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以来，如果要讨论对欧盟影响最深的几个历史大事件，除了欧债危机、俄乌冲突和英国脱欧外，还有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有大量中东难民通过巴尔干、地中海等路线陆续抵达欧洲，这是一场前所未有、规模庞大的难民潮。
仅2015年，难民申请人数就超过了130万人，难民危机愈演愈烈。
各欧盟国说不慌是假的，特别是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等难民首选的入境国。
根据「都柏林公约」，难民第一个进入的欧盟成员国，都被视为第一责任国，该国除了负责审查难民身份外，还要承担收容难民的重任。
另外，其他非第一责任国，还可以把入境难民统统转移到第一责任国境内，轻易甩开自己的沉重包袱。
面对这种完全失衡的难民分配规则，捷克和波兰首先撂挑子不干了，它们宁愿被制裁，也不肯接受分配。
匈牙利更是连夜修筑围墙，阻挡疯狂的难民涌入。
后来欧盟制定了新的难民分配方案，28个成员国人人有份，讲究公平两字，这让原第一责任国举双手赞成，但不少受难民潮影响较轻的国家就不乐意了。
约定俗成的国际公约，怎么说变就变了，所以也坚决不同意。
就在欧洲地区纷纷攘攘的时候，局势突然迎来了转机，原来是欧盟的定海神针，德国站出来了。
其实在一开始，德国是很想躺平的，毕竟它身处欧洲内陆中部，不是难民的第一入境国，严格来说没有受到多少波及。
默克尔表面上对欧盟的难民分配方案热烈支持，可她头脑非常清醒，在行动上始终保持观望，不主动也不负责。
于是德国的难民政策外松内紧，虽然不拒绝难民递交的庇护申请，却在审核流程上卡得很死，把大部分难民拒绝在国门以外。
这非常符合默克尔一直以来贯彻的「价值观外交」宗旨。
那为什么后来德国变得如此积极，默克尔甚至喊出了「我们能做到」那句口号？
因为民意和普世价值观。
民意是默克尔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德国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红线。
2015年4月19日，一艘偷渡船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沉没，700多名利比亚难民丧生。
这件事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热议。
7月15日，在德国一档电视节目中，一位巴勒斯坦难民少女向默克尔提出避难请求。
默大妈虽然内心很想安慰对方，却只能冷漠回应：
「我理解你，但是我必须说，政治有时是残酷的……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可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是我们说‘你们都过来吧’，到时候我们可控制不了局面。」
一边是难民少女的可怜处境，一边是总理的铁血无情，这更加触动德国百姓的广泛同情心。
在多方的舆论压力下，默克尔坚持以本国利益为重，想把难民潮的解决难题，寄希望于欧盟方面。
但即便如此，从2015年1-8月，德国每月接受的难民人数也达到3万人。
9月2日，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一张叙利亚幼童偷渡时不幸溺亡，遗体被冲上海滩的照片：
德国民意被彻底点燃。
当同情汇聚成一股无法抵抗的汹涌民意时，默克尔选择了向民意妥协，因为她还是要遵守「人民要我怎样，我就怎样」的原则。
于是，德国政府放弃了「第一责任国原则」，放松对难民严格的审核程序。主动接收在匈牙利境内滞留的叙利亚难民，并试图带动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承担接收难民的责任。
就这样，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附近的数十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德国。
到2016年下半年，德国一共接收80多万难民，堪称历史之最。
默克尔还出台政策，给予难民们优厚待遇——
每个难民只要完成身份登记手续，就可以获得免费住所，每月还能领取300欧元。
当德国政府忙于安置国内逾百万难民的时候，有人开始谋取难民潮带来的「红利」。
德国难民事业从柏林墙倒塌开始就已经形成，至今变成一条分工明确的庞大产业链，背后都有一个个利益集团，在经营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诉求。
对难民的安置，德国一般采用集体安置和散户投放两种方式。
集体安置，就是让难民们住进由各州政府搭建的，可容纳几千人的难民营，而州政府会把这些事务外包给私营建筑公司。
可在项目监管上，各地政府却非常宽松，甚至达到忽视地步。
有些建筑公司为了节省成本，会寻找废弃兵营、医院或二战遗留废墟，随便装修一下，就是一座座崭新的难民营。
由于事前已经和市政府打好关系，所以难民营项目很快通过了验收。
有时候搭建速度赶不上新增人数，市政府还会亲自出马，把难民安排进纳粹集中营过渡一下，简直物尽其用。
一般州政府也不会派人复核，只会按照市政府上报的人数和费用，进行拨款。
所以来的难民越多，需要建造的难民营也就越多，市场需求就越大。
这些动辄花费几百甚至上千万资金的项目，经过层层「成本压缩」后，利润自然非常可观，让不少德国企业掺了一脚，通过运营难民营牟取暴利。
一位德国知名企业家宣称，接纳大批难民，或许会成为德国下一次经济奇迹的基础。
与难民营产业相媲美的，是难民救助产业。
难民初来乍到后，往往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申请政府福利，类似「欧洲家庭护理」一类的难民救助企业，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只需要给这些企业一笔钱，难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享受从入住、领取津贴到职业培训的一站式服务。
有不少议员在救助企业挂靠了职务，所以地方政府会在流程上大开绿灯。
这些企业只需派人跑一趟流程，就能从难民身上赚取到大量佣金，还能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些好处费，在扣除人工后，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德国每年花在难民身上的钱超过200亿欧元。
也难怪德国老百姓说，做难民生意，就像拿着许可证印钞票一样。
除了民意和价值观，促使德国引进难民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些年德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出生人口赤字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同时老龄化问题严重，导致国内劳动力长期短缺。
引进难民，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法。
放开难民政策，能否有效缓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还不好说，但对德国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却是显而易见的。
大多数难民与德国文化格格不入，难以融入社会，加上就业率低造成的心理落差，他们很容易心态失衡，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从2015年开始，发生在德国的恐怖袭击接二连三，犯罪率大幅飙升10%，且九成案件都与难民有关。
其中有八百起恐袭案还与极端组织势力密不可分。
最具代表性的是发生在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
2016年新年夜，在科隆火车站广场举行的跨年活动中，有大量女性受到性骚扰和抢劫。
据联邦刑事局发布的数据，大多数嫌疑人来自北非国家，这里面有一半是不久前才来德国的。
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只有3名嫌疑人被判有罪。
另一起案件比较有戏剧性。
在2016年10月，一名19岁的德国少女玛利亚，被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性侵并杀害。
玛利亚的父亲克莱门斯是欧洲法学界的大拿，还是欧盟委员会的高官，他曾经极力游说欧盟各成员国主动接收难民。
这事发生后，克莱门斯在悼念女儿的同时，还呼吁民众不要渲染仇恨情绪，要继续关爱难民，给难民捐钱……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政治正确和红线，而当时德国的政治正确，就是要对难民群体格外「宽容」。
也不是所有德国百姓都能容忍难民的胡作非为，民间社会的不满沸腾也到了极点。
仅仅一年过去，德国百姓对难民的态度，由刚开始的包容变成了极端厌恶。
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推动下，德国境内频繁发生反难民暴力活动，从15到17年，一共发生6000多起针对难民的暴力刑事案件。
德国百姓和难民群体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这时，人们开始把矛盾指向默克尔，埋怨正是她的难民政策，才让德国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
可他们选择性遗忘了当初是如何众志成城，逼迫默克尔政府对难民大开国门的。
默克尔也算体会到被民意胁迫的无奈，她每天还要面对老百姓谩骂和右翼民粹人士的围攻。
在心灰意冷下，她在2018年秋季宣布，今后不再担任基民盟主席，也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理候选人。
到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换届选举前，她更是公开表态：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她都会退出政坛，颐养天年。
默克尔正式离任后，红绿灯政府上台。
迎接新任总理朔尔茨的，是比2015年规模更大的难民潮。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俄乌战争导致了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自战争开始，有近800万人流离失所，然后向欧盟国家寻求庇护，而德国接收了约100万乌克兰难民。
和对中东难民的深恶痛绝不同，德国百姓对待乌克兰难民的态度非常热情。
毕竟当年德国和乌克兰是同处一个战壕的兄弟，就凭乌克兰人的肤色，天然就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
朔尔茨政府更是给出了比默克尔时期还要优厚待遇，要让乌克兰百姓们体验到回家的感觉。
只是这些年，德国在难民问题上已经耗费了海量金钱。
本国的难民都还没消化完，突然又塞进来一百来万，各联邦州表示自己快要顶不住了，多个联邦州的接纳能力已经到达极限。
萨克森州内政部长强调，他们铁定支持乌克兰，但不得不说，萨克森州的资源快要消耗殆尽了。
他还给来自绿党的外交部长一个建议：
「遣返可能不是绿党DNA的一部分，但驱逐那些无权留在德国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失去人道和秩序之间的平衡，德国的庇护制度将遭到瓦解。」
此时在德国境内的难民，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通过庇护申请，是属于非法移民。
德国外长则表示，暂时不会考虑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但打脸总是会来的。
2023年11月，朔尔茨与各州州长进行会议时，在收紧移民政策、削减难民福利上达成了一致共识。
原因有几点。
第一个是民意因素。
德国百姓和乌克兰难民在度过短短一百天蜜月后，照样陷入了两看生厌的怪圈。
德国人认为政府给的补贴过高了，而乌克兰人却不懂感恩，反而还到处生事，让德国百姓很是愤懑。
他们觉得，德国不是接受了一批难民，而是请回一群大爷。
2023年1月，法国益普索集团在欧盟地区进行了一番调查，其中一项结果显示，「德国人支持战争的意愿正在崩溃」。
德国百姓接受乌克兰难民的意愿越来越低了。
第二个是，德国政府也没钱了。
经过一年多，各联邦州纷纷向联邦政府求援：「我们这个州已经没有更多的自由生活空间了」，「再这样搞下去，我们州就快要揭不开锅了」。
红绿灯政府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联邦政府也没有更多的钱了。」
第三个是，德国政府本来指望2015年和2022年的两波难民潮，能大幅减缓德国的人口压力。
结果是，人口确实增加了几个百分点，但大量高素质人才都跑路了。
德国《焦点周刊》在2023年7月报道，有近27万德国人移民国外，且大多是高素质人才。
为什么呢？
因为对比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德国的工资水不怎么高。
以前物价比较低时，人们倒还能撑下去，但随着俄乌冲突没完没了，德国的通胀也日益加剧，中产阶层的负担加大。
更别说在难民潮涌入后，德国的治安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
几番思量下，不少德国人决定润出德国，去其他国家寻求机会了。
这样一来，德国是腾笼换鸟了，只不过好鸟被赶跑了。
对朔尔茨政府来说，最致命的还是民调支持率暴跌。
在去年多个州的选举中，红绿灯政党都遭遇了惨败，民调低得可怕。
德国百姓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我们能做到’之后，德国正走向衰败，红绿灯政府才是一个真正的衰败加速器，让我们走向深渊。」
如果不想想办法扭转民意，红绿灯联盟甚至会面临中途解散的可能。
那乌克兰人会感恩德国的收容吗？
并不会……
他们同样对德国百般嫌弃——
有说地方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强烈，效率很低，连找工作都要经过各种繁琐手续；
有说寄宿家庭条件差，态度恶劣；
也有说德国医疗体系号称全球领先，但预约等待时间长得让人窒息，并且无论得了什么病，在经过详细检查前，医生都只会给你开「扑热息痛」；
还有的说，德国不流行美甲，在这里做一次美甲服务，价格死贵，质量还差。
所以对朔尔茨政府来说，继续向左，还是悬崖勒马，可要好好思量一番，毕竟德国百姓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
这场欧洲难民危机，也给欧盟百姓带来切肤之痛的教训，跟在美国身后拱火中东事务，不仅落不到丝毫好处，还会严重拉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拖累国家财政。
这真是因果有循环，苍天饶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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