企业用于老龄化的支出增加，科研资源投入相对减少，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尽管终身雇用制与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已逐渐崩溃，但两种制度长期实行对日本科技创新产生长久的消极影响，企业组织过于冗余，难以淘汰低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由于晋升慢、薪资低，创新意愿受挫。

老龄化对科研投入的挤出效应，叠加制度因素限制年轻人创新意愿，使日本错失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机会，独角兽企业数量明显落后。根据胡润研究院数据，截至2022年末，日本独角兽企业数量仅7家，大幅落后于中美印英德韩的316、666、68、49、36、18家，排名继续下降至14位。

日本人口抚养比发达国家中最高，社保给付费占GDP比重持续增长，但来自劳动人口的社保财源缩小，政府财政压力加剧。

从人口抚养比看，2022年日本人口抚养比（1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56.0%增至68.4%，在发达国家中居首位，其中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抚养比增速高于少子化带来的少儿抚养比降速,1960-2022年老年抚养比从8.8%增至48.8%，而少儿抚养比从47.2%降至19.5%。

从社保给付费看，抚养比的增长导致社保给付压力增大，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2021年日本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占GDP的25.2%。然而社保给付费的财源过半来自企业及劳动人口，随着劳动人口减少，来自劳动人口的社保财源缩小，而老年人增长又使社保支出膨胀，政府财政压力加剧。

3.1 建立养老、医疗、介护三层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建立以养老、医疗、介护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给付费占GDP比重达25.2%，由以医疗保险为主转向以养老保险为主。

社保对象:以全体国民为保障对象。1958年、1959年分别制定《国民健康保险法》、《国民养老金法》，1961年初步实现以养老、医疗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2000年引入介护保险，形成养老、医疗、介护保险三层社会保险构成的保障体系。

社保给付:日本1964-2023年社保给付费从13.5万亿日元增至134.3万亿日元。给付主导险种由医疗保险转向养老保险，1980年后养老保险给付费超医疗保险成为最大的给付险种。2021年养老保险给付占给付费总额的40.2%、医疗保险占34.2%。

社保财源:日本社保财源主要来自保费收入和财政拨款，前者占比呈下降趋势，后者呈上升趋势。1991-2021年保费收入和财政拨款占社保收入总额分别由60.9%降至46.2%、由24.4%升至40.4%。

1）国民皆年金：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为辅

日本形成以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企业年金计划、个人年金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第一支柱覆盖规模最大达6754万人。2021年，养老金给付费55.8万亿日元，占社保总给付费用的40.2%。

第一支柱：强制性的两层公共养老金，包括固定缴费的国民年金、收入关联型厚生年金。覆盖20-60岁全部人口，养老金基金规模在全球公共养老金基金中居首位。

第二支柱：自愿参与的企业养老金计划，包括待遇确定型DB计划、缴费确定型DC计划、一次性给付退职金制度（LSSB）、中小企业退职金共济制度（SERAMA）。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占比逐渐上升。

第三支柱：自愿参与的个人养老金计划，包括个人缴费固定型DC计划（iDeCo）、个人储蓄账户（NISA）。iDeCo和NISA账户均享20.3%资本利得税免除。

2）国民皆保险：专设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老年人自付比例10%

以地域保险、职域保险、高龄老年人医疗保险构成医保体系，参保总人数占日本总人口的99.4%，75岁及以上老人自付比例仅10%。2021年，医疗保险给付费47.4万亿日元，占社保总给付费用的34.2%。

从保险种类看，日本医疗保险制度险种复杂多样，主要包括地域保险、职域保险、高龄老年人保险，职域保险又包括健康保险、船员保险和共济组合。

从覆盖群体看，职域保险参保人员主要为雇员与公务员；地域保险参保人员为农民、个体经营者、退休雇员；高龄老年人医疗保险被保险人是75岁及以上群体和65岁及以上卧病在床的老年人。

从参保人数看，2020年日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日本总人口的98.9%，其中职域保险参保人数较多，占总参保人数的61.7%。

从自付比例看，儿童与老年人自付比例较低，但高收入老龄群体例外。70岁以下群体与70岁及以上高收入群体自费比例为30%，但70-74岁老人自付比例20%，75岁及以上老人自付比例仅10%。

3）国民皆介护：设置7级介护标准，高龄老人为主要受益群体

介护保险制度参保者自付比例仅10%-30%，65岁及以上老年人覆盖率达98.9%，被认定为需介护/支援人数占参保人数的8.8%。

从制度背景看，家庭规模小型化、免费医疗制度导致老年人长期住院，进而医疗费用大幅增长、医疗资源紧张、护理水平降低、财政压力巨大，由此日本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法》。

从被保险人看，“第1号被保险者”为65岁及以上老人，“第2号被保险者”为40-64岁群体，2021年6月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参保人数较最初增长1.6倍，覆盖率达98.9%。

从受益对象看，受益人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40-64岁有特定疾病群体。参保人在申请给付后，由政府评估其介护资格和等级，介护等级分为7级：可能发生护理的“要支援”1-2级和处于护理状态的“要介护”1-5级。2021年6月，被认定为需介护/支援的人数较最初增长3.9倍，占参保人数的8.8%，75岁及以上老人在每个介护等级占比均超85%。

从服务内容看，介护保险提供居家服务、社区服务、机构服务，居家服务需求较高。

3.2 提高退休年龄，放宽移民政策，增强人才红利，应对“用工荒”

《安定法》推动退休年龄延至70岁，高龄老人就业率连续17年增加。一方面，日本通过鼓励延迟领取养老金间接促进老年人延迟退休，领取养老金年龄越晚，每月可领取养老金金额越多。60-65岁每提前一个月领取，养老金在法定基础上减少0.5%，65岁以上每推迟一个月领取，则在法定基础上增加0.7%。另一方面，直接通过立法延迟退休年龄。1986年日本出台《老年人就业稳定法》，鼓励老年人60岁退休。2006年明确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并鼓励老年人65岁退休。企业可废除退休年龄制度或提高退休年龄至65岁或对60-64岁员工引入继续雇佣制度。2013年出台《老年人就业稳定对策基本方针》规定65岁退休。2021年《安定法》开始推动退休年龄提至70岁。2022年，能保障老年人工作到65岁的企业占比从2006年的84.0%增至99.9%。

日本移民政策1989年起放宽，但政策力度不及美国。

从政策方向看，为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日本移民政策自1989年趋向宽松，但政策仍不如美国开放。1989年前人口问题不突出，叠加日本是以血统为原则的出生公民权制度国家，其移民政策较保守。1989年起日本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移民政策开始放宽。1989年颁布的新移民法对允许移民的类型由最初的18类增至31类；2018年新设特定技能签证，放宽造船业等劳动力严重短缺行业外国劳动力限制。

从政策效果看，移民数、外籍劳动人口数显著增加。1989年前日本拥有居留资格人口增长缓慢、占比极少。1950-1990年拥有居留资格人口数仅增长45.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仅提高0.13%。新移民法推出后，1990-2021年拥有居留资格人口增长168.5万至276.1万人，占总人口的2.2%，较1990年增长1.3个百分点。

日本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增强人力资本红利。根据OECD，1997-2019年日本25-34岁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从45.7%升至61.5%，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

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人口增长停滞带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们将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其中劳动力投入细分为工作时间和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源于技术进步、组织和生产创新等。根据JIP数据库，1996-2018年日本年均复合GDP增速为0.71％，其中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贡献0.35％的增长，劳动力质量贡献0.27%。

日本应对少子化措施及效果不及预期原因

4.1 面对少子化：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保障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扩大女性再就业

为新婚夫妇提供最高60万日元补贴，给予男性全球最长陪产育儿假30.4周，以“天使计划”为核心完善托育体系。日本1972年起为鼓励结婚生育推出多项福利政策且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保障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

一是鼓励结婚。2020年日本推出“结婚新生活支援计划”升级版，给予39岁以下、家庭年收入540万日元（约26万人民币）以下新婚夫妻最高60万日元（约2.9万人民币）补贴。但实施该计划的市町村仅占市町村总数的15%，以不发达地区为主，年轻人比例低。

二是鼓励生育，推出不孕治疗补贴、一次性生育补贴、带薪产假。日本为不孕症患者治疗提供支持，2021年提供一次治疗补贴30万日元。为降低家庭产检及分娩成本，日本为怀孕女性提供一次性生育补贴42万日元。此外，女性享受14周产假、最高44周育儿假，期间可获得约为工资2/3的津贴；男性享受陪产假4周，但男性育儿休假率仅14.0%，远低于欧洲国家。

三是发放儿童补贴、发展托育服务。日本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差异化补贴：0-3岁儿童每人每月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一孩、二孩每月1万日元，三孩及以上每月1.5万日元。同时，日本以不断升级的“天使计划”为核心，增加保育所数量、延长保育所开放时间、增加保育服务人员待遇，2013-2023年保育所利用率增加17.4个百分点至52.4%。2023年，日本政府探索充实托育机构人员，为育儿母亲提供心理支持。

4.2 少子化应对失败原因

尽管日本采取系列措施鼓励生育，但日本1992年起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

一，生育观念转变，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成本约束阶段到来，不婚不育成为更多日本年轻人的选择。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高死亡率驱动阶段，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975年，日本已发展至成本约束阶段，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是必然。

二，经济长期通缩，日本适育人口低欲望、躺平，非正式就业扩大，收入不稳定导致“不敢生”。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社会活力大幅降低。在经济低迷、阶级固化背景下，企业为节约成本，逐渐采取弹性工作制，导致非正式雇员比例逐步增长。根据日本总务省调查数据， 2012年，非正式雇佣员工占所有员工的35.2%。由于非正式雇佣工资收入更低，适婚适育人口就业、收入均不稳定，影响生育意愿。

三，货币放水叠加东京冬奥会，日本核心地区房价持续高速增长，房价收入比全球第五，抑制生育行为。由于2020年全球货币放水，叠加东京冬奥会推动、日元贬值，各国资金涌入日本楼市，日本房价2020年以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23年上半年，东京圈平均房价887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34万元），远高于2020年的667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26万元），创历史新高。根据Numbeo数据，2023年年中，日本房价收入比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六。与高房价形成对比，日本年轻人躺平，更愿意从事非正式雇佣、临时工等工作，收入较低，抑制生育行为。

四，“女性婚后及育后应成为专职主妇”的传统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女性难以平衡工作与婚姻。尽管日本政府推出系列政策保障女性权利，但政策难以对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思想起效。根据相关数据，日本因为生养育辞职的女性比例仍高达60%，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已婚已育的职场女性不友好，因此，越来越多女性在“生养育子女”和“追求职业发展”之间选择后者，少生甚至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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