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班，我好像还在做梦

春节过完了，我们与作家王若虚聊了聊他关于春节的美好记忆。王若虚特别希望做一个梦，在梦里过年——失去的所有亲人能够团聚一桌，外公和外婆又能回到桌边，坐在他旁边给他夹红烧肉，让他多吃点，再多吃点。这个梦最好能持续好几天，不要醒来。

口述 | 王若虚

整理 | Sophia

题图 | 《舌尖上的新年》

我在上海出生、读大学、工作，几乎都是在上海过年，直到近几年跟着我太太去她老家承德过年，感觉到底是北方小城年味重，车多、人多，喜庆，包括去县里，各路亲戚加起来有一大家子人。这里的仪式感也很足——边看春晚边包饺子，看完春晚吃饺子，这个我在上海全然没经历过。反正过年最重要的是有人，当然，还有南方人难得一见的大雪。

在个体印象中，最完美的一次过年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家族里很多老人还在世，有的亲戚还没撕破脸，手机一万块钱一部，大家都买不起，吃饭时没人当“低头族”，也没那么多祝福短信要回复。饭桌上有炸鸡翅、红油鱼头粉皮汤、毛蟹年糕、炒鳝丝（玻璃蛇）、蛏子。难得可以敞开了喝大瓶装的雪碧和可乐，还可以边看电视边吃饭，看大人们为了压岁钱红包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跟北方人抢着买单一样——反正最后也不到我兜里，想开了。

吃完饭，我们在外婆家的院子里放烟火，结果我在放“夜明珠”时放到一半直接炸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最后总算缓了过来。“夜明珠”——你就将它想象成哈利·波特的加长版魔杖，一颗一颗地往天上去。跟着父母回家时，马路上都是火药味，我们随时警惕，看路上哪里可能要放鞭炮或者“高升”，前者如机枪，后者像迫击炮。

（图/unsplash)

我最近在想，有什么地方本来不该有年味，结果却过年了。比如在国外，海外华人也会过年，唐人街很热闹；监狱里也要过年，那天伙食还特别好。但有个地方是我想不到的，那就是大学校园。

因为按理说，过年是在寒假期间，大家早该回家了，结果有一次看新闻，我发现某高校里很多学生有种种个人原因没回家，学校后勤部门把他们集中起来，在食堂里专门开灶头吃年夜饭、看春晚、包饺子。我很好奇，他们有哪些原因愿意放弃回家过年、留在学校里，我就去咨询、去调查，所以我最近的一部小说就是写春节的高校里那些不回家过年的人（不限于学生）。

（图/unsplash）

元旦、春节、元宵节……每年有这么多的节日值得庆祝，单纯从过节角度来说，我最喜欢国庆节。因为我这人对节日食品不感冒，国庆节没有必须要吃的节日食品，而且假期长、空闲时间比较多，上海也不像春节期间那样空空荡荡，还可以在朋友圈看出门旅游的人在哪里堵车。

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觉得在上海过年实在没意思，“没意思”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过年期间上海人少，当然，开车的人是很开心的，不堵，坐地铁也总是有位子。除了一些热门旅游景点，其他地方似乎没什么人。找朋友出来聚会也比较难，朋友都回家过年去了。城市没了人气，自然就没什么意思。

另一方面，这几年，家族里的人渐渐变少了。比如我妈这边，老一辈都已经走了；我表弟跑去新加坡发展，有时候他父母也过去；我大舅在南方养老，小舅和小舅妈常在国外旅游过年……自然也就聚不起来。我爸这边也是各有各的情况，年三十晚上能凑齐人吃一顿饭就不错了。

2010年1月30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边的商店外墙上挂着巨型“汤圆”。（图/视觉中国）

上海人过年，没有很多特别的规矩，重头戏就是年夜饭（且很早就流行去饭店吃），之后几天走亲访友，一些礼品和红包来来回回流通，年初五和全国人民一样要“迎财神”。

有工业文明底子的城市，过年也主打高效，但这也是在以前。比如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亲戚、好友都住在市区，中环线里，公交车倒一倒，虽然慢，但距离感不强；虽然房子小，但进来放下礼物，坐一小会儿，吃点糖、喝点茶，还可以去下一家。

后来迈向21世纪，房子要自己买，或者拆迁、动迁，大家就各奔东西：青浦、闵行、嘉定、奉贤、南汇、宝山、松江……除了金山和崇明岛没人搬过去，其他四处开花。尤其在地铁还没那么多条线路的时期，过年跑一家亲戚要一整天时间，公交车就要转几次。有些家族，往往在市中心留有一个“根据地”，比如皋兰路我外婆家，逢年过节，大家就在“根据地”会师。等到老人都去世了，老房子租出去了，“根据地”就彻底没了，家族也更容易离散了。

所以时至今日，“过年”和“上海”在我心目当中是很不搭的两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