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事讨论得很热烈。
这个词没有确切含义，但有些例子，大家看看可自行领悟。
譬如西周覆灭后的东周；高平陵事变后政权落入司马懿的曹魏；关原之战，丰臣秀赖切腹自杀后的丰臣政权......
以后人的眼光看，这些历史时间里，社会动荡，民生艰难，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似乎都只是徒然。
麦迪森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显示：
‍西欧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的人均GDP基本没有增长，在450国际元以下，1000年到1500年才有起色。中国第一个千年的人均GDP略高于西欧，但也是千年停滞。
所以有大V说，“若按大历史观，人类在数千年中都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生产力没有任何提高，资产没有增值。每个人、每代人的努力似乎都“白费”，处境千年不变，有时甚至更糟，陷入一种人越努力，越内卷的陷阱。”
其实简单来说，这词就是指历史周期的低谷。这词打破了历史线性观，认为历史是波谷波峰的，或者至少是震荡向上的。
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中国一直是欣欣向荣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增长、习惯了经济的巨大的活力以及安定稳定的生活，我很多人没有感受过什么叫低谷。但对任何成熟社会或个体来说，无视周期和低谷，不是明智之举。
正如如歌德在诗里说的——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
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兴致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今天书单君讲几个历史低谷时期的掌故，顺便也跟大家聊聊如何穿越周期安然自处。
#01
社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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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茨威格出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那是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之一（如今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
那也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拥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计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务员看日历就能知道他会在哪一年升职或退休。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给后代万无一失的家园；农场、商店则代代相传。
人们为房子、耕地上了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投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了终身养老金券；连刚出生的孩子，也会有一份保险作为将来的保障。
人们热衷体育锻炼，身体越来越强壮漂亮。
人们相信这样平稳美好的生活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他们相信宽容和友好可以化解一切分歧。他们不相信会有战争，认为那是野蛮的倒退。
然而，一场社会大变革正在逼近。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造成了严重的财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奥地利兴起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
1914年那个夏天，茨威格形容它鸟语花香、繁花似锦，景色令人难忘。6月29日，人们在公园的音乐厅听演奏，茨威格在音乐厅外读书，突然传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
对于和平时代长大的人来说，群众运动也好，皇储遇刺也好，这不是值得关心张的事情。茨威格和他的朋友们依然沉浸文学和艺术中。人们依然在旅游，旅馆爆满。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里，形势急转直下。人们坚固的信念崩塌了，和平被破坏了，战争真的来了。
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时间，文明的摧毁却只需要一瞬。
战争导致许多房屋倒塌，住房变得相当紧张，凡能栖身的地方都被看作宝地。
食品和燃料全面匮乏，街上的橱窗被洗劫一空。人们能吃到的面包已经发黑，散发出一股霉味；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成的汤；巧克力是染色的沙粒；土豆全都冻坏了。养得胖一点的狗猫，走得稍远些就很少能够回来。
因为通货膨胀，钱买不到需要的东西，人们以只得物易物，回到原始的交易方式。
地球像飞轮一样按自己的节奏旋转，从不停顿，从不关心个人的命运。
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远大理想已不切实际，人们专注着眼下，努力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作家写着书，面包师烤着他的面包，鞋匠缝制着皮靴，农民种着地。年轻人将运动方式改为到山里远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的生活开始重建。
舞厅里的音乐演奏到了深夜，新的工厂和新的商店到处在兴建。
茨威格恢复了曾经的生活，写作、旅行、学习、读书。
他没有想到，混乱还没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1933年，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已经50多岁的茨威格，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无辜扣上一条暴乱的罪名。
茨威格的书籍被焚毁、禁止。他的名字在德国像罪犯的名字一样受到指责。
自1933年起，搜查、逮捕、查抄财产、逐出家园、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成了家常便饭。茨威格的那些文人朋友，同样遭受了这些。
于一位敏感的文人来说，或许比半生苦楚更难接受的，是精神故乡的沉沦。在流亡英国、巴西的最后几年，茨威格书写出自传体文学作品《昨日的世界》，1942年作品完成后，他在寓所内自杀。
但在遗书的最后部分，茨威格写道：
“无论怎样，我还是不愿意完全否定我年轻时的信念：这个世界还是会变好起来的！
哪怕我身处在这深渊之中，带着这黯然而破碎的灵魂，像个盲人一样来回摸索，我仍然不断地抬起头去看那些往昔的星辰。
是它们，曾经照耀了我的童年。”
#02
巨变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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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出版几年后，远在中国的女士杨苡重新翻译了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Wuthering Heights》，杨苡将其中文名译为《呼啸山庄》，这个译本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作经典。
杨苡的人生百年，是和沧桑巨变的中国一起走过来的。
她出生于1919年，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祖辈受过慈禧的照拂。
家里祖父的影像是齐白石画的，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都被请到家里来唱过戏。
杨苡出生不久，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她自己还落了个“妨父”的恶名。
不过，望族的生活总差不到哪里去。
杨苡8岁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国文之外，还有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早早和国际接了轨。
被家里看管得太严，少女时期杨苡最强烈的冲动，是离开家，到外面广大的世界去。
后来她终于得到机会，去昆明念大学。
彼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处在抗日战争时期。
西南联大快开学时，昆明开始有预防警报。城门楼上挂起一只红色气球，就是提醒人们迅速躲避。
人们都不认为日本真的会轰炸过来，好多人跑到城门楼下看气球：“挂哪里真的会有敌机哟!”
九二八大轰炸那天，“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杨振声、沈从文、郑颖荪几位先生都放下手头的事，出来看天空。
突然敌机飞过，紧急警报响起。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震动耳膜的爆炸声轰响，瞬间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的师生满身灰土。
从那天开始，整个昆明进入另一种节奏，跑警报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内容。
像杨苡家这样的望族，在战乱中也有亲人活活饿死。
杨苡后来嫁给同学赵瑞蕻，住进破房子里，厕所都是坏的。
● 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那个时候，她大着肚子跑警报，每天担惊受怕。
“日子过得艰难，根本谈不上未来有什么希望，我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经常陷入胡思乱想，我才二十一岁，也许会在分娩中死去。”
生产后不久，丈夫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这间小破房子里。
她迷上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把“Wait and hope（等待和希望）”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她在屋外种了几棵树，那些成长的树，就是她的等待与希望。
一天晚上，外头刮大风，对面山上像闹鬼一样，杨苡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有点害怕。忽然一阵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杨苡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于是有了“呼啸山庄”这四个字。
熬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街上都是欢呼的人。
人们相信抗战会胜利的，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天突然就来了。就像战争突然来到时一样，全然不在人们预计中。
生活没有就此回归平静。
特殊时期，巴金被波及。和巴金有信件往来的杨苡也遭受了一记耳光。连带她翻译的书本，也被批判。
那时，杨苡写信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告诉巴金“Wait and hope”。
103岁这年，杨苡在《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的后记写道：
我已活到103岁这个年纪，好像命运不停地用一把一把苦味的甘果向我掷来，嘲笑我们反抗，却不能说痛！让我们钻进故纸堆中吧！……给咱们国家尽可能做一点贡献吧！……毕竟我们的路已经走尽了一个世纪，尽管走得东歪西倒。
这一年，杨苡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重症监护室一个多月后去世，后来的纪念活动上，与她相交过的朋友提到她，记得最深的正是她的口头禅，“Wait and hope”。
等待与希望。
#03
时代下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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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被记载下来的真实人物故事，多是关于名人。我们不太能知道，时代巨变下的普通人，有着怎样的生活和态度。
互联网时代，普通人有了讲述自己的地方，普通人之间的共鸣，给了彼此慰藉和力量。
陈涛是四川大学的哲学硕士，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工作过，采访过的“最大咖”是莫言。
曾经他能打车就绝不走路，朋友想开发票找到他，他从滴滴上开，一开就是几万块。他住过80平的森林景房。现在，他窝在北京五环外一间十来平的屋子里，房租两千块。他知道他不是过的最苦的，但房东催他交租时，他还是会崩溃。
2015年，陈涛没扛住压力，从《中国新闻周刊》离职。那是纸媒向新媒体转型的一年，也是老媒体人纷纷转型的一年。
离开传统媒体，陈涛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一年后，网络互助服务没落，许多平台倒闭，陈涛失业了。2019年年底，一个前媒体人找一起创业，事情刚谈完，疫情来了。
接下来的生活，就是一条下坡路。
疫情后创业困难，陈涛靠打零工过活。写乐评，一篇200多块。上网课，做课件400块，讲课300块。
● 陈涛直播画面
这样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他想找工作，投过41次简历，和1972个HR沟通，大多人没有下文。
他从没想过，35岁之后他找不到工作了。
2022年12月疫情全面开放，新冠感染进入高峰期，外卖员变得紧缺。
手里只剩下一百多块钱的陈涛，下了一个骑手软件，注册成外卖员。
有天半夜，陈涛送完外卖，遇到一个醉醺醺、打不到车的大叔，大叔请陈涛载他回家。为感谢陈涛，大叔请他去一家中等餐厅吃饭，陈涛点了一大堆烧烤，那是做外卖员以来陈涛吃的最好的一顿。
聊天中，陈涛知道大叔是个演员，他回去后上网上一搜，真搜到了大叔的名字。当时陈涛想，大叔虽然混得比自己好，但似乎也过得不如意。
送了3个月外卖，陈涛不想干了。工资结清，手上又没剩什么钱了。那天他发了条视频“卖惨”，没想到一下子火了。
火了以后，很多人来和他倾诉。
有前文化记者，失业两年了，现在写写读书笔记和历史八卦，也没几个人听。有前财经记者，问他最近是不是很多媒体来找，能不能也帮她递个简历。有前互联网产品经理，问了不少关于送外卖的事，说自己也想送外卖。
有些困境是个人原因，有些困境不是。
美国作家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中访谈了大学教授、律师、会计师、科技创业公司员工、媒体人。这些人中，有在脱衣舞俱乐部劝架的前战地记者，申请过上百份工作无果的50岁前黑人记者，专门报道别人经济困境，结果自己也遇到同样问题的商业记者……他们已经付不起高额的房租、医疗、育儿支出。
时代的巨浪打过来，常常把人的生活翻个面。
历史学家王笛说：
“人们觉得历史的创造者就是英雄、帝王和知识精英，这种史学观灌输给普通人的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要出人头地，要做人上人，不然就是虚度一生。内卷、鸡娃、家长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等问题，都和这个有关。你怎么能碌碌无为地过一生？”
在时代的顺风中呆得太久，我们习惯了努力就可以得到回报，忽略了历史自有它的进程。当时代逆风来临，努力不再如过去那么奏效时呢。
那么，做好眼前，就远比树立远大理想重要。
陈涛说，送外卖时他喜欢夜里出门。他喜欢在夜里拍烟囱，拍大裤衩，拍雪夜里的车轮印。
其中有一张照片，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阳光透过光秃的树枝洒下影子，斑影驳驳，特别明亮。冬天过去，春天就要来了，那是复苏的感觉。
#04
做个碌碌有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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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某旅游平台数据，2023年2月以来，寺庙类景区订单同比增长超300%， 90后、00后占比接近50%。周末去寺庙的订单增长甚至超过了主题乐园。
人们为什么愿意去拜佛，社交平台上一条最高赞的答案是“未知苦处，不信神佛”。
外界瞬息万变，充满了不确定，人们卷不起来，躺不下去，内心惶恐不安。来到寺庙，可以求得一些内心的宁静。
人们开始在眼前小事中，寻找到确定感，满足感。
很多人曾经一直认为快乐是消费带来的。经历多次裁员后，因为在家待业非常抑郁，只能强迫自己出去走走，却意外发现逛公园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没有天花板的草地呆上20分钟，抑郁的情绪就缓解了。
以前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非要买点什么才能解压，今年突然发现，帮父母去地里干农活，鼻尖泥土的芳香好像天然的解压剂，完全替代了购物带来的释放感。
我们以前总是觉得，衣服坏了旧了就该扔掉买新的。最近她在跟着网络视频学会了补羊绒毛衣破洞，成功修复了好几件羊绒毛衣，这种满足感前所未有。
在历史周期的低谷，许多人抱着“等待与希望”的念头，尽力将生活过好。这就很好。
正如王笛所言，碌碌也是一种有为——
“绝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学习、上班、结婚生子、抚养子女和老人，每天的日常其实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中华文明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创造的。所谓的载入史册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往往是大灾难，大动荡，改朝换代。一年又一年的日常生活，似乎是无趣的，但其实是我们的福分。”
* 部分参考资料：
[1] 胡文辉《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
[2] 清和社长《历史的垃圾时间》
[3]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4] 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5] 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6] 一个38岁前媒体人的中产坠落 | 谷雨
[7] 
今年，我靠平替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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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司马大石榴
主编：左页
图片来源：《虎啸龙吟》《九零后》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陈师傅的哲学外卖，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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