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25741字，分为六部分，可免费阅读前45%的内容——
（一）总论
（二）儒家思想的进步阶段
（三）封建社会保守化趋势
（四）“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五）批宋江，反修正
（六）歌未竟，东方白
（一）总论
本文继续上一篇《文化革命的意义》所探讨的内容。六十年前那一次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批清官戏、鬼神戏”“破四旧、立四新”为起点，以“儒法大辩论”和“批宋江”为终点，本文就重点讲解终点的两个内容。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整整一百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完成了“救亡图存”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救亡图存”的是有代价的，这其中一个代价，就是与整整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所切割——没有办法，不切割不行。
洋务运动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行；戊戌变法借尸还魂玩“孔子改制考”，不行；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是中华大地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到了新文化运动，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必须要全面切割了，否则亡国灭种了那文化更会烟消云散。于是当时甚至出现了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这种极端的观点。
从1919年起，我们的先辈们用近乎决绝的态度，与五千年历史切割，终于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伟大历史使命。那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就是另一个宏大的命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个时候，则是要迎回我们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时候了。
而怎么迎回、以何种姿态迎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搞不好就是封建余孽沉渣泛起，那么自1919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将前功尽弃。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蕴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毛泽东主席作为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整部二十四史都翻来覆去读过好几遍，也是古典诗词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可太知道“传统文化”的意味着什么。也知道1949救亡图存成功后，我们必将以某种姿态迎回传统文化，五千年的历史流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是不可能切割的。
那么对待“传统文化”究竟是以革命的姿态，还是以封建的姿态；是继续向前的动力，还是为新权贵们粉饰门面——这些都必须要有一个交待。

所以毛主席把这当做了耄耋之年最后要完成的两件事之一：那就辩论嘛，大鸣大放大辩论，真理不辩不明。让无产阶级把聚焦点放到“传统文化”之上，让人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然后再把五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捡起来，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轻装上阵。
而“批宋江”，作为老人家晚年认为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核心在于反对修正主义。毛主席一贯告诫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在内部。无论是日本法西斯还是美帝、苏修，都无法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但是怕就怕内部出了修正主义，堡垒从内部攻破了。
众所周知，宋江带领梁山兄弟“招了安”；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有哪里可以“投降”的吗？当然是美国了。美国是当时最发达的国家，有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一旦走了修正主义的邪路，那第一步必然是“投美”——挣钱嘛，不寒碜！
尤其在老人家晚年，一手合纵连横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但是，有老人家掌舵，可以把握好与美国的关系——我们是平等互利的，要“五五开”。但是老人家走后，有人看着美国的繁荣与发达把持不住了，要做“八二开”的师爷，带领梁山兄弟受了美国的“招安”，最后江山变了颜色，那可怎么办呢？
所以毛主席说，《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我们要树立宋江这个反面教员，让大家看清投降派的嘴脸，让大家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性，让大家警惕大哥走后会带头投降的那个人，让大家永远盯着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和平演变，让大家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可谓用心良苦。
简而言之，我们不要以为塑造我们现代生活的意识形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911到1976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得来的，这其中既有对五千年历史与文化决绝般地切割，也有以一个新的自信新的理念重新迎回传统文化的尝试。
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个自信、淡定、从容不迫的姿态迎回“传统文化”，根源就在于几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做了最全面、最彻底、最现代化、最革命性的“清算”，彻底甩下了历史的包袱。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把老祖宗的东西再重新捡起来，因为所有的负担、所有的污浊、所有的糟粕、所有的反现代内容都已经被以最革命性的姿态“切割”干净了。
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晚期，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传统文化”以一种全新的、与现代生活相融洽的姿态所回归：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八个样板戏”，再比如下图这种新式的服装，以汉服元素为模板，又增加了时代潮流特色，应该算是初代“国潮”了吧，只不过现在成为了敏感词了。
那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确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两个在当时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口号，是一枚硬币不可能分开的正反面。
但是现代别有用心之徒在扭曲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刻意隐去了“立四新”这个重要的建设性成果，这些人用的是什么“心”大家心里都清楚。
如果没有“破四旧”运动，那各种封建迷信、宗族压迫、算命跳大神、装神弄鬼骗钱等糟粕，无时无刻都会玷污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可以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如果我们放弃了革命性的决绝，放弃了思想解放运动下的“取其精华”，那么就是封建余孽沉渣泛起。近年来诸如弟子规、女德班、农村宗族化等现象大家也都看到了。
所以说，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针对每一个人民、每一个无产阶级的。老人家用心良苦，本可安享晚年却要燃尽最后一丝生命，就是要把屠龙术传到每一个人手中。毕竟伟大领袖再伟大，也不可能真的“万岁”，后面的路还是要人民自己走。
如果人民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或者认为现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放弃了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继续思想解放运动，放弃了革命性的“去其糟粕”……
那么“迎回来”的东西可能是封建余孽沉渣泛起，也可能是买办路线带头投降——那就不得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也是我要写文章重提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从儒家文化的历史讲起，因为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华文化的肌理之中了，是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体系没有之一，所以那一次运动要从“儒法大辩论”辩起——真理不辩不明——将来我们一定会迎回我们的传统文化，但也一定要辩一辩该迎回哪些东西。
（二）儒家思想发展简述
伟大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为什么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最高指导思想？因为中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文明，儒家思想就是为“家庭-宗族-国家”模式完全匹配的意识形态，最典型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构建。
所以经济基础就决定了一定会诞生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丰产方式”所匹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这个意识形态恰好叫“儒”而已。为什么对底层人民最友好的墨家销声匿迹了？
因为个人太难超越家庭，而组成“兼爱”的生产组织——生产力不支持嘛，能支持的就是男耕女织，小家庭依托于大宗族这种模式。所以墨家在封建社会进入稳定期后，其以为根基的武士阶层、游侠阶层迅速消亡，墨家思想也很快走向了消亡。
这就是为什么那一次是“儒法大辩论”而不是“儒墨大辩论”——因为儒和法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墨家就像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其实按照伟大领袖个人的好恶，诸子百家中墨家绝对是排第一的，他对孔孟等人的评价都是一分为二五五开，但对于墨子都是不吝赞美之词的——
“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毛泽东
再比如，道家重点讲的是个人修身，个人选择某种思想认同是可以脱离经济基础的，但是一种思想的传播必须要依靠相应的经济基础。所以道家思想最后变成了依托道教组织的存在，老子也变成了宗教神仙太上老君。
法家则是官僚系统的意识形态，当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也就注定要依靠法家思想来组织官僚体系。即便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皇权不下乡的农村要依靠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宗族、家庭去构建统治秩序，但是整个大一统的官僚体系则要依靠法家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是“外儒内法”。
所以，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在儒家，而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理解，我把儒家思想分为了三个进步阶段、三个保守阶段——总共六个阶段来讲解。三个进步阶段分别是：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汉儒阶段，唐儒阶段。
第一个进步阶段：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孔子的思想对于个人修为来讲，是先进的；孔子的教育理念，甚至是超越时代的，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够吸引到一大批当时的有识之士发扬光大。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的个人修身思想，在当今我们个人处理人际关系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存在。
但是，孔子的政治理念是幼稚的，面对春秋乱世，尤其是地主阶级要替代奴隶主阶级的关键时刻，“历史转折中的孔丘”指望用落后的、奴隶主的上层建筑，去反过来规范正在翻天覆地变革的经济基础，这注定是水中月、雾中花。
在战国时期，儒家另外两位先圣孟子和荀子，补全了孔子政治思想幼稚的短板，为土地主所有制与铁器耕牛经济基础的时代，提供了全新的、可以应用的指导思想。
孟子提出了从人伦关系到政治关系的理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在这种人伦政治关系之下，上位者也要对下位者承担道德义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国家是一个道德体系的载体，国家的领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圣人。孟子思想最先进的地方就体现在“民本”思想，他认为如果国君缺乏相应的道德，那么百姓就有推翻国君的权利，并不能算是违反“君臣有义，长幼有序”的原则，因为统治者的道德义务是第一位的。
荀子的政治观点也认同道德的重要性，但是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培养道德需要教化，教化则需要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通过“礼”来教化万民，人民按“礼”行事就是有“道德”。儒家重要经典《礼记》，通常被认为是荀子及其门人所作。这种规则与秩序，衍生出了更为实务主义的法家思想。
其中孟子属于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属于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认为人性本恶。从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衍生出了心学，从现实主义流派中，衍生出了法家思想，这在后文会详细分析。所以后世的“外儒内法”，其实是有先天兼容性的。
在战国时期通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正式让儒家学派成为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了广泛实践的可能性。
第二个进步阶段：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
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又有了新发展。孔子讲个人修为，孟子荀子讲符合封建社会的政治理念，但这些讲的都是具体的“事务”。汉儒们则为儒家学派搭建了一个抽象的世界观、宇宙观。
这个“宇宙观”是博采诸子百家众长，比如采用了阴阳家“阴阳”的概念，采用了名家抽象与具象的概念，采用了占卜家的“五行”概念。包括被后世认为儒家经典的《易经》，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只是一部先秦时期讲占卜的书籍，而附于《易经》之后的《易传》，则是汉儒们在此基础上，用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所构筑的一个宇宙观。
董仲舒永远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这样说未免有过于抬高儒家，汉武帝毕竟是不世出的一代雄主，他对于意识形态从来是“拿来主义”，什么有用有什么，说“独尊”未免言过其实。
董仲舒的贡献，就是把儒家形而上的宇宙观，与形而下的政治理念联系了起来，发明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为皇帝的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在这个阶段，儒家思想当然是积极的：第一，它并不仅仅是为皇帝提供了合法性，更为“大一统”提供了合法性。事实证明，秦始皇搞得那一套——用超级精密的技术官僚系统和面面俱到的律法——来维系大一统王朝，还是太超前了，生产力达不到。除了“硬件设施”，还必须要“软件设施”，于是董仲舒搞了一套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
第二，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人类基本把该探索的地方探索完了，用即时战略游戏的话来讲就是“地图开全了”，于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4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相遇了，所以注定会发生由生存危机、地图边界引发的战争。
汉武帝的伟大在于，他领导了第一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总决战，而且打赢了这一场总决战，为农耕文明稳定了数百年左右的黄金发展期，更为后世定下了基调，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农耕文明被称为“汉族”的原因。所以董仲舒为这一场总决战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必然是积极意义。
都说汉武帝时代百姓苦，那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场总决战打输了，匈奴骑兵天天南下打草谷，人口都被掠为奴隶，黄河流域成为战争前线，那这就不苦了吗？甚至整个历史走向都会发生变动，农耕文明再次产生伟大的向心力恐怕要推后数百年。
第三个进步阶段：韩愈的“道统”。
董仲舒为皇帝体制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即“法统”，但随着历史发展出现了一个问题：皇帝的权力过大了怎么办？
经过了贵族地主阶级时代、士族地主阶级时代，从隋唐开始历史逐渐进入了最为稳定的庶族地主阶级时代，那么逐渐掌握国家真实权力的庶族地主阶级（主要是文官集团），也迫切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支撑。
于是韩愈提出了与“法统”相并行的“道统”——这个道统指的是“圣人的思想”，儒家的圣人就是尧、舜、禹、周公、孔、孟。我们文官士大夫集团，不光要辅佐皇帝做好“天人合一”，也要依循儒家的“道统”行事。
从此，文官集团与皇权共享了意识形态合法性。
即便到了道统阶段儒家思想的存在也依然是积极的，首先皇权就是需要限制，一个寄希望于基因遗传的不确定性的首脑，确实不如经过层层考试选拔上来的文官集团靠谱——当然文官集团做大之后也有文官集团的腐朽，但这是另一码事了。
同时我们也要考察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唐儒们重提儒家思想、重提圣人先师们的教诲，是在佛教思想广泛传入中华大地这一关键节点上。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但成为了普通人民的精神寄托，更进入庙堂诞生了几位“信佛皇帝”。
毫无疑问，佛教教导信众安于现状、今生行善、寄托来世的理念，很好的消磨了底层人民抵抗意志，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但是，僧尼不事生产、不交税，还进行意识形态入侵，俨然成为了封建王朝的一块毒瘤。于是统治阶级对于佛教思想是非常摇摆的，平时对于佛教的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过于坐大的时候就进行“灭佛运动”。
而此时还处于积极形态、尚有作为的文官士大夫集团，成为了反对宗教入侵的先锋队，韩愈此时重提“圣人先师”的道统，就是为中华民族自两晋南北朝乱世之后重拾“文化自信”，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韩愈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之一就是《谏迎佛骨表》，这篇文章写得气势恢宏：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
当从皇帝到贵族，从高官到百姓，都对着从印度传来的所谓的“佛祖舍利”顶礼膜拜时，只有韩愈大声疾呼——这是脏东西啊（朽秽之物），快丢掉！
信奉佛教的唐宪宗一怒之下要处死韩愈，后来经由大臣们劝说，唐宪宗毕竟也是一个明君，从死刑改为流放潮州，于是就留下了那篇现在还写入我们中学课本的经典诗作：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事实证明，任何宗教化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开启了“黑暗的中世纪”，启蒙运动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世俗国家与教会集团进行切割提供理论基础——即“理性”思想。那时候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为什么特别推崇中国呢？因为建立摆脱教会统治的世俗国家、自由城邦，是中世纪欧洲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最高梦想。
伏尔泰看中国历史都馋哭了，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如果说哪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
伏尔泰的小说中，很多都体现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比如许多小说都倡导“仁者爱人”，在小说《查狄格》中更是直接照搬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他还根据元曲《赵氏孤儿》，写出了剧本《中国孤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孟德斯鸠这样夸赞中国：“他们帝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他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行省的长官在离任时不能赢得他百姓的称赞时，就要受惩罚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使入侵者采用他们法律的国家……”
为什么启蒙运动领袖人物如此夸赞古代中国，甚至都到了有点“跪舔”“失真”的地步了呢？一方面因为他们要“借东讽西”，攻击落后的西方封建国家和腐朽的教会。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而这些文化中具有着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所以被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推崇备至。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不信教——子不语怪力乱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里就包含了一种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精神。看看我们的神话和传说故事：盘古开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每一个都是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相比于西方神话人匍匐于神的怒火、畏缩于自然灾害面前，中国神话传说故事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这也体现着我们与众不同的民族精神。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俗国家，这离不开从孔孟到韩文公一代又一代圣贤的思想光辉。我们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并不仅仅讲他的文笔，更有他高贵的思想性于其中。
同样，与韩愈同时期的好友柳宗元也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比韩愈更先进、更唯物、更左翼。柳宗元是属于法家，当年跟韩愈打了不少嘴仗，以后人的视角来看韩愈属于被碾压了。这正好又要回到本文“儒法大辩论”的主题中了，后文中会详细分析柳宗元的思想。
不过在讲法家之前，还有儒家“三个保守阶段”没有讲完，我们首先要看儒家的保守化、落后化，以及从清朝就开始的反动化，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三）封建社会保守化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沿革，已经远远不是“儒家”本身了，而是整合了中华文明众多优秀思想成果——在宇宙观、世界观上吸收了名家、阴阳家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在个人修身上吸收了道家、佛家（注意在中国文化的同化下，“佛教”已经转变为了“佛家”）思想。所以说既然要思想解放运动，必须要先从儒家“辩”起，这是总体性的。
正如上文所总结的，儒家思想（或者说整个封建社会的总体思想），经历了三个进步阶段和三个保守阶段，这三个保守阶段分别是：第一，南宋理学思想的兴起；第二，明末东林党的崛起，和对心学的打压；第三，清代的万马齐喑时代。
这其中第一个阶段尚可以用“保守化”来形容，第二个阶段就已经是“腐朽和堕落”了，等到了清朝尤其是晚清，就必须使用“反动”这个词了，但凡换一个都是避重就轻。这也是为什么1919我们要以一个惨烈的决绝，全面搁置了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因为旧思想已经“反动”到没有出路了。
我们还可以看出：以盛唐为分界线，之前的儒家思想都是起到积极作用为主的；而唐朝之后，尤其是宋、明、清，儒家思想就开始变得保守、消极、堕落、反动。这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脉络是相一致的：以盛唐为分界线，前面是封建时代的上升与扩张期，后面是封建时代的落后与保守期。
这就是那个颠簸不破的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明朝中后期，因为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出现、发展，产生了新的进步思想：心学思想。
上文中说过，学界的说法是孟子是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荀子是儒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这是思想层面的考量。而从政治立场来说，我认为可以这样分辨——孟子和荀子是儒家中的左翼，孔子是儒家中的右翼。
因为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保守化的、讲究复古的，认为人类最美好的时代是尧舜禹和周公的时期，所以我们要恢复奴隶主时代的“礼制”。而孟子和荀子则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觉得可拉倒吧，都TM到战国了，梦里的大周早被打烂了，咱们得向前看，构筑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后文会分析，荀子的思想衍生出了法家的传承；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也逐渐剥离了孟子的先进观念，比如孟子主张只要君主不仁，那么人人都可以“弑君”，这是为天下除害，后来可没人敢这么提了。
但是等到了朱熹理学时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了不可置疑的真理，孟子的思想逐渐被剥离了儒家思想发展脉络。
朱熹注的《四书》——而不是《四书》本身，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指定考试书目，这就是儒家的右翼终于掌握了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权，孟子成为了立在罂粟田上的李师父。
但是孟子这一脉的传承从未断绝，发展到明朝中期产出了最大的成就：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孟子-程颢-陆九渊-王阳明”这一脉重新成为了一个进步主义的传承，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明最后的绝唱——这在后文中会详细分析，心学被明末的保守势力联合打压，而满清入关彻底斩断了进步主义的可能性，从此“传统文化”只剩下腐朽、堕落与反动。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看这三个保守阶段。
第一个保守阶段：理学思想成为统治意识形态。
因为韩愈提出了“道统”思想，言必称“圣人先师”，所以随着时代的演变，很多泥古不化的老顽固被称为“道学家”；而程颐朱熹的理学思想提出了更加保守的“三纲五常”，信奉者则被称为“理学家”。在惯用的语境中“道学家”和“理学家”会混为一谈，这从群体特征来说问题不大，但是我们不能把韩愈的思想和朱熹的思想混为一谈。
正如上文所述，韩愈的思想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毫无疑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朱熹的思想消极意义更多一些——主要是为废物不堪的南宋小朝廷寻找新的合法性——如汉唐一般开疆扩土、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合法性注定找不到了，那就从“形而上”的理论去寻找吧，从“理”和“气”中找抽象概念吧。这个概念找得确实挺成功，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提供了充足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所以说必须要把韩愈和朱熹区分来看，抛开个人品德和文学水平，以历史意义的维度来评价，韩愈的思想也是积极的、进步的，朱熹的思想则是消极的、反动的。我看包括学术界在内，绝大多数人要么一吹就吹两个，要么一贬就全都贬（当然学术界普遍比较落后，没有几个敢说朱熹坏话的，贬多来自于网友讨论），这都是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问题。
理学把“三纲五常”上升到了“天理”的级别：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这其实是在为已经走下坡路的、越来越腐朽堕落的封建王朝和地主士大夫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
正如上文所述，秦始皇的合法性来自于横扫六国大一统，汉武帝的合法性来源于正面干翻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大帝国，唐太宗的合法性来源于颉利可汗在长安跳民族舞蹈。大宋、尤其是南宋，什么都没有，难道要提风波亭和驴车漂移吗？或者“臣构言”？
所以就必须要搞这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曾经最反对宗教的儒学，也开始用宗教性的不容置疑——天理——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了。从理学开始，“儒学”变成了“儒教”，宗教化正是儒家思想走向保守、腐朽甚至反动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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