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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产权”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财产权”，而没有认识到，除了“财产权”之外，还有“选择权”，它甚至比财产权还重要。这里的选择权，不是指在给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选择的权利，如购物时选择商品的权利，而是指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即对制度（体制）进行审视、判断、评论和选择的权利。
只有“选择权”得到保证时，“财产权”才能得到保证，换句话说，假如“选择权”被剥夺，那么就等于“财产权”被剥夺。选择权使“制度的竞争性”具有可能，对权力提供了制约，从而为财产权的保障提供了可能性。只有当人们“选择”新的秩序框架具有可能的时候，财产权的保障才是可能的。
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对秩序框架的选择，和给定秩序框架下的选择。当这两种选择都可能时，财产权才是成立的。财产权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选择权，它不仅包括选择商品的权利，也应该包括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但是，但是人们往往只是看到选择商品的权利，而忽视了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因此，他们以为具有选择商品的权利时，就已经拥有了充分的财产权，这完全是对财产权的误解。
如前所述，在不具有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的情况下，财产是可以随时失去的。那么，为什么这种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往往被人所忽视呢？一个原因是选择的对象看不见，不能直接满足需求，但这个原因不是最主要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认知上的错误，即人们没有认识到这种选择对自己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这种选择权是自己的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基础。
这种选择权能否得到确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社会。只有当人们认识到，社会只是服务个体幸福的手段，人们有理由选择更有助于自己幸福的社会时，这种选择权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才具有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反，假如人们认为社会是给定的，是由历史上产生的制度和文化所决定的，由不得人们对它进行选择，假如人们受这种观念支配，那么这种选择权将无从谈起。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财产权与认知之间的关联性。财产权不是客观的或自然的，而是随着认知的变化而变化。假如人们认识不到“秩序框架”的选择权对自己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权利自然地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也不会产生这种权利。财产权的概念，不只是对人们所拥有的财富而言，也包括对“秩序框架”的选择权而言。假如人们不具有后面这种选择权，那么他们的财产权就是不完整的。我们可以说，一切的苦难，都是因为后面这种权利被忽视导致的。你不能说中国人不重视财产权，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当然很重视，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还有后面这种财产权这回事，或者说，他们不重视的是后面这种财产权。确切地说，他们是完全忽视了它。
当这种选择权被确立时，财产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当财产权得以确立时，一个社会中，财富的增长才是可能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把政府视为财产权的保障，而没有认识到，当政府能够“被选择”时，财产权才能被保障。也就是说，保障财产权的，不是“政府”本身，而是政府能够“被选择”。不能很好地保障财产权的政府将会被替代，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权的保障才是可能的。
假如人们把财产权狭隘地理解为对他所拥有的财富的财产权，而忽视了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那么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也会失去，这正是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当我们谈到“保护产权”时，它的含义就应该包括“选择秩序框架”的权利不能被剥夺，而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所拥有的财富不能被剥夺。
转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作者 朱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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