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叫毛星火的网友说要起诉莫言，本来我没当回事儿，我觉得法治社会，起诉与否，因何起诉，起诉谁不起诉谁，哪怕是炒作，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都是个人自由。
后来胡锡进一参战，我觉得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最起码这乐子大了。表面上看他是在批评毛星火，给毛星火批发了一大堆帽子，比如破坏改开、极左思潮、民粹主义等等。
上一任最大的帽子批发商还是方方。方方和胡锡进有一个共同的优良作风，那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人。谁不让他乱喷，那就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谁要是批评他，那就是乱扣帽子。
胡锡进表面上是维护莫言，估计莫言这会儿都恨死他了，这几天心里都是万马奔腾，万是一万卡的万，马是草泥马的马。心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死哑巴。
莫言其实这几年挺低调的，毕竟做×心×，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有些作品有些措辞我认为是见不得人、经不起推敲的，关键是这些作品已经白纸黑纸印出去了。
对莫言来说，被起诉已经够难受了，本来冷处理低调应诉，结果老胡不容分说，借着给自己辩解的名义，泼了一盆汽油，把自己架在了火堆上。
老胡可以说是莫言的猪队友，也可以说是地下自干五，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老胡颁一个一吨重的大JB（奖杯），有些事讨论讨论是个好事，理越辩越明。
蛋总不喜欢莫言，他的作品视角狭隘阴暗、立场偏颇，有人说他揭露了丑恶、批判了问题，但他却有意无意忽视了党和人民为改变落后和黑暗而做的努力。
旧中国也好，新中国前三十年也好，改革以后也好，包括当今社会，问题肯定是有的，而且肯定也不轻。但必须看到，中华民族近代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他看问题的角度，是孤立的，是静止的，是片面的，作品内核就是矮化中华民族、贬低中国人民，质疑中国革命，其实和河殇一个路数。
鲁迅也努力揭露社会的黑暗，但是他努力唤醒每个人，告诉每个人点着了灯就能见到光明，他还不吝笔墨为大家呐喊，歌颂那些为点灯而努力的人。
莫言给人的感觉就是，本来有人已经为他点上了灯，但他却背过身去看着自己的黑影说，这屋子里太黑，不如我们把房子点着吧。
鲁迅和莫言都骂人，但他们骂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也就是说，鲁迅骂的人，恰是莫言欣赏的人；鲁迅欣赏的，恰恰是莫言骂的。
鲁迅骂的是精神上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人，骂的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骂的是现实的残酷黑暗，骂的是杀害刘和珍君等的军阀以及地主，骂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骂的这批人，却是莫言不吝笔墨拼命歌颂赞美的人。莫言所欣赏的，正是其笔下“保有人性光辉”的苟且者，包括地主、土匪甚至日本军医。
在莫言眼里，革命是反人类的，是黑暗的一部分和悲剧的缔造者。莫言的作品《生死疲劳》，就是一部替地主伸冤的作品，他作品里的地主西门闹是被冤枉的。
他认为西门闹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没有犯过一丁点儿错，所有人都觉得他冤枉，连阎王也觉得他冤。
而在莫言散文《北海道的人》中，北海道的日本人则被他描述成了善良、勤劳、文明且有涵养的存在。看过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他的笔下，侵华日军成为“文明之师”是常有的事。
鲁迅试图用“骂”去唤醒“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人，其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在莫言的文学作品里，却是值得歌颂的美德。
鲁迅骂人毫不留情，简直是刀刀见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我们的精神会受到鼓舞而振奋。他把旧社会的黑暗描述得密不透风，但又对中国充满信心和憧憬。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杜甫也批判社会，对社会黑暗面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对政治腐败、贪官污吏的讽刺也是尖酸刻薄，但是他对百姓、对国家的热爱洋溢在字里行间。
当他听说官军收了河南河北时，高兴得像个50多岁的孩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从另外一个角度，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说莫言的作品能好到哪儿去？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中国文人的耻辱柱。
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就是西方的舆论武器、意识形态工具、价值观输出平台。评委是西方的，标准也是西方的。对于西方来说，诺贝尔奖的主要作用就是鼓吹自己，贬低他人。
不信大家看看，非西方国家，诺贝尔文学奖都颁给了谁。托尔斯泰，可以说是沙俄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泰斗了吧，但托尔斯泰连续多年至死都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呢？因为对西方来说，托尔斯泰政治不正确。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正在俄国展开，托尔斯泰虽然并不赞成革命，但他坚决反对反动派镇压革命。
按照这个标准，高尔基就更不可能了。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国时就火遍了全国，作品被出版了130多个版本。
鲁迅对高尔基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高尔基是伟大的，无人可比：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同。
但是高尔基从1918年到1936年病逝，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陪跑。很显然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他支持革命，批判旧势力，歌颂劳苦大众。
那俄国（苏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都是什么货色呢？我们先看看第一位——蒲宁，此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痛恨十月革命，1921年他离开苏联。
流亡期间，他一方面继续写作，另一方面与其它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同流合污，巡回欧洲各国进行反苏宣传。《诅咒的日子》是其反共的代表作，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33年啊！那是西方资本主义还在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挣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的年代，美国十多万人润到了苏联，西方却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反苏反共的他。
二战期间，苏联是西方的反法西斯盟友，西方暂停使用诺贝尔文学奖打击苏联。但是冷战爆发后，西方又重操旧业，精心从苏联的所谓“异见人士”中寻找苏联诺贝尔文学的候选人。
1957年，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在苏联没有出版却被走私到意大利出版的《日瓦戈医生》。该书对从十月革命到二战前期苏联的阴暗描写，非常符合诺贝尔标准。
中情局会同英国的军情六处，联合苏联流亡在外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修改并印制了该书俄文版，并提交到诺奖评审委员会，然后果然获奖。该书在抹黑苏联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987年，西方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苏联的一个劳改犯——诗人布罗斯基。他是彻头彻尾的舔西族、跪西派，他吹捧西方说，西方文化传统对世界克服三大灾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苏联（苏俄）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中四位都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骨干，还有一位也是割裂苏联历史的工具——伤痕文学鼻祖索尔仁尼琴，其对苏联的攻击也是非常恶毒的。
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亡国亡党过程中发挥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否定斯大林诋毁列宁，他的作品和所作所为对不起苏联和苏联人民，伤害了其祖国俄罗斯，堪称文化界的戈尔巴乔夫。
西方也没有放弃利用诺贝尔文学奖贬低印度。上世纪中后期，印度跟苏联走得很近，让西方国家很不高兴，美国以及英国的出版商，开始寻找合适的文学代理人。
他找到了印度裔的英国作家奈保尔，让他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这本书当然要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把印度的阴暗面尽量反映出来。
从1964年他开始写了印度三部曲——《幽黯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1977年写了《印度：受伤的文明》，1990年写了《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他也频繁获得西方文学大奖：1971年获得布克奖，1990年获得英国大卫·柯恩文学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作品里，他把印度写得非常落后、愚昧、没有希望。他在书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像印度这么缺乏抵御能力，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印度这样轻易地被侵略而心安理得。
他还写道：印度从灾难中学到的那么少，由于长期被侵略而得不到进步，直接导致印度的民族性格，缺乏主动性和反抗精神。
他这样评价印度人：印度人如果当奴隶，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奴隶，印度人如果当仆人，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仆人，印度人当一个下属，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下属，但是印度人当领导人，将会一场灾难。
同样，只要是丑化中国人、贬低中华文明、抹黑中华民族的外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她自称中国是祖国，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茅盾批评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胡风则批判：赛珍珠不能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和莫言笔下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中国人高度一致。而这样的中国人，符合西方对中国人的期望：无条件承受，任人宰割，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干最低端的活儿……
所以莫言得奖，其实也是符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期望，可以成为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工具，不是一件中国文坛值得骄傲的事。
批判贬低抹黑苏联（苏俄）、印度、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但是批判西方政治丑恶不行，马克吐温对美国政治写的入木三分、卡夫卡也是批判西方政治制度丑陋恶劣的天才作家，但他们都没能获奖。
说一千道一万卡夫卡、马克吐温、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天才型大作家都无法获奖，你说这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什么成色？
其实再看看诺贝尔和平奖，那更是荒诞的一笔，连分裂祖国的癞头和尚都能获奖，西方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奖项不是政治工具是什么？
还是李敖看得通透，他说诺贝尔文学奖，你不出卖你的祖国，你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在前苏联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只有你跟你的祖国过不去，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才会给你！
鲁迅早就洞穿了这一点，所以1927年瑞典文学院要提名他，但是被他拒绝。所以我认为，有骨气的中国文人，应该以拿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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