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成为母亲后，教育成了周轶君最大的困惑。五年前，她作为导演兼主持人走访5国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在豆瓣获得8.8的高分；如今，她又走访了新加坡、德国、法国、泰国、新西兰等国，即将带来第二季内容。近距离拍摄和观察各国教育，不仅改变了她和孩子的相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她看待教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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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鑫  编丨张瑞 唐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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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周轶君走访五国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这部教育纪录片在豆瓣上获得了8.8的高分，也是成为母亲后的周轶君为自己内心深处教育困惑寻找答案的过程。
过去，周轶君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的常驻嘉宾，20年前在新华社供职时，她曾是全球唯一常驻加沙女记者。
在有了孩子后，所有身份中，母亲的角色成为当下最重要的。因此，当受邀可以自己决定主题做一部纪录片时，她将目光定格在他乡的教育，“不是只谈教育政策或者具体的教育方法，而是希望探索每个国家的教育与它的历史、文化、社会现状如何息息相关。”
国家与教育的关联成为《他乡的童年》内在的脉络。
在第一季中，周轶君看到，在崇尚平等、高福利制度下的芬兰，教育也主张平均分配，如果存在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孩子，老师就单独进行辅导，特殊教育的孩子提前起步之后可以和正常孩子一起上学，力求学生间的差距最小化；
在高度严谨的日本，抛开童年时的自然教育，东亚集体主义仍在压抑个体；
而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印度，正是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接入了教育，让贫民窟有了走出百万富翁的可能。
周轶君
2023年秋天，周轶君重新出发，先后去新加坡、德国、法国、泰国、新西兰，拍摄《他乡的童年》第二季，用镜头与世界建立连接。
周轶君带着我们去观察德国性教育课中，青少年如何在自由中学会自我约束；她也讲述了在法国的哲学课上，孩子们如何在细节中谈论爱与恨这样的宏大问题。
如同第一季，周轶君希望回答的绝不仅仅是“哪个国家教育模式最好”一类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探索自由与天性、规则与秩序的边界，引领观众和读者去思考，孩子们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童年？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以下是周轶君的讲述：
当我们把孩子当成
一个普通人平等对待
好的教育，一定是融合在生活中，让孩子自己去感知和发现的。
法国诞生过不少影响世界的哲学家，从笛卡尔、蒙田到孟德斯鸠、卢梭。法国人如何培养思辨能力？我决定去听一堂哲学课。
开设这门课的学区其实是一个比较贫穷、冲突较多的郊区学校，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在这里交织。法国的国民教育不是直接地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而是将哲学作为分析、思考的工具教授于人。
他们之所以引入哲学课程，是想告诉孩子们对于世界上的事情，从小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辨能力，而不是盲目追随别人的概念和符号，一味顺从或是贸然反对。
在法国拍摄幼儿园小朋友种菜 
图源周轶君
我去的那天，哲学课的主题讨论是“什么是爱”。五六岁小朋友围坐成一个圈，老师拿了一个苏格拉底的玩偶当话筒，像击鼓传花一样，谁拿到谁发言。
在“爱”这个大命题下，老师会一步步引导着问，什么时候能感觉到爱，是喜欢还是爱，朋友之间和爱人之间的爱有什么不同。
大一点的孩子还会讨论到，什么是爱的消失。有的孩子经历过父母离婚，会说爱的消失是因为背叛，有的是因为最好的朋友在外面说我坏话。我问你怎么办，有的就说告老师，有的就说自己忍了。
他们讨论人性本恶还是本善，是以戏剧形式展开的。孩子们自导自演，每一组的剧情都不一样。两个小朋友拉着我上去表演——一个人在画画，一个人抢过他手中的画笔，我负责居中调解。
讨论用的方式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不停地提问，一层层深入探讨。有个孩子问，“婴儿生下来会作恶吗？他们那么小，会有善恶的意识吗？但这哭声吵得大家都睡不好，是不是也算一种‘恶’？”
一般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课堂讨论最终会推导出一个良性结果，比如是不是对爱有更有信心了？
但法国孩子在经历讨论了这一切后，有人说还是不敢去爱，因为担心自己的付出和别人可能是不对等的。同行的一位导演说，这个回答颇有些法国新浪潮电影的韵味。在她看来，法国新浪潮电影不预设结论，最后的结尾总是出人意料。
我们在现场有位法语翻译，一直在向我们解释他们在说什么。我当时听到特别惊讶。那天我没有携带随身的笔记本，就现场随手折了张A4纸记下孩子们说的话。写完我还拍了照，因为我想这张纸条可千万不能丢了。
当天拍摄结束后，节目组回到公寓吃晚饭，我就说今天我得给大家好好读一读，那些孩子都说了什么。大家听完都觉得特别震撼。他们在这么小一个年龄，对于人性和情感认知的细腻程度远超于我们这些成年人。
所以我想，不要害怕跟孩子讨论一些关乎“爱”“责任”“意义”等宏大命题，当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个人平等对待，会发现孩子们的情感和表达可能比成人细腻多元。
图源《他乡的童年》第一季
我自己没上过哲学课，我们上中学时，有一位老师毕业自北大哲学系，他给我们讲过一些（哲学话题），但那不是一个常规课程的设置。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学校，会看到他们的标语写着：“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导人”，或者：“培养国际公民”，但看到这种标语，你不会知道它到底想说什么。我们的尺度都特别大，都是拿特别大的概念在套。
年轻时就接受了哲学教育的法国人，思维比较开放式，不因循守旧，对于新鲜、抽象的事物也乐于理解和接受。这种细腻的表达，中规中矩的应试教育模式下的人很难想到。
反过来说，身为家长，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把小孩子当作一个平等的人去对待。我们可能不经意间为孩子代劳了很多。孩子没有意识到，家长也不觉得有什么。
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自己，
是真正的挑战
成为母亲后，教育几乎成为我天天都想着的一件事。
因此，当有人找我拍片子，主题内容让我自己定，我几乎很快定下来拍摄教育。一来这件事我天天惦记着，二来当时也看到舆论场上大家都好奇全球不同国家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可能平时整天老想着这些问题，我记得当时没怎么花时间就决定了，直接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目标拍摄国家。
我过去是国际新闻记者，其实过去也不只关注新闻，而是关注社会环境、文化历史对当今社会的一种塑造。同样，我拍《他乡的童年》，也不是光谈教育政策或者具体的教育方法，而是希望探索每个国家的教育与它的历史、文化、社会现状如何息息相关。
在拍了两季节目后，我更加意识到，这个国家希望以怎样的面貌站在世界上，决定了国家怎样来培养下一代公民。
德国儿童博物馆，
儿童选自己喜爱的东西作为展品
图源周轶君
拍摄《他乡的童年》之后，我做过不少访谈和分享，发现大家老是爱问一些特别二元对立的问题。
经常有人讨论挫折教育还是说鼓励型教育，哪一个更好？或者比如，片子提倡自由，但是有人会问自己的学校里不鼓励个性发展，孩子太自由，老师就不喜欢了，学生就不合群了——实际上，一旦问题变得特别具体，就不会产生二元对立的概念。
我的片子，从来没有一味说哪个教育制度就好。解放天性自由和制定规矩并不是对立的，步入社会都要讲规矩，当然规矩的设立不是靠说强行灌输概念、打骂训斥等方式，而是让你自己慢慢去认识和养成标准。
对于中国的教育，我觉得它的多样性可能被忽视。
我之前在美国遇到过一个读艺术院校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工作了。他说读大学时，特别是艺术类专业，学生们总会被夸很有创意，大家都很自信。但很多美国的同学第一年上班就很抑郁，因为老板要求特别高，同学就辞职了。
这个中国学生开玩笑说，这不就是我的小学班主任或中学老师吗？他觉得经历也能教人抗压。
中国家长习惯性帮助孩子，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事情太过举手之劳，觉得一切是理所应当的。我们没有意识到，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去经历的，否则会妨碍孩子建立起他自己的东西。
图源《他乡的童年》第一季
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北京，学了稀奇古怪的阿拉伯语，又跑去中东当记者。回过头来，我很感激我父母，让我自己出去闯。
当然，身边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愿意这么去选的。大部分时候，孩子不会重走父母的路，更有可能选择的是一个父母完全没有认知，甚至不喜欢的事。
父母可以根据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给到孩子建议，但是不是允许孩子自己去选择，甚至看着他摔跟头？父母多大程度能够约束自己，其实挺有挑战的。
在德国拍摄时，有家博物馆介绍气候变化时，引用了联合国制定的儿童保护条例，里面有句话大意是说，儿童有权利自己决定自己的冷暖，家长作为监护人有建议的责任——咱们听着这个话，也可以说这话不是白说了吗？可是它不白说，它告诉你怎么在这样一个尺度里面去找平衡。
现在，当我孩子运动完，我觉得他冷想让他多穿件衣服，但只要他说不冷，我就会忍住，更尊重他自己的感受，多让孩子自己决定。
随着孩子长大之后，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父母。
我现在比过去多了一点宽容，好多事会忍着。比如说我女儿喜欢画画，很多时候在看漫画书。我本能跳出来的一个念头，她都要上中学了，是不是该多看些有字的书，但我从来没说出口。
我会引导她，说妈妈这些没有画的书也挺好的，或者这有一些艺术方面的书，你要不要也过来看看。她居然会和我说，你那些书是传统的，我看的是现代的。
我也会问自己，书与书之间要进一步区别吗？可能她就是对图像的吸收更多一点。我觉得孩子还小，只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可以。
我们在外面拍片子，当你越看越多，就会越觉得，教育的改变并不是某一门课要学习哪个国家的教学方法，而是各种模式都有道理。你的眼界会打开。
世界上的教育真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要学习从各种方法中吸取精华为自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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